民族构建、国家构建和民主之路

　　[摘要] 自晚清帝制衰落以后，“强国”一直是中国的普遍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要任务就是民族构建。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强国”愿望与其他东西纠缠在一起。1978年以后，新政策的推行带来了经济的迅速发展。构建一个适应现代社会和经济的高效国家将是中国未来几年政治议程的首要任务。它还需要构建一种市场管理体制、一种福利国家和一个法治政府，将治理中的透明、问责和公开制度化。在通向民主的道路上，中国可能首先承认市民社会的独立性，其次实行党内民主，最后逐步放开地方选举，并向上扩展。从这些趋势来看，在2010—2020年，中国可能进入“半民主制”， 2030—2050年可能进入完全民主制。

　　[关键词] 民族构建 国家构建 政治改革 民主

　　一、革命和毛泽东时代的民族构建

　　自20世纪头10年代和20年代开始，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能够向中国民众允诺一种建设新中国的计划，这种能力是其对手民族主义者(中国国民党)所不具备的。[i] 双方都试图向中国民众提供同样一种社会契约，这种持续几十年的竞争以1949年共产主义者的胜利而告终。共产主义以其对中国现实更好的把握和优越的组织力量，被中国民众看作更好的选择。

　　对新中国的展望集中于“民族问题”：民族独立、人民生活和主权民享。中国国民党将此问题看作为“三民主义”而奋斗：民族独立(民族)、人民主权(民权)和人民生活(民生)。共产主义者将民族问题看作“三座大山”的压迫：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压迫(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家对经济的控制(官僚资本主义)。

　　自晚清帝制衰落以后，“强国”一直是中国的普遍要求。1840年后西方的侵略和挑战，使中国人预感到民族分裂和殖民化的可怕前景。晚清的“洋务运动”、1898年的百日维新以及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科学民主运动都是对这一民族危机的回应。“富国强兵”主导着学术和政治争论。置身于全球民族国家兴起的浪潮下，遭受着西方列强统治的中国，追求的不是“现代”国家，而是“强国”。[ii]

　　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要任务就是民族构建。在毛泽东及其革命战友的领导下，这项计划有着经济、社会和国际等方面。从经济上来讲，这意味着快速的工业发展，谋求全球社会工业大国地位。从社会上来讲，这意味着改革阶级结构，提高食物、基本教育和医疗卫生的公共占有。从国际上来讲，这意味着维护主权、国际承认和稳固的全球大国地位。

　　在毛泽东时代，经济独立成为民族构建的核心因素。事实上，从长远来看，在经济上屹立于世界之林是新中国的雄心。这迫使新中国选择了以发展重工业和“大力”发展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战略。在苏联最初的支持下，经济战略也决定了其他领域的结构和政策：人口计划、城乡差别、对外贸易以及高等和技术教育等等。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下(后来的中苏关系破裂又使其更加恶化)，中国进入一个漫长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时代。

　　尽管取得了重大成就，但现在看来，这种发展模式的社会、经济和人力成本显然是巨大的。由于低技能劳动的大量存在以及资金和技术的严重匮乏，中国重点发展重工业就意味着与自己的比较优势背道而驰。彻底禁止私有企业、“大跃进”等错误计划以及将重点工业建在或移置于西部山区的三线工程只能使形势更加严峻，实际上是灾难性的。

　　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尽管在基本食物、教育和公共卫生的供给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中国经济仍是非常低效和极度浪费的。工业产出低下，消费品匮乏。尽管稍稍摆脱了饥饿，但大多数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仅仅处于贫困线以上。而且，毛泽东主义鼎盛时期的政治动荡、文化大革命和大跃进导致了严重的饥荒、残酷的暴力和混乱。1976年毛泽东的逝世最终结束了这一时代。两年后，巨大的转型开始了。

　　二、从改革到经济奇迹

　　邓小平的政策转型基于这样一种信念：中国的经济战略不起作用了。1978年后通过非集体化对农村能量的释放，逐步放开对私有企业的限制，经济特区和沿海城市向国际经济的开放以及向轻工业和消费品的转向，构成经济发展战略的一系列变化。[iii] 这种战略运行得异常良好，带来了经济的腾飞。最终，“中国奇迹”诞生了。[iv]

　　尽管是经济战略，但它也只能在中国及其民族构建计划框架之内来理解。20世纪80年代早期，包括经济发展在内的所有国家政策都被塞进“四个现代化”概念之内。60年代，党第一次提出“四个现代化”作为国家的长期目标，并在文革后期面临国内困境时，重申了这一目标。作为口号，它能号召全体人民团结在党的周围，努力建设强大的国家。

