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深刻意蕴 ——赴诸暨蹲点调研报告

      根据浙江省委开展“大学习、大调研、大抓落实”活动部署，5月15日至17日，我到绍兴诸暨市开展蹲点调研。其间，先后到枫桥等5个镇街，永宁、栎桥、杜黄新、紫草坞等4个村，枫桥派出所镇南警务站等4个基层政法单位及6个基层社会治理现场点，夜访4户村民家庭，个别谈话24人次，并在枫桥镇主持召开座谈会。通过调研，我对总结提升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推进“平安浙江”“法治浙江”建设有了新的体会、新的认识。

一、诸暨市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的创新实践及成效

调研中，我真切感受到，党的十八大以来，诸暨市把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作为贯穿平安建设、法治建设的主线，正确处理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就地解决问题的基本精神不动摇，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在城乡社会治理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2016年、2017年诸暨市平安考核蝉联全省第一；2017年以测评总成绩同类城市全省第一、全国第三，一举创成全国文明城市；枫桥镇实现全国综治先进集体“五连冠”。5年多来，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不断创新服务群众的方式，从源头上预防减少矛盾问题的发生。近年来诸暨市高度重视解决民生问题，市委、市政府每年办好十大民生实事，不断创新服务群众的方式，谋民利、顺民意、达民情，切实解决了一批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比如，按照省委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部署，推行了“一证通办一生事”，让群众感受到了便利和实惠。推行“一网统揽八方事”，把“基层治理四平台”和全科网格深度融合、一体推进，畅通了矛盾就地化解新渠道。枫桥派出所镇南警务站自创了“十访十清”“五议一创”“十小十好”等载体，当好辖区群众的“好邻居”“好帮手”，群众满意率达99.8%。在店口，当地派出所牵头成立“流动人口服务之家”，组建流动人口党支部，使流动人口真正融入当地，实现安居乐业。直埠镇紫草坞村对闲置房屋进行“集约化”改造，创建了出租房“旅馆式”管理新模式，做到了“政府放心、村民开心、租户暖心”。

（二）积极探索矛盾不上交的机制和办法，尽最大努力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诸暨市准确把握“枫桥经验”就地化解矛盾、解决问题的精髓，强化责任担当，创新工作机制，努力实现矛盾不上交。建立了“零上访村”“零上访镇”的创建机制，开展村与村、镇与镇之间的互学互比，激发了各级抓信访、破难题、重化解的主动性，推动各类矛盾问题在镇、村层面得以解决。2017年，140个村创成“零上访村”，占全市行政村（社区）的1/4以上。健全落实县级领导接访下访制度，建立“谁接待、谁跟踪、谁回访”机制，实现责任和服务双闭环。探索建立信访积案化解机制，总结推广“化解七法”，历年信访积案化解率达90%以上。

（三）高度重视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实质性作用的发挥，基层治理社会化水平大幅提升。诸暨市积极培育、推动发展社会组织，为群众参与社会治理搭建了许多新的载体和平台。2014年12月，由市民政局牵头，建立了社会组织孵化中心，至今已孵化社会组织96家。目前，全市共有社会组织2236家，参加人数达273970人，占150万常住人口的18.3%。枫桥镇目前有覆盖各个阶层、各类人群的社会组织近50个，涵盖了治安巡逻、矛盾化解、网格化管理、心理服务、特殊群体帮扶等各个方面，参加人数达17850人，平均每3人中就有1人参加了社会组织。同时，积极探索以政府采购、定向委托等方式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推动社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发挥实质性作用，解决了许多政府想管而又管不了的问题。“枫桥大妈”“店口红帽子”、乡贤参事会等一大批有影响力的社会组织，带动社会力量参与平安志愿服务和基层治理，成为诸暨的靓丽风景。

