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写了《韩三篇》，我就写《周四篇》吧。第一篇讲的是“革命”如何定义，第二篇讲“自由”，这是第三篇，谈谈“民主”。
俞可平老师有一篇大文，《民主是个好东西》，我非常赞成。我就接着他的话茬往下说。
民主是个好东西，但这是指好民主。好民主才是好东西。也就是说，除了好民主，还有坏民主。好民主衰败了，堕落了，腐化了，就变成坏东西。好民主，就是自由民主；坏民主，就是民粹民主。
自由民主的“自由”，上篇文章讲过了。而自由民主，就是自由和民主结婚，生下的女儿，就是自由民主。为什么是女儿，不是儿子？因为现在女权嚣张、男权衰微，说是儿子，我就“政治不正确”啦。
自由民主的“民主”，是指“平等的政治权利”，也就是第二代人权。但什么是“人权”？——
人权，就是所有自由宪政国家的宪法，和联合国几个人权公约中所载明的，每个人都必须享有的、平等的自由权利。人权也有一个逐步递进的历史过程，从第一代人权的“最基本自由权”——生命、财产、居住、迁徙、择业、创业、经营、订约、信仰、思想、言论、出版、通讯、集会、结社……等等自由，到第二代人权的平等的政治权利，再到第三代人权以平等的社会保障权和社会福利权为核心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自由民主的民主是“权利”视角的民主，它是人权即自由权利的一部分，所以和自由完全一致，没有冲突。如果我们有勇气把自由民主的内在逻辑推到底，那么很显然，“自由”已经涵盖了“民主”（即平等的政治权利），没有必要再单立一个“民主”的名目。自由民主就是、也只能是自由宪政——包含平等政治权利在内的自由宪政。当今的大多数西方人习惯成自然，省略了修饰词“自由”，把自由民主简称为民主，毋宁说是正好搞颠倒了。其实“自由民主”恰恰应该省略掉“民主”，简称为自由。
那么，什么是民粹民主呢？
这又得首先定义“民粹”。
民粹主义，英文是Populism，又译为“民众主义”、“平民主义”、“人民党主义”等，其含义的要点大致可归纳如下：激进知识分子把农民理想化，幻想绕过资本主义在传统农村社会的基础上推行社会主义；迎合“人民”，反对精英；主张直接民主，反对代表制、反对代议制间接民主；反对外国人和外来者；不能容忍多元性；敌视个人主义、知识和文化；反对资本主义和“腐朽”的城市生活；等等。总之，指一系列冠以“人民”之名义的主张、活动和手段（参见《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卑践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历史是奴隶们创造的”等毛泽东的名言，正是民粹主义最通俗化的生动表述。
至于什么是“民粹民主”，我看我还是引述大师吧：
本源的、本义的，“不带修饰词”的“纯粹”民主，“少数服从多数”的民粹民主起源于古希腊，它是指“多数人的统治”。请特别注意：民主的词义“人民的统治”中的“人民”根本不是指全体国民，甚至不是全体公民！“国民”即城邦全体居民当中只有大约1/10是有政治权利的“公民”，即自由民成年男性，奴隶、妇女、小孩和外邦移民都不在其中。而“多数人的统治”当中的“多数”，仅仅是指公民当中比较贫穷的那一部分人，即自由民成年男性中的中下阶层，那1/10人口中的多数穷人。
可以说，实际上直到法国大革命的时代为止，人类历史上根本就没有过占国民多数的“多数人统治”这回事，这“多数”仅仅是极少数人（即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中的穷人；而法国大革命的“多数贫穷国民的统治”则毫无“统治”或“治理”可言，不过是多数群众的恐怖暴政、半无政府状态加上罗伯斯比尔的个人独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就是这么一幅景象吗？不过是罗伯斯比尔被毛泽东替换了而已）。多数人的统治（“人民的统治”）从一出世就名不符实，后来也从来没有名实相符过。
