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研判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当日中国之文化，是个大问题、大难题。现代的中国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肯定存在不同，不然，也就无需文化复兴、文化崛起了。
同时，现代中国之文化，与传统中国之文化，也并没有一刀两断。传统中国之文化并没有因为辛亥以来学术界110多年的否定而真的就消失了。中国文化并没有那么脆弱，否则就不是中国文化了。传统的中国文化在当下之中国不仅依然存在，而且依然是当下中国文化之内核。但是，当下之中国的确也引入了大量的西方文化，但是这些西方因素都是处于中国文化之外表。
然而，我们的学术界不仅否定中国文化，在文化分析和认知的方法上也存在很大问题。分不清文化的表里，分不清根本和枝叶。错把外表当内里，错把枝叶当根本。把本来是当下中国文化之外表的西方因素，当成了内里，被本来是当下中国文化之枝叶的西方因素，当成了根本。
因此，实现文化复兴的基本前提，就是正确研判和认知文化，包括的当下的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本文就是我在文化、文明研究上的方法总结，供诸位参考。
在我看来，研究文化的关键，在于能够在三个维度上建立正确的区分：中西维度、学实维度和体用维度。中西维度就是中国和西方之间，学实维度就是学术和实践之间，体用维度就是心和物之间。可以称这一方法为文化的“三维分析法”。
先说中西维度。
关于文化上的中西不同和中西混杂，现代人都有直观的感受。现代的中国人不仅要学英语，而且还过圣诞节。事实上，当前中国教育的主要内容就是以西学为绝对主体的。中国传统的东西反而处在一个很边缘的地位。整体上，我们的印象是，西方文化是先进的，属于现在和未来，而中国文化则是落后的，属于过去。
对中西之别有直观的感受是一回事，对中西之别有正确的认知是另一回事。整体而言，现代的中国对中西之别并未形成正确的认知，我们对中西文化的认知和印象，从根本上是错误的。
这种错误又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横向上，并不能对中西文化进行深刻而准确地判断和认知。当前的认知都是流于表层、表象，对其内在、内里却一无所知。正是这种无知，导致我们对中西文化产生太多的错误判断。譬如，中国文化对人类文明似乎没做啥贡献，都是西方文化做的；中国文化禁锢个人自由，西方文化倡导个人自由；中国文化封闭，西方文化开放；中国文化是农耕文化、小农文化，西方文化是商业文化、海洋文化。如此等等。
二是在纵向上，认为中国文化中的中西混杂状态，只有现代的中国才有，之后鸦片战争之后才有。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文化没有西方因素，是纯粹的中国文化。事实上，文化上中西混杂状态，在5000年前已经在中国出现了。
现代人之所以认为中西混杂只是现代才有，原因在于，认为中西文明之间的交流只有现代才有，古代没有，因为古代的交通技术太落后了。
事实上，中西方的考古资料和历史记载显示，中西文明之前的交流不仅至少在5000年前已经发生了，而且周期性地发生。5000年以来，中西交流是人类文明存在的基本方式。
比较讽刺的是，现代人中国人认为，中国文明的历史有5000年了。其实，这5000年的历史恰恰是中西交流的历史，是中西混杂的历史，并非纯粹的中国文明的历史。纯粹的中国文明仅仅存在于5000年之前。
中国文明的存在至少有10000年的历史，前一个5000年才是纯粹的中国文明，后一个5000年则是中西混杂的文明。
因此，要想知道纯粹的中国文化长什么样，就不能看后5000年的历史，而只能看前5000年的历史。后5000年都是包含着西方因素的，唯有前5000年才是纯粹的中国文明、中国文化。
借助全球的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我们是可以对前个5000年的中国历史做出合理的复原的。总体来说，那是一个无宗教、无政府、无暴力的契约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个社会的秩序，主要是靠契约和契约原则来维持。契约和契约原则的基础则在“诚”，在内在的心性。
“诚”并非从空而发，而是立足于契约实践。《中庸》说：“诚者天之道”、“率性之谓道”。“率性”就是“诚”，都是道、道义。契约、诚、道义三者是一体的。
同时，契约和契约式关系的维持，则需要一个中介，其目的是在契约双方，在矛盾双方提供“评理”服务，以消除分歧、达成共识，最终建立和谐、和睦的契约式关系。这个中介就是“大人”、“君子”。