　　当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使中国走上新的经济道路时，四个现代化被重新提出来。经济改革和快速发展将推动中国成为强大的工业国家。由邓小平领导集体提出的三步走战略包括：(1)人均GDP比1980年翻一番;(2)到2000年，人均GDP再翻一番，达到1000美元;(3)到21世纪中叶，人均GDP翻两翻，2030—2050年达到4000美元。[v]

　　第一步使中国摆脱贫困，最终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使中国成为小康国家。邓小平及其继任者预言，当第三步实现时，中国将成为“中等发达国家”。

　　这些国家目标不断被修订和完善。但有两点是不变的。第一，要通过与其他国家的对比来衡量中国的成就——有什么样的人均GDP，中国就处于什么样的国家行列之中。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要永远认识到自身参与着国际竞赛。“大跃进”时期(1959—1961年)的口号是超英赶美。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主流媒体谨慎地指出，中国GDP将一个一个地超越除美国之外的七个国家。[vi]

　　第二，这些交错的目标所对应的时期与政体治理时期是一致的。建党一百周年前后(大约在2020年)将是达到重要的发展水平之时。执政一百年(大约21世纪中叶)也是另一个重要的参考点：中国将成为“中等发达水平的国家”。

　　综合起来看，这两个不变的重点表明，“强国”理想是政体和人民之间社会契约的重要组成部分。政体的合法性在于它能够推动中国走向民族强盛。以这样的使命感，党继续自称为民族的先锋，进入21世纪以来将自身定义为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最先进的文化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三、百年梦想

　　1978年后的民族构建在经济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功。2000年，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大国。困扰了中国几千年的饥荒似乎已绝迹。城市家庭日益享受着中产阶级生活水平。尽管存在着社会不平等、失业、腐败和环境破坏等难题，但一个小康社会毕竟已经出现。

　　然而，国家仍在不断更新着民族构建话语，将一个又一个新计划提上国家议程。国家的工业力量仍具有民族号召力。比如，党将大量资源投入太空计划。从1999年无人飞船的发射，到2003年首次载人飞行和2008年首次太空行走，神舟计划为提升民族自信心起了很好的作用。下一个目标是将中国宇航员送上月球。

　　随后，建造航空母舰和大洋海军，建造世界上最大和最快的高速铁路，建造大型喷气式客机，以及建造世界上最大机场和最长大桥，都指向国家的“强国”计划。人们不禁要问：当这些全部实现而中国也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时候，党还能提出什么目标?

　　自毛泽东时代至今，民族独立和强盛的梦想也主导着中国的外交政策。20世纪50年代向苏联“一边倒”只是因为后者许诺承认、保护和支持中国的民族独立。从那时起，新中国的外交行为就同时伴有两个特征：由于过去西方的统治而形成的受难感和持续不断的民族危机感。两者共同作用导致对大国地位的强烈追求。

　　在民族独立和统一方面的强烈危机感首先导致在朝鲜半岛的对美战争，它的影响仍然决定着今天的区域和全球政治。这种假想的对民族独立和主权的威胁还导致了与苏联的决裂，从而增加了未来几年的安全威胁，包括苏联及其盟友从北面和南面的威胁。同时，为了消除不安全感，追求大国地位，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即使遭受着经济崩溃和政治动荡之苦，新中国仍开展起艰巨的核武器计划。

　　直到90年代以后这种不安全感才开始消退，中国逐渐成为全球政治中更加“正规”的角色。以其新近获得的自信心，中国开始更积极地参与区域和全球的制度和框架。然而，不安全和民族统一受威胁的情感仍然会困扰着北京，一旦爆发，常常会导致高度防御性行为。正如在西藏问题上所做的那样，西方现在必须学会理解这一点。

　　只有对自己的民族充满信心，中国才开始积极地参与在全球治理难题上的合作。为了促使中国参与解决全球变暖、能源安全、金融稳定以及防止核扩散等问题，国际社会需要使中国确信，其地位和利益受到尊重。“中美共同体”(Chimerica)对世界的共同治理或许夸大了中国的力量，但美国更强烈地要求中国起重要作用的意愿将是有益的。

　　对民族强盛的追求在体育领域也表现得很突出。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中国就致力于在国际比赛中赢得奖牌，而每一次胜利都被赞颂为对“东亚病夫”情结的消除。第一个赢得世界冠军的中国人，第一个女子世界冠军以及第一个打破世界纪录的中国人，都被铭刻于公众记忆和官方历史中。好像田径场、高低杠、跳水池以及乒乓球桌上的胜利足以使中国成为强大民族似的。

