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良玉：我的三农情缘

　　我与农业、农村、农民有着不可割舍的情缘。我的学习、工作、生活和成长，从没离开那个让人们感到厚重而闪光的“农”字。“三农”使我痴迷于斯，照亮我的路，温暖我的心，哺育我成长，激励我前行，给予我太多太多的感知、感悟和感奋，赋予我永不舍弃的情感、责任和力量。

　　我出生在我国第一产粮大县吉林省榆树县，工作也在这里起步。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我从农业学校毕业后，第一个工作岗位就是县农业局，其后又在省农业局、农牧厅和省委农村政策研究室、农工部及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虽然变换了多个岗位，却从没离开“三农”这个行当；我先后在公社、县里、地委行署、省委省政府和国务院工作，虽然变化了多个层级，却从没离开“三农”这个事业；我先后在吉林、湖北、安徽、江苏等四省工作，虽然变动了多个省份，却从没离开国家商品粮基地和农业大省。我的履历说起来既较复杂，又很简单，尽管变换了多个岗位，走过了多个地方，经历了多个层级，但工作的主线主业就是“三农”。可以说，我和“三农”真是今世有缘，相伴永远。我的工作和生活已与“三农”紧紧相依并融合在一起，“三农”事业在我心灵上的印痕是刻骨铭心的。离开“三农”，就没有我的成长经历；离开“三农”，也不是我的真实人生。

　　在中国，“三农”问题始终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农业政首邦本的地位和繁重艰巨的任务、农村广袤秀美的神韵和滞后艰深的状况、农民朴实奉献的品质和劳苦艰辛的现实，使我的心灵和情感不断得到洗礼和提升。马不停蹄的“三农”工作经历，给我留下了往昔许多挥之不去的珍贵回忆，一幅幅鲜亮透明的图景不时映入我脑海，拨动我心弦，直闯我心扉，让我激情荡漾，难以自已。

　　一点一滴见真情，情自沃土缘在农

　　我对“三农”有着与生俱来的亲近之情。我家乡一带是松辽平原著名粮食产区，是世界玉米黄金带上的一颗耀眼明珠。家乡的父老乡亲爱在黑土，情在五谷，把务农种粮、养殖禽畜作为生计之本。小时候，我常常看到老人们教育儿女，要敬畏负载和生养万物的大地，要学会种地，学会养家糊口，学会吃上饱饭、穿上暖衣的本领。松辽平原盛产多种农产品，乡亲们爱种善种庄稼，由衷赞美和悉心呵护田园。父老乡亲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使我深深懂得种好粮食、吃饱穿暖对农家的重要，农业有个好年景是他们最真切的心愿，农产品卖上好价钱是他们最朴素的期盼。 我与“三农”的情缘，在学和干中不断加深。农民的培养教诲，长期的耳濡目染，使我学中情益浓，干中缘益深。我在县乡和地区工作时，经常与同事们一道进村入户开展工作。当时交通不方便、信息不发达，去村里一次不容易，一下去就要多住些天，有时十天半月，有时几个月。那个时候，下乡进村是开展农村工作的基本常态，驻村蹲点是同农民打交道的重要方式，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摸爬滚打在一起，是了解“三农”实情的基本功夫。20世纪60年代我曾在农安县合隆公社合心大队，70年代在榆树县于家公社五家子大队和谢家公社谢家大队，80年代初在扶余县大林子公社九坨子大队各蹲过半年多的点。至今，依然留恋村庄里那段淳朴火热的生活，不忘田野里那些鲜活艰苦的场景。在大地复苏的春天，我曾和“顺着垄沟找豆包”的农民兄弟一起扶犁、点种、“踩格子”；在烈日当头的夏日，我曾和“水一把、泥一把”的庄稼把式一块间苗、铲地和灭虫；在满眼金黄的深秋，我曾和满手老茧、饱经风霜的父老乡亲一道收割、拉地和打场；在风雪交加的隆冬，我曾和“狗皮帽子靰鞡脚”的东北汉子一同刨粪、送肥和交公粮。80年代中期我调到省里工作后，下乡调研仍然是经常的事，即便在国务院工作的10年间，我也先后下乡500多天，主要是到农区、牧区、林区、灾区和贫困地区。坐在农家炕头与农民促膝谈心、走进田间地头同农民唠磕干活的情景，至今我仍历历在目。