（四）调解组织从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转变，形成了矛盾纠纷就地就近化解的有效机制。针对矛盾纠纷主体多元、诉求多元、类型多元的新特点，诸暨市调动和组织各方资源，坚持“用不同的钥匙开不同的锁”，积极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拓宽第三方参与纠纷化解渠道，成立了涉土、医患和纺织、汽配等几十个专业性、行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做到专业纠纷专业化解。鼓励镇、村德高望重又热心公益事业的新乡贤、老党员、老教师、老政法干警担任志愿者，涌现出像“老杨工作室”“老朱工作室”“娟子工作室”等一批群众认可的品牌调解组织。发挥网络信息技术在化解矛盾纠纷中的作用，推动线下调解向线上调解拓展，实现跨时空、一站式解决矛盾纠纷。比如， “全国十佳人民法庭”枫桥法庭，推行“互联网+调解”新模式，开展网上立案、在线调解，让群众足不出户轻松实现纠纷化解。

（五）不失时机地加强乡村文化建设，打造群众的精神家园。诸暨以创建“文化新家园”为载体，坚持“枫桥经验”与当地独特的文化融合升华，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深化平安建设提供了不竭动力。在村、学校、企事业单位建立“红枫”书吧，举办“红枫”读书交流会，建立“三贤文化”研究会，创建“中国诗歌小镇”，编排“调解故事”等系列乡村舞台剧，让老百姓自己讲述“枫桥经验”故事。通过兴建乡村记忆馆、农村文化礼堂和创建孝德村，弘扬孝义文化，营造敬孝向善、重义守信的浓厚氛围。注重挖掘、传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治理智慧，村规民约、乡贤参事会、道德讲堂、红黑榜等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实现了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治理元素的有机融合。
 

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核心内涵和时代价值

实践证明，新时代“枫桥经验”已不限于矛盾纠纷化解的经验，不限于政法综治领域的经验，而成为新时代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经验。我感到，15年来，在习近平同志坚持发展“枫桥经验”重要指示指引下，“枫桥经验”不断实践、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其核心内涵和时代价值已远远超出了“经验”二字，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习近平新时代基层治理思想的集中体现和实践运用。我们要以开展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55周年暨习近平同志指示坚持发展“枫桥经验”15周年活动为契机，努力在“变”与“不变”的大逻辑中提炼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核心内涵，使其在新时代焕发新风采。新时代“枫桥经验”至少包含以下四个方面：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根本落脚点。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枫桥经验”不变的初心，也是“枫桥经验”的核心和灵魂。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当前基层群众对政法工作、社会治理、平安建设、法治建设的需求也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他们盼望过上更高品质的生活，期待全方位、持久的平安，期盼更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希望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新时代“枫桥经验”启示我们，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到具体工作中，就是要做到经常想一想群众最盼望什么，最关心什么，最怨恨什么。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看问题、想对策、抓落实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群众有更充分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同时，这几年来，诸暨大量社会组织应运而生，广大人民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提升的热情空前高涨。这进一步启示我们，要深刻懂得人民群众的实践往往走在我们认识前面的道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自觉拜群众为师、向人民学习，最大限度调动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动性、创造性，做到社会治理过程让群众参与、成效让群众评判、成果让群众共享。

（二）坚持党建引领。这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根本保证。调研中，我感受到，凡是“枫桥经验”坚持和发展得好的地方，都是党建工作和社会治理融合得好的地方，是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得好的地方。基层党组织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神经末梢，是基层治理的“领头雁”。“枫桥经验”在新时代要创新发展，至关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坚持党建引领，使基层党组织建设与基层治理有机衔接、良性互动，通过政治领导、组织引领、能力引领、机制引领，以党的建设贯穿基层治理、保障基层治理、引领基层治理。要把村级党组织核心树起来，选优配强村“两委”班子，特别是村党支部书记这个“带头人”。要发挥党员干部在基层管理服务中的先锋模范作用，把党组织的服务管理触角，延伸到社会治理的每个末梢，实现党委领导下的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三）推进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这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根本方法。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是浙江基层百姓的创造，也是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最新成果。诸暨“三治融合”实践带来的变化是巨大的。比如，坚持“三上三下”民主议决事制度，通过最广泛动员群众参与决策，从源头预防矛盾发生；制定村民行为约束“负面清单”和劝导式“正面清单”；设立村级法治大讲堂，引导群众依法维权，等等。我们要坚持以善治为目标，加大“三治融合”体系建设推广力度，创建一批“三治融合”示范村，完善城乡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更好地激发群众内生动力。要强化自治的基础作用，健全以群众自治组织为主体、社会各方广泛参与的新型社区治理体系，促进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强化法治的保障作用，引导社会成员养成在法治轨道上主张权利、解决纷争的习惯，遵循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开展基层社会治理。强化德治的引领作用，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优势，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乡贤、道德榜样、村规民约、家训家风、生活礼俗的教化作用，引导人们行为，规范社会秩序，平息矛盾纠纷。