因此，纯粹的中国文化就是“契约文化”、“心性文化”、“道义文化”、“大人（君子）文化”。
在契约时代，契约是实践，是社会的主要存在方式。同时，还有一个讲理论的工具，就是《易经》。《易经》提炼出“形而上”的抽象理论，并用这种理论指导生活。但是，《易经》的形而上的理论，与契约的形而下的实践，是完全一致的。契约实践讲“诚”，其《易经》的核心则在“贞”、“孚”。“孚”就是“诚”。而“贞”则是强调对“诚”的坚持、落实，尤其是在艰难的环境下。
“诚、心性、道义、契约、易经、大人”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要素，所指的是一回事，可谓是“六位一体”。
“宗教祭祀、政府、汉字、礼制、《五经》”这些被认为是中国文化核心要素的东西，都是在后5000年出现的，都是中西文明交流的结果，都是中西混杂的。绝不能将这些东西认为是纯粹的中国文化，当然，这里边的确包含着中国文化的要素。现在需要做的工作是，区别其中的中国因素和西方因素，把西方因素剔除掉，剩下的才是纯粹的中国文化。
同样，后5000年的西方文明，也非纯粹的西方文明，也是中西混杂的。在也就西方文明时，也应该识别其中的中国因素和西方因素。纯粹的西方文明也要在5000年前的历史中去寻找。
纯粹的西方文明包括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以西亚古两河为中心的多神教文化，一个是中亚东欧草原游牧的暴力文化。
5000年前之后，人类历史就是中西文明不断交流的历史，就是多神教文化、暴力文化、契约文化三者之间的交流、冲突和融合。
研究中国文化，需要把握三个维度的区分：中西、学实、体用
接着说学实维度。
对中西的区分，尽管不准确不深刻，但是这个区分维度还是广为人知的，但是，对于学实的区分，即学术界和实践界的区分，就是很少有人认识到了。学实区分被普遍忽略，也导致对中国文化产生很多误解。
自辛亥以来，中国的学术界就是一个西化的学术界，传播西学而否定中学。今天中国的崛起的结果，的确是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因此，很多人很自然就得出结论，中国的崛起是引入西学的结果，西学是中国崛起的核心因素。
实际上，中国社会是包括学术界和实践界两个部分的。在学术界是以西学为主体的，其核心是西学，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实践界并非如此，西学仅仅是一个工具，而操纵和利用这一工具的，则是秉持着中国文化精神和习惯的中国人。这些中国人并没有完全照搬学术界的灌输，而是做了取舍。在工具上，采纳了西学，但是则价值上则舍弃了西学。
因此，辛亥以来的中国实践界，并非象学术界一样，是以西学、西化为核心的，恰恰相反，是以中学、中化为核心的，因为在价值观上，在精神上，在内心上，依然是中国的。同时，还将西学做了一个拆解和取舍，舍弃了其上层的价值和精神，保留了其下层的技术，从而把西学中化了。
总之，辛亥以来的这110多年，从学术界看，中国是以西学为主体的，西化的，但是从实践界看，则是以中学为主体的，中化的。然而，当下的中国却仅仅注意到学术界的一面，以学术界的观点为整体的观点、真实的观点，却完全忽略了实践界的一面。
学实的区分不仅现在有，在古代也有，是和中西区分同时存在。中西区分源自中西文明的交流，当西方文明传入中国时，最先认知和接纳西方文明的，就是学术界，然后通过它再向社会的深处和基层推广。这样学术界就成为中西文化的结构和中转站。最先西化的是学术界，然后经由学术界，再向实践界推广。
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变化的是学术界，而实践界则是高度稳定的。实践界会对学术界所传来的西方文化做出判断和取舍，在价值和精神上抛弃，在技术上保留。最后，实践界的这种对西化的判断和取舍，对西化的中化，又会反过来影响学术界，将其再次发生变化，由西转中。
因此，在中西文明的交流过程中，学术界会发生两次变化，一次是由中转西，一次是由西转中，而实践界则坚如磐石。
这是中国文明能够成为人类历史中唯一的不间断文明的原因所在，因为我们有一个下层的坚固的实践界，可以对上层易变的学术界构成制约。决定中国文化走向的，不是学术界，而是实践界。
孔子说的“礼失求诸野”，其实也是这个意思。“礼”属于上层学术界，“野”则是下层实践界。“礼”失，就是上层学术界发生变化了，“求诸野”就是向下层实践界学习，以实践界的真实为真实，以实践界的标准为标准。“礼”之所以会“失”，根源在于“礼”中有外来的西方因素，让中国人不习惯，舍弃了。
“礼不下庶人”也是这个意思。“礼”是中西文明交流和融合的结果，是上层的学术界最先开始接受西方因素，形成“礼”，然后向下层的实践界推广。但是，上层的学术界还是尊重下层的实践界的，并不强制要求，而是让其自愿接受。“下”的意思是强制向下推行。“不下”就是不强制推行，绝非是不允许老百姓去行“礼”。