更大的问题还不在此。对多达156种希腊政体做过比较研究的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古代希腊名为“人民的统治”、实为“少数自由公民中的多数平民（或穷人）的统治”的“民主”又有大不相同的两种：一种是以城邦全体人民的利益为依归，遵照正义良法而治的“温和民主”，后世把它称为“共和”；另一种是多数穷人只照顾穷人(与富人相对)或平民（与贵族相对）自身的阶级私利，不依照法律的、任意专断的统治，这就是“极端民主”。极端民主是温和民主败坏之后的“变态政体”，它起源于伯罗奔尼撒战争战败后雅典城邦民主的衰败期。此时的雅典城邦，公益心丧失，公民美德崩坏，共识破裂，各种人各谋私利、互不相让，阶级斗争、政变、内乱此起彼伏，最终以善于蛊惑煽动穷人，非法篡夺权力的“僭主”、“民众头领”的独裁和外族（马其顿）的征服告终。
古代雅典的城邦民主产生于公元前五世纪，那时的人类文明还很幼稚；希腊则刚刚脱离原始部族社会不远，当然就更加幼稚。而恰恰因为希腊处于文明的幼年期，使得民主成为可能——希腊城邦民主无非是原始部落军事民主的延伸。也正因为如此，古代希腊的民主很不完善——首先是根本没有近代自由民主的个人自由和人权保障概念，当然也不会有相应的法治、宪政等等制度安排；其次，抽签当官、公民大会多数决策式的直接民主导致决策和治理水平低下，这是招致雅典最终战败投降的最主要因素；第三，希腊的直接民主离不开奴隶制所提供的经济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公民们绝大多数时间精力耗费于谋生，哪有可能成天开会搞政治？第四，希腊城邦无时无刻不处于战争状态，没有这种严重的外部威胁，城邦内部的团结互助很快就会烟消云散，变成阶级战争、贫富恶斗；第五，支撑雅典民主的浩大公共开支，很大一部分仰仗对提洛同盟（所谓“雅典帝国”）其它城邦的压榨剥削，而不是来源于自身的经济能力；第六，雅典城邦的强盛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有伯利克里斯等杰出领袖的领导，但这在雅典的直接民主制度下恰恰是少见的例外，杰出人物通常不但不被信任，而且时时面临被“陶片放逐”的危险；第七，希腊城邦是小国寡民的熟人社会，和当代广土众民的陌生人社会根本不可同日而语；等等。试想两千五百年前的远古社会和当代高科技的信息社会差别有多大？这是小孩子都不难理解的，十足荒唐可笑的是，几乎全世界的左派却完全不顾两者之间的天渊之别，放任罗曼蒂克的幻想汪洋恣肆地泛滥，一厢情愿地把雅典城邦的直接民主、甚至是直接民主败坏之后的极端民主当成当代的理想！
其实不必费那么多理论的口舌，用一句最通俗的大白话来说，起源于古希腊城邦的“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无非就是穷人、弱者、无知者依仗人多势众，迫使富人服从穷人、强者服从弱者、有知识的人服从没有知识的人。揭去一切漂亮衣衫，究其实质，“少数服从多数”就是多数人的专制，再往前走一步，就是多数暴政，而这里的“多数”，就是指占人口多数的穷人、弱者、无知者。无论后来的一切极端民主派怎样费力替他们心目中的神圣教义涂脂抹粉，也无法掩盖“纯粹民主”亦即极端民主这一最核心的秘密。
极端民主在随后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衍生出众多子孙——源于卢梭的法国大革命式的民主，巴黎公社式民主，直接民主，大众民主，“革命民主主义”的民主，民粹民主，文化大革命式的“大民主”， 20世纪六十年代法国学生造反式的民主，等等。其中和当前中国现实关系最为密切、根基最为深厚的，当属民粹民主。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实在就是登峰造极的民粹民主。所谓“民粹”，可以简单理解为“人民崇拜”（“人民”指多数穷人、底层民众、体力劳动者），把穷人神化、道德化，从同情穷人变成美化穷人,从美化穷人滑向歌颂贫穷愚昧，“富则修”，“越穷越革命”，“知识越多越反动”。
如果我们把话照这样说清楚，那些胡批韩寒的胡扯就不攻自破了。所以我不得不说，韩寒了不起！最后，我还要再说一句：韩寒加油、加油、加油！！
下一篇，谈谈民主需要什么素质。
（周拓 ，北京新时代致公教育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治理通讯》总编） 写于201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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