　　这种情况延续到后改革时代的中国。80年代初女子排球队夺取冠军，在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上中国取代日本成为获胜者，以及中国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首次登场，都有利于雪洗过去的民族耻辱。另一方面，1985年男子足球队负于香港，从而无缘次年墨西哥世界杯，引发了城市骚乱。

　　在后洛杉矶愉悦之后，中国队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令人失望的表现，导致全国上下高呼“失败”。在争取2000年奥运会举办权时负于悉尼的伤痛，只能随着以后几年中国队在奥运会奖牌榜上的名次提升来治愈。只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被普遍认为取得巨大成功以后，所有这一切才宣告结束。当盛大的开幕式在2008年8月8日晚8：08举行时，中国媒体欢呼道：“中国的百年梦想终于实现了。”

　　四、21世纪的国家构建

　　在建国60年之际，中国的“民族问题”似乎已经解决。现在，中国已是世界经济大国，并被认为在许多全球重大问题上起着重要作用。但台湾问题尚未解决，新疆和西藏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建设仍提出挑战。但无论如何，中国的民族独立似乎已稳固地建立起来，其“强国”地位也得到国际上的承认。

　　但是，正当中国在民族工程上取得长足进步的时候，国家建设问题也已经浮出水面。“国家建设”包括发展高效的管理制度，以满足发展的、社会的和政治的需要。尽管有着许多缺陷，但毛泽东式的国家足以完成它所承担的主要任务：侧重城市的重工业发展战略，社会渗透和控制，以及国家防御。一时间，列宁式的党国(party-state)甚至可以赢得许多崇拜者。

　　1978年后，当“失败国家”(failed states)遍布全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西方施舍者的监护下努力建设“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时，中国则表现出惊人的能力，启动经济发展，摆脱贫困。这表明中国的行政结构和制度对经济发展极为有利。[vii] 这种政治经济制度不仅能够消解民主化的压力，[viii] 甚至还产生了一种“中国模式”论断，从而与“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相对抗。[ix]

　　但是，这种制度的弱点和缺陷很快就暴露无遗。事实上，治理上的难题正是由中国自身的成功造成的。20年来的经济扩张、市场化和城市化所形成的社会经济，开始压制现行的国家制度。90年代，治理危机笼罩在中南海的上空。从1998—1999年国有企业重组引发的工人抗议开始，许多社会、经济、生产、环境和公共卫生危机迅速升级。

　　为中国的现代社会和经济构建高效国家的挑战——“重塑利维坦”(remaking the Leviathan)[x] ——在未来几年将主导中国政治议程。中国需要构建一个高效运转的国家，来管理食物和药品生产、生产安全和环境保护等等。它需要构建一种市场管理体制，来监督而不是干预金融和工业部门。它还需要构建一个福利国家，向13亿居民提供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

　　为了使透明、问责和公开制度化，党宣布中国将构建法治政府。客观和普遍的法治将取代对腐败的个案式处理或政治运动，而这两种方法正是党至今仍然特别倚重的。2004年初，政府发表了一份构建“法治政府”的计划。

　　在这些政府文件中，法治、合法程序和公开等崇高目标被适时地提了出来。现在的真正挑战是能否和怎样实现这些目标。有限的、法制的但同时又是高效和服务的政府是一种理想，但一党政体能否成功则仍然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五、“民主是个好东西”

　　如果说国家构建计划已开始运行，那么民主计划则只是稍做尝试。中国刚刚走出文化大革命，紧接着在80年代早期则是一个短暂的自由主义时期。但这种公开和多元化的初春很快就在1989年结束。在以后的20年中，政治改革和民主被最大限度地从国家议程中抹去。据说民主要缓行。

　　而且，国家控制公民不服从的能力似乎足够强大。自90年代后期以来，全国每年都爆发成千上万起群众抗议事件，但都被政府有效地解决了，它们很少能影响到本地区之外。对于试图将互联网作为政治动员手段的任何活动，国家是绝不容忍的。这种压制性的、极端严厉的维护稳定的方法，尽管成本很高，但毕竟仍是有效的。

　　然而，国际经验和全球研究表明，高生活水平几乎不可避免地要求政治公开。而且，社会富足的扩张意味着公民将逐渐拒绝将经济成就作为政体合法性的基础，或至少会对此表示漠视。[xi] 有研究发现，以中国目前的收入水平而言，它在任何一年向民主转型的概率都接近10%。随着中国人均GDP的增长，这种概率还会增加。