（四）提升基层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这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根本要求。在诸暨，2236个社会组织、38000多名平安志愿者常年活跃在基层治理一线；群众崇法、守法、用法的氛围日益浓厚，法治理念、法治意识已经融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行为规范之中；雪亮工程、大数据运用等信息化建设正扎实展开；专群结合、专业人办专业事的导向进一步形成，为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打下了良好基础。我们要在做好社会化这篇大文章上下功夫，培育和引导更多的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要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引领基层治理上下功夫，使循法而行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价值准则和自觉行动。要在创新“互联网+”社会治理模式上下功夫，让大数据多跑路，让老百姓少跑腿。要在推进基层治理专业化上下功夫，既充分发挥政法队伍的主力军作用，又积极培育发展职业化、专业化的社工队伍，促进社会治理更专业、更集约、更高效。
 

三、总结提升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要处理好五个关系

总结提升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平安浙江”“法治浙江”建设，进而为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更多的浙江元素，需要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五个关系：

（一）正确处理党政推动与发动群众的关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党政推动，是“枫桥经验”的政治优势；发动群众，是“枫桥经验”的核心要义。现代社会，善不善于发挥社会主体积极性，是衡量党委、政府社会治理能力高低的重要标志。千难万难，发动群众就不难。诸暨的实践表明，总结提升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要坚持党政推动与发动群众相统一，既确立党委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地位，又突出社会组织、基层自治组织和人民群众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地位，两者相得益彰、不可或缺。

（二）正确处理解决突出问题与建立长效机制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强调求实效、谋长远，求的不仅是一时之效，更有意义的是求得长远之效。坚持发展“枫桥经验”不能就事论事、不能就化解矛盾而化解矛盾，既要立足当前，解决好社会治理领域的突出问题；又要着眼长远，将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和经验固化为长效机制，更好地指导和推动面上工作。当前，特别要从群众最盼最急最忧的问题入手，瞄准要害、精准发力，切实把风险防住、把漏洞堵严、把短板补齐；更要总结固化成功做法，建立完善科学治理、有效治理的长效机制，在创新制度、健全机制中丰富“枫桥经验”的内涵。

（三）正确处理压实责任与鼓励担当的关系。落实社会治理各项措施，需要明晰任务清单、责任清单和追责清单，形成社会治理领域的责任链。这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最大限度激发基层干部群众的内生动力，变“他觉”为自觉，变被动履职为主动担当，防止把层层压实责任变成层层转移责任、层层推卸责任。总结提升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就要更加注重发挥基层干部群众的首创精神，积极鼓励和支持基层大胆实践、敢于担当、勇于创新，努力提升破解基层治理难题的能力和水平。

（四）正确处理培育典型与面上推广的关系。调研中，我们欣喜地看到，新时代“枫桥经验”已在诸暨全域全面推开，各级各部门在相互学习借鉴中不断完善，形成了你追我赶的良好局面。但从全省面上看，一些地方仍然存在重典型培育、轻典型引路，重“点”上包装、轻“面”上推广等倾向，影响了社会治理的效能。培育典型不容易，由点及面更困难。总结提升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就要本着“抓培育、树典型，抓推广、促提高”的思路，既注重培育、造就一批重量级社会治理工作“盆景”，更注重加大面上复制推广力度，努力变“盆景”为“风景”，聚“风景”为“全景”，真正使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全省遍地开花。

（五）正确处理基层治理与地方发展的关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这些年，诸暨市以坚持发展“枫桥经验”为牵引，在保障民生的过程中预防化解矛盾，以社会治理的成效护航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同步推进、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同步提升的良好局面。诸暨的实践启示我们，抓基层治理不能就事论事，要把基层治理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不能单打独斗，要与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统筹起来。总结提升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就要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论述，把提升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纳入乡村振兴总体规划，把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放到“两个高水平”建设大局中去谋划，更好地服务保障经济社会发展，为浙江“两个高水平”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为浙江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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