　　在我们这个农民仍然占多数的国家，怎么正确认识和看待农民，可谓关系重大、影响深远。由于种种原因，城市里的一些人并不完全了解农民、不真实理解农民，或多或少地对农民有陌生感、距离感、优越感，有的甚至有偏见。长期从事“三农”工作的实践和与农民直接打交道的经历使我深深体会到，我国这些“乡下老百姓”，他们的文化水平虽然不高，但道德素质却不低；他们在劳动中付出的辛劳和汗水虽然很多，但欢笑、愉悦却不少；他们的家庭收入水平虽然不高，但生活的满意度却不低。这些“乡下人”，有些时候看似木讷，实则智慧；看似谦恭，实则自尊；看似温和，实则坚强；看似卑微，实则高贵……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的洗礼、市场经济的熏陶，广大农民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和精神面貌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他们既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高尚情操，又增强了现代市场经济的观念和开放进取的意识。他们正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岗位上，默默地劳动着、创造着、奉献着，他们是可亲可爱、可敬可佩、可歌可叹的，在他们身上表现出的勤劳质朴、坚毅顽强、崇善明理和知足感恩的特质，值得我们礼赞与尊重。

　　我国农民具有勤劳质朴的传统美德。我们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是一部辉煌灿烂的农业文明史，而创造农业文明的主体就是农民。面对艰苦条件，广大农民群众不等不靠，用自己勤劳的双手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不断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也不断积累和创造着社会财富。“面朝黄土背朝天”是对我国农民劳作真实而生动的写照，正是他们胼手胝足、辛勤耕耘，用汗水、心血和生命滋养着人口众多的中华民族，推动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延续和文明传承。在农事大忙季节，农民起早贪黑，抢抓农时，常常是“早晨三点半，中午嘴嚼饭，晚上看不见”，用劳动和心血夺得一个个好年景。东北玉米主产区农民过去抗旱播种时，经常是人挑车拉水到田，人工刨埯坐水种，一埯一瓢水、一埯几颗种。他们说，宁可自己多受累少喝水，也要让种子把水喝足。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广大农民既创造了传统农业技术精华，又学习应用现代农业科技，追寻着绿色田野里丰收的希望。

　　农民世代从事繁重的农业生产和体力劳动，也塑造了为人正直、待人诚恳和朴实无华的特点。他们没有华丽的语言，却有一颗真诚的心；他们没有亮丽的外表，却有一团火热的情。记得我们下乡蹲点住农家“吃派饭”时，正是我国农产品极度短缺的年代，农村缺衣少粮，农民生活艰苦。他们自己省吃俭用，却尽力把我们的饭菜做得足、做得可口；他们养鸡自己舍不得吃鸡蛋，多是用来换油盐酱醋，却给我们蒸鸡蛋糕；他们自己取暖缺柴，却把我们住的火炕烧得热热乎乎。农民种地的辛苦劳累，克服困难表现出的聪明智慧，为人处事透露出的情义至诚，令我们钦佩和感动。

　　我国农民具有坚毅顽强的宝贵品质。我国人多、地少、水缺的基本国情，封建社会长期动荡不安的世情，粮食生产等受自然条件约束很大的农情，造就了农民坚毅顽强的个性。他们用不畏艰难的执着与倔强，在这片靠天吃饭的土地上，承袭着中国农业文明的血脉，供养着日益繁衍的中华民族。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群众与自然奋力抗争，以极大的热情发展农业，不断调整生产结构，转变生产发展方式，探索了家庭承包经营、乡镇企业等成功经验，创造了用占世界9%的耕地、6%的淡水资源养活占世界20%人口的伟大奇迹。

　　我国自然灾害多发频发重发，大多发生在农村，农民往往是直接承受者。近些年来，我曾亲眼目睹1998年长江巨大洪峰来势凶猛、2003年淮河全流域大洪水险象环生、2006年17级超强台风“桑美”在福建浙江横行肆虐、2006年黑龙江内蒙古三场特大森林火灾火烧连营、2009年辽宁朝阳大旱赤地千里，我也在汶川特大地震灾区、青海玉树强烈地震灾区、甘肃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区度过数十个日日夜夜。我们既亲眼看到了什么是山崩地裂、房倒屋塌、灾魔猖獗、无坚不摧，更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顶天立地、战天斗地、感天动地、坚不可摧；既看到了个人的渺小和生命的脆弱，更看到了人民的伟大和生命的顽强。在汶川地震重灾区青川县一个山村，受灾农民群众自发撰写的“有手有脚有条命，天大的困难能战胜”，“出自己的力，流自己的汗，自己的事情自己干”的标语，震撼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我们的农民兄弟姐妹、父老乡亲，我们的老百姓、“乡下人”，在大灾大难面前，没有萎靡不振，始终抱有战胜灾难的坚定信念、克服困难的坚定信心、重建家园的坚定信仰，所以大水大旱大火大风之后，生产结构得到调整，水利建设得到加强，自然生态得到修复，防灾举措得到细化；汶川、玉树、舟曲三大灾区的重建举世惊叹，一座座新城、一片片新区、一个个新村拔地而起，科学规划设计精心组织实施，实现了几十年的跨越发展。我还记得发生我国首例高致病性禽流感的广西隆安县丁当镇，疫情之后聪明不服输的丁当人痛定思痛，从“谈鸡色变”到“养鸡致富”，创出了知名的“叮当鸡”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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