　　事实上，作为30年经济快速发展结果的中国社会政治结构转型，要求国家结构的重新构型。在当前一党体制下，庞大而快速发展的城市中产阶级被严重忽视。国家社团主义不能容纳各种不同的社会利益。数量众多的公民社会组织已经形成，使国家不能监管它们，更不要说控制了。各种研究表明，先前在中国政府注册的390,000个非政府组织或许只占总数的10-20%。

　　而且，尽管国家下大力气进行控制，但媒体尤其是互联网正在获得一种独立而重要的声音，发生着“静悄悄的革命”。[xii] 在促进政治解放和社会掌权的过程中，互联网正在起着重要作用。[xiii] 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赞成民主。在讨论会和课堂上，在餐桌旁，人们热烈地争论“民主”和政治改革。现在，党内自由主义学者正在公开宣布：“民主是个好东西!”[xiv]

　　党名义上将民主作为政治发展目标。然而，它对民主的看法却停留于一党统治结构之内。它公开支持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选举，并满口承诺构建“民主决策、民主选举和民主监督”制度。但在未来几年中，它将使用各种手段来推迟引进多党选举。

　　六、前进之路

　　本文提出以下设想，作为未来几年中国走向民主极有可能采取的进步之路：第一，政治体制将以可行的方式承认公民社会的独立性。由于非政府组织正在超出国家的控制和监督能力，国家不得不转向一种以法治为基础的调节框架。国家不得不退出对公民社会组织活动的直接控制和干预。

　　第二，党内民主将起主导作用。党内新制度将规范党内竞争并加强内部监督。副省委书记可能由党委来选举，至少由党委投票确认。重大任命也将进行投票确认。党内纪检制度将被彻底修订。

　　第三，地方选举将逐步放开，并向上扩展。镇议会和镇长可能要自由公开选举。所有这些改革都将是缓慢进行的，先是试点，然后是在各地正式推广。实现县级自由公开选举——选举县级官员或代表，组成更有权力的县议会——或许需要15年以上的时间。然而，一旦自由选举在县一级站住脚，通向完全民主的道路也就铺平了。

　　由于有着后见之明的优势，未来历史学家将会看到，从1949年到2049年，中国最初的一百年可划分为三个非排斥的阶段。在最初60年，中国着重建立独立的民族地位。尤其是从1980年开始，它大踏步地进行民族构建，并成为拥有世界最大经济体之一的强国。当中国步入60周年之际，除了强大的经济基础，它还具有了重要的全球影响。由于达到了小康社会，中国人也就获得了基本的社会经济权利。

　　第二个阶段可能是从2000年前后到2030年前后，主要任务是构建现代国家：法治的、透明的、可信赖的、有限的但又是高效的政府。到2030年前后，中国需要拥有一个高效的国家和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达到一定的法治程度，公民权利得到有效保护。在许多方面，这种国家构建过程还包括将民主因素融入政治和行政体制之中。

　　事实上，党内杰出的政治思想家指出，到2020年，中国将拥有一个“民主平台”。[xv] 中国人的想法是，在政治改革中将善治和民主结合起来。[xvi] 因此，自2000年前后开始，中国的国家构建活动就包含了扩大参与和代表等民主因素。2010至2030年之间，中国的主要政治任务将是构建提供善治的制度，同时为其民主的未来准备一个强大的国家。

　　由于拥有相对高效和功能良好的国家(将包含有限的民主制度，如自由的地方选举和独立的公民社会)，中国很可能在2020年前后(即2015—2025年)进入美国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所谓的“部分自由”行列。这将使中国变成“半民主制”。事实上，《民主杂志》(Journal of Democracy)上的一篇文章已经预言中国将在2015年达到“部分自由”(半民主)。一项跨国研究表明，这种情况将在2010至2015年之间发生。[xvii]

　　2020年之后，中国将最终实现现代自由民主制度。这个过程或许需要很长时间，但它也需要快速而不间断的推动。如果县级选举能在2020年举行，省级选举能在2030年举行，那么就可以预言，2040—2050年，国家机关也很有可能实行某种竞选。

　　从2009年起，在下一个10年里，中国有可能变成半民主制，再过二三十年，就可能变成完全民主制。因此，到本世纪中叶，距1949年建国大约一百年之际，中国将达到党预言要达到的那种状态：富强、民主和文明的国家。那将是中国百年梦想的真正实现。

　　Nation Building, State Building, and the Road to Democracy: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60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 王正绪博士是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研究学院中国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和研究协调员。他感谢姚树洁教授、Richard Pascoe、郑永年教授、Ellis Joffe教授和其他同事对本文初稿给予的有益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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