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一直在与时俱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科学实践，是在坚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统上的一种创新。
1.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深层文化内涵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极为丰富，其核心就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据此，我们需要从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五个方面解读其深层内涵。需要明确的是，这五个层面不是彼此割离的，而是相互渗透的，它们之间的关系如同一个相互交织的五环，在内涵上相互交融（图1）。
图1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深层文化内涵
1.1政治层面
一是互相尊重的相处之道。“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这种倡导正是基于国际社会客观事实而提出的一种相处之道。在国际间交往日趋频繁的背景下，政治上的相互尊重是国家间开展合作的前提与基础。
二是合作共赢的发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众人拾柴火焰高”。合作共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源头之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理念的古今贯通。在全球化程度日益深化的时代背景下，合作共赢是国家间开展合作的方向和目标。
1.2安全层面
一是化干戈为玉帛的协调原则。“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中国是一个崇尚稳定的文明体，“以和为贵”是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体现出“化干戈为玉帛”的文化理念。
二是协和万邦的全球愿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种古老的“和合”理念融入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以新的时代价值指导国家间合作与交流。在信息科技的驱动下，“全球安全”的内涵一直在改变，但有一点从未改变，即人类之间日益加深的利益交融、安危与共。利己主义、民粹主义的狭隘国家利益观是站不住脚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同安全理念才能经得起考验。
1.3经济层面
一是开放包容的发展气度。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只有在开放的环境中，才能更好地发展。中国以身作则的这种发展气度，是“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自信从容，也体现出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需物质基础的深刻认知。
二是普惠平衡的发展涵养。对于人类文明的进步来说，发展是第一要务。对于发展来说，社会资源的均衡分配和社会财富的均衡生产是解决社会贫困的关键所在。追求普惠平衡的发展涵养，体现的是中国文化中“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治国安邦之道。
1.4文化层面
一是和而不同的哲学智慧。哲学是思想的文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一种文化表征，也蕴藏着这种文化所饱含的哲学智慧。这种哲学智慧体现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辩证思想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自然道法。
二是美美与共的繁荣理念。“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倡导“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饱含着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繁荣理念。
1.5生态层面
一是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道德经》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周易》把“天地人”并称“三才”，这种“天人合一”思想被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吸收，形成了鲜明的生态智慧：一方面，各国发展现代科技要以尊重和守护自然为基本尺度；另一方面，国家间开展国际合作要以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为底层逻辑。
二是持续发展的生态道德。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出“人靠自然界生活”。追求环境友好型的人类发展是一种基本的生态道德，要走绿色、低碳、循环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要构筑尊崇自然的全球生态体系。
2.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守正之道：历史根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坚守与继承。这种守正确保了其深厚的历史根基。
2.1坚守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性”道统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为人类求解放的思想，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在未来的新社会制度中，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充分彰显了其“人民性”特征，并且把这种“人民性”从本国拓展到全球，从本民族拓展到全人类，应和了全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彰显出中国共产党坚信人类社会终将走向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
2.2坚守了不断创新发展的“创新性”道统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时刻保持着追求创新奋进的先进性。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正是在传承这种“创新性”精神基础上，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和社会发展规律，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通过创造性表达推动人类在发展观念、交往观念上的转变。
2.3坚守了理论源于实践的“实践性”道统
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而不是书斋里的学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是从实践生活出发，解决具体问题。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马克思主义这种“实践性”在新时代的具体表现，其本身含有深刻的全球忧思意识，为解决人类社会发展问题提供了新的指导理念。
2.4坚守了人民民主思想的“民主性”道统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中国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一直坚持在共产党领导下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实现协商共治。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互相尊重的相处之道、化干戈为玉帛的协调原则，都是“民主性”的直接体现。
2.5坚守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共生性”道统
马克思认为，“人靠自然界生活”,劳动把人和自然界联系起来。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饱含的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和持续发展的生态道德，正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共生性”关系的坚守。2019年末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这边风景独好”，“全球同此凉热”警示了人类命运、人类与自然界命运的紧密相连。
2.6坚守了个性与社会性统一的“类思维”道统
“类思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要概念。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整个人类社会是关系本位而非个体本位，个体的存在以整体的存在为基础，人不能离开与他人和万物的关系而独立生存，在彼此关系中构成了一个共同体。聚焦人之为人的“类思维”超越了“特殊阶级”和“利益集团”带来的分裂，帮助人类突破种种社会角色的束缚，从和平、正义、民主、包容等这些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价值中寻找共识，在“人”的本质上实现认同和自由联合。
3.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创新之道：时代特色
人类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古今中外思想家们关于共同体思想的表述不一而足，对其认识也逐渐从原始的氏族、部落发展到民族、国家，进而走向更高层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人联合体”思想，蕴含着超越族群界限的共同体精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统的一种坚守，也体现出中国对所处时代和世界的深入考察，是紧跟新形势、新要求而提出的新理论、新实践。这种创新铸就了其鲜明的时代特色。
3.1体现了对全球化社会发展规律的顺应
当今，全球化的步伐行稳致远，然而，世界仍旧面临诸多挑战及不确定因素。一方面，国际政治格局动荡不定，一种分裂的、民族主义的倾向开始蔓延，一些国家因“各自为政”给国际合作与发展平添羁绊；另一方面，恐怖主义、金融动荡、环境危机、地区冲突、贫穷疾病等挑战依旧不减，地方性问题随时都可能转化为全球性挑战。这种环境下，人类更需要以一颗同理心树立起命运共同体意识，以应对全球性风险和考验。
3.2体现了对时代要求和国际关切的回应
国家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一个节点，其活动不仅反映了时代要求，也牵动着国际关切。面对时代要求，日益繁荣的中国需要更好地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作用；面对国际关切，日益壮大的中国需要回答“未来走什么道路、给国际社会带来什么影响”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是中国回应时代要求而贡献的智慧与方案，也是中国面对国际关切而彰显的责任与担当。
3.3体现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积极担当
当今全球面临严峻的挑战，任何政府、企业和个人都不可能独自应对，许多问题也不可能孤立地解决，需要制定一套“系统性方案”。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的五个层面，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个坚持”，正是为全球治理提供的一套“系统性方案”，它体现了局部与整体辩证协调的系统观，要求把握系统内各部分、各方面关系。
3.4体现了对国际话语体系的完善修正
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观认为，人类的信息传播活动是一种情感、价值和思想的精神交往过程，“交往”成为信息传播的哲学逻辑。长久以来，大众传媒使得传播具有某种自上而下的“精英”特质，基于人际交往的人际传播的重要性未得到彰显。同时，西方媒体长期主导国际新闻信息秩序，也使得国际话语体系处在以批判监督为导向、以冲突性框架为叙事模式的新闻理念主导下，并对其他新闻理念持以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思维。随着社会化媒体的不断赋权，公众的主体性得以回归，国际社会正迎来一个公共传播时代。这种趋势下，西方传统新闻理念已不能适应国际话语体系的整体建构。当下以解决问题和协商对话为导向的建构性新闻的兴起，正是在这种趋势下的一种革新。追求多种声音协商认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思考如何迎接一个公共传播时代提供了视角，也为塑造国际话语体系提供了路径，促进全球信息交流从“自我意识”转到“共同体意识”，从“自说自话”转到“共同体对话”。
人类命运共同体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坐标轴原点上（图2），以守正和创新确保了历史根基和时代特色并存，这也是其能够经得起考验和永葆生命力的根本。
图2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守正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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