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随着社会体制改革的推进，在城市基层治理中，各类单位的社会服务功能逐渐式微，社区已经成为居民生活的主要空间场所。城市基层治理有必要将物业企业和业主组织纳入社区治理体系，构建社区议事平台，完善社区议事机制，让共同治理更好地运转起来。
第一，推进社区赋权，设置住宅小区议事会，提升小区治理的协商民主性。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利益格局发生深刻调整，公众的权利意识、参与意识显著增强。面对社会环境的显著变化，社区治理需要推进社区赋权，支持住宅小区成立议事会，通过民主协商机制制定议事规则，在对话和交流中集聚共识，形成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为此，基层治理要将议事能力建设纳入培训计划，引导居民制定议事规则，提高协商议事能力。
第二，发挥业主委员会的作用，构建对物业服务的常态监督和协调机制。当前，居民对物业服务的投诉较多，而业主委员会是监督和协助物业企业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的法定机构。提升住宅小区治理能力，有必要成立业主委员会，将物业服务企业和业主委员会纳入社区治理体系。业主委员会负责监督物业服务企业履行合同，督促业主缴纳物业服务费用，协调业主与物业企业、业主与业主之间的关系，组织居民参与社区事务，提供志愿服务。
第三，建设社区议事平台，提升党组织在住宅小区治理中的整合能力。住宅小区治理需要坚持党建引领，构建“1+2+3”社区议事平台，将多方主体纳入进来，形成党建引领的常态沟通、协调和议事机制。其中，“1”是指社区党组织；“2”是指物业企业和业主组织；“3”是指社区居委会代表、驻社区单位代表、居民代表。依托社区议事平台，整合多方力量及资源，大力提升社区问题的化解能力。
第四，依托社区议事平台，制定共同遵守的社区规约，推进规则主导的社区治理。城市住宅小区具有多样性，除了商品房小区外，还有公租房小区、安置房小区、老旧小区等类型。不同小区对物业服务的要求具有差异性，无法采取统一的标准或模式。提升社区共同治理能力，需要依托小区议事平台，支持居民通过民主协商制定小区规约。小区规约需遵循互惠原则，确保各方都能从集体行动中受益。互惠的规则有利于促进社会合作，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格局。
第五，基于政府与企业合作原则，在老旧小区引入物业服务。针对老旧小区存在的突出问题，各区有必要出台政策，通过政府与企业合作的方式，在老旧小区引入物业服务。在政企合作中，政府可制定物业服务的基本内容、收费政策、评价标准和补贴标准，通过购买服务、物业联盟、国企兜底等方式，将物业企业引入老旧小区。在推进中，可基于循序渐进原则，明确底线标准，按照“先尝后买”“先治标后治本”方式，引导居民树立物业服务付费的理念，实行“先服务后收费”“先分项后综合”“先扶持后自立”，推动老旧小区从“失管”走向“托管”。
提升社区共同治理能力，既要对社区进行赋权，支持社区组织发展，也要构建一种横向整合机制，动员各方力量参与社区治理。在社区治理的多元主体中，物业企业根据合同约定提供物业服务，业主委员会代表业主利益，向有关方面反映业主的诉求，监督物业企业履行合约，并基于共治原则，组织社区居民提供志愿性质的公益服务。在行动主体数量众多的情况下，社区治理需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构建一种整合机制，提升社区议事效率，引导各方在协商中增进共识，制定互惠性规则，在规则引导下开展合作行动。与权力导向的权威治理相比，规则导向的共同治理是一种成本较低、回应性较强的制度安排。当然，共同治理不是“万能药”，它也具有自身的局限性。对于社区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政府系统仍需提供辅助支持，及时化解社区共治失灵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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