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4日晚上，在民革界别入驻的北京铁道大厦，全国政协委员、民革重庆市委会副主委、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生龙，不顾白天的疲劳，接受了本刊记者独家专访，聊起了他今年提交的关于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的提案情况。
聊的过程中，本刊记者一下子被他的“三治”融合理论的这个新提法吸引住了：“自治引领、法治保障、德治感化，通过‘三治’融合，最终实现良法善治!”
已经是半夜时分了，采访者与被采访者也都没有感到丝毫困意。
通过“三治”融合实现良法善治
“‘三治’融合的含义什么?什么情况下提出‘三治’融合这个观点的?‘三治’融合、良法善治与乡村治理及依法治国有何内在逻辑?”本刊记者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李生龙委员从路径、目的、终极价值取向三个方面向本刊记者进行了释疑解惑。
首先，“三治”融合给出了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路径。
“三治”融合的含义是：
自治是乡村治理体系的基础，我国实行村民自治制度，村民是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乡村自治做好了，就能充分激发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法治是乡村治理体系的保障，乡村治理必须实现法治化，自治只有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才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德治则是乡村治理的支撑，有利于提升自治与法治的效能，提高乡村治理的水平和质量。
其次，“三治”融合目的，是为了实现乡村的良法善治。
良法善治本身是一种多元治理、和谐治理的社会形态，“三治”融合的治理思路是基于当前中国乡村社会结构样态、发展状况、乡村公共事务复杂多元化等特点提出的，符合中国国情特点的新型乡村治理体系，与多元共治的良法善治目标相契合。“三治”融合能够激活乡村治理主体的协同力、融合力和创造力，发挥法治与德治正向价值，最大限度地包容、化解乡村治理中的矛盾与冲突，实现涵养人格美德、净化文明乡风、农民安居乐业、农村社会安定有序的良法善治目标。
再次，通过‘三治’融合实现良法善治，终极价值取向是全面实现依法治国。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础在基层，工作重点也在基层。建设‘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能够实现乡村的和谐稳定、长治久安、永续发展，有了乡村的良法善治，乡村法治才有了基本保障，全面依法治国的目标才能最终实现。
李生龙委员告诉本刊记者：“三自融合一一良法善治一一全面依法治国，是循序渐进、层层递进的一个逻辑关系。”
走访调研乡村治理困境
李生龙委员多次回到家乡，与家乡老百姓聊天交流，了解村民对完善乡村治理体系的迫切需要。实地考察走访重庆部分乡村，与乡村基层干部交流，深入了解当前乡村治理体系存在的问题、困境。
在走访调研的过程中，李生龙委员发现，健全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石，但当前乡村治理实践落后于乡村振兴的需求。
同时，由于现有乡村治理的顶层设计不完善、体制机制不健全、不同治理主体之间利益冲突，乡村治理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村级组织事务处理能力弱化，村民自治参与度低;基层干部群众法治意识不强，乡村法治生态欠佳;传统乡土文化断层，道德伦理约束式微”。
李生龙委员调研后认为，针对乡村治理体系中的问题，必须创新乡村治理体系，探索符合国情的治理模式，促成自治、法治、德治有机结合，相互衔接和补充，实现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破解“三农”发展瓶颈，建设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美丽乡村。
乡村治理三方面问题凸显
健全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完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石。李生龙委员调研后认为，我国乡村治理滞后于乡村发展，已成为制约“三农”发展的瓶颈，新形势下乡村治理问题凸显，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村级组织事务处理能力弱化，村民自治参与度低。乡村治理事务仍主要依赖上级党委政府，现有的自治机制中，村务自我管理、村民自主服务、村民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村民参与自治事务少，对村自治组织缺乏信任感。
二、基层干部群众法治意识不强，乡村法治生态欠佳。留守乡村的“老弱”人群，文化素养与法治意识欠缺，“能人”与“贤人”缺位，村务监督功能丧失。部分村一级组织被恶势力或“村霸”掌控，涉黑涉恶事件时有发生，少数干部独断专行、假公济私、滥用职权，恶化了乡村治理的法治环境。
三、传统乡土文化断层，道德伦理约束式微。以宗族观念、乡村习俗、村规民约为基础的传统文化受到市场经济“利益至上”等价值观念冲击，乡土秩序传承日渐中断，传统道德和伦理观念的约束力渐失，村级组织自主解决纠纷的能力弱化。
“三治”融合四点建议
李生龙委员告诉本刊记者，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包括今年在内至今发布了16个关乎“三农”发展的中央一号文件，“足见党中央、国务院对乡村振兴空前的高度重视”。
党的十九大也为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提供了纲领性指引，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应有效发挥自治的引领作用、法治的保障作用、德治的感化作用，在“三治”并举的基础上，促成“三治”相辅相成、融会贯通，实现乡村善治。
将“三治”融合发展、整体推进作为良法善治的抓手、路径或者方法，最终实现乡村振兴、依法治国的终极价值目标。
为此，李生龙委员提出四点建议：
一、强化党委政府领导，凝聚各方力量为“三治”融合筑基。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通过派驻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等形式，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整合现代乡贤和宗族力量，使其以文化道德力量教化乡民，增强乡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鼓励、支持和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作用，扩大其在乡村建设、公共服务、矛盾化解等方面的参与度，厚植乡村社会治理根基。
二、强化自治的引领作用，以自治促进法治与德治兼容互济。加强规范有序、自主创新、充满活力的乡村基层治理体系建设，引导乡村治理重心下移，激发村民主人翁意识，凸显“三治”融合的主体价值。尊重村民自主判断，在法律规则普适性与乡村需求差异性之间寻找结合点，制定符合乡情民意的治理规范，促成传统道德与现代法治的有序接轨、规则治理与乡规民约的交融互通，增强法治的接受度。关注村民的伦理认同与道德共识，根据村民认可的道德规范和风俗习惯提炼村规民约，促进村民对德治的认同和自觉信守。
三、坚持法治的保障作用，以法治保障自治与德治健康发展。强化法律在保护农民权益、维护乡村秩序、化解矛盾纠纷等方面的权威，促使“三治”融合有法可依、有据可循。以规则指引乡村治理实践，培育村民规则意识和法律信仰;发挥法律对公权力的监督制约功能，加强自治主体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开展工作的能力。以法律的强制约束力为保障，为乡村德治发挥作用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抑制传统道德文化中的消极因素，让德治在法治框架内充分助力。
四、注重德治的感化作用，以德治助推自治和法治平稳运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重塑乡村道德秩序，大力培育“三治”融合文化基因，为厉行自治和法治提供情感基础。注重优秀传统道德“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感化作用，营造乡村崇德向善、明德惟馨的德治氛围，提升村民道德水平与自治能力。弘扬德治的正向价值，发挥道德内在的浸润、规范、约束作用，培养遵规守矩、崇德尚法的文明乡风，降低法治的实施成本，推动乡村良法善治行稳致远。
“自治引领、法治保障、德治感化，通过‘三治’融合发展、整体推进，最终实现良法善治。”李生龙委员最后再次强调说：“其中，‘三治’的融合发展、整体推进十分重要，‘三治’中的自治、法治、德治相互依撑、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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