譬如现代的火葬，就是来自西方的“礼”。在中国是谁最先接受火葬的，是西化的学术界，以及最早受学术界影响的精英们。下层的“野”和“民”，即实践界，则接受的较晚。实际上现在很多农村地区依然拒斥火葬。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很多地方政府出台了强制性的政策，规定必须火葬。这就是没有做到“礼不下庶人”，而是“礼下庶人”，强制老百姓必须做。
当区分出学术界和实践界后，就会知道，中国文化的传承，实际上有两条线。一个是实践线，一个是学术线，但其主体则是实践线。学术线对中国文化的传承有两面性，有时是在传承中国文化，但是有时还会否定中国文化，而传播西方文化。
但是，遗憾的人，现代人在文化传承上，却仅仅看到了两面性的学术线，而无视了更为根本的实践线。自辛亥以来，中国传承的学术线的确中断了，但是这绝不意味这中国文化的传承本身中断了。一点也没有，因为下层的实践线依然坚如磐石。
在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复兴中国文化”就是一个伪命题。中国文化一直活的好好的，只是你没有看到罢了。
所以，实现复兴中国文化也非常简单，就是低一下头，把目光从学术界移开，移到实践界，就行了。
研究中国文化，需要把握三个维度的区分：中西、学实、体用
最后说一下体用维度。
既然5000年以来，人类的历史就是中西交流的，中国的文化就是中西混杂的，那么，中国文化又为何叫中国文化，而不叫中西文化、混杂文化。问题就在“体用”上。中西交流的所形成的中西混杂，并非中西对等、平等的混杂，而是以“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简称“中体西用”。
“体用论”是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方法论，源自《易经》。《周易 系辞》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的道，就是体；形而下的器，就是用。道就是最高原则，而用则是原则的落实。具体来说，“体”就是“心”，用就是“物”。
“心”，以及“心性”，是中国文化独有的概念，为西方所无。“心”不是物理、生理上的，而是功能和逻辑上的，是虚拟的，是逻辑推导的结果。我们的古人认为，人都是有独立的情感和思考的，还认为，这些思考和情感是由一个主体所发出，并命名为“心”。
心的基本属性叫“性”，因为道义、道理都是人心思考的结果，都是由人所发出，因此古人认为，道义、道理就是人心的基本属性。所以孟子说“性善”，“义内”，“思则得之”。到了宋明时期，则进一步总结说，“性即理”、“心即理”。把心性和道义、道理直接等同。
中国文化其实就是以“心”为核心的，也是以“义理”、“道义”为核心的。“心”与“义理”“道义”是一回事。心是人的判断和选择功能，而义理和道义，则是内在的判断和选择的原则。
心就是体，就是道，当人去实际上进行思考，进行判断和选择，落实到行动上，进行实践时，就是进入了“用”的范畴，“物”的范畴。
因此，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在不可见的“体”上，“道”上，“心”上，任何可以见的东西，都是“用”、“物”，都已经偏离了这个核心。包括成型的理论、成书的《经典》、制度、生产方式、器物等等。
研判中国文化，应该从体上、道上、心上，而不能从用上、物上。
在实践界接纳西方文化时，仅仅停留在用的层面，在体的层面，则依然是中国固有之体。5000年来西方文明对中国的影响，也是局限于用的层面，而并未触动中国之体。
为什么5000年来西方文明一直无力触动中国文明之体，原因在于，西方文明自身是无体的。后来受中国文明之影响而出现了类似于体的“类体”，但一直没有出现真正的体，也即没有出现真正的“心”和“道”。
西方文明首先出现的“类体”就是一神教的神。一神教神的核心就是“道义”，就是中国之体。只是中国的体是绝对独立的，但是，西方的“类体”却是依附于神灵的。后来这个“类体”又演变成各种哲学本体，再后来则又演变成“科学真理”。
5000年来，对每一次的传来的西方文化，中国对对其进行“换体”，引入其“用”，而置入中国之“体”，包括当下对欧美文明所做的。
因此，明白体用，掌握体用的分析方法至关重要，否则只能囫囵吞枣，黑白颠倒。
尽管，“中体西用”的概念是由洋务派所提出，而且还被现代人当成错误的“假说”。事实上，5000年来的历史一直是“中体西用”的，当下的中国也“西体中用”的。“中体西用”不是假说，而是历史事实，而当下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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