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人类的社会趋势与中国对策

　　从目前的国际形势可以看出，国际社会已经终结1980年代以来的轰轰烈烈的全球化趋势，在美国的强力推动下，走向一种全球化的分化局面。然而，在我看来，这绝不意味源自二战结束由美国硅谷为主要阵地开辟的全球化的趋势的终结，而是在21世纪全球化过程中的一种国际范围内的利益再调整、再平衡、再创新。基于这样的观点，可以推断出，在21世纪的未来，仍然是20世纪开辟的全球化的延续和向着纵深发展的过程，只是全球化需要重新确立前进的轨道和方式。

　　美国是20世纪下半页以来世界全球化局面的开创和引领国家。在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以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地45任总统为标志，在特朗普总统“美国优先”的战略思想推动下，通过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已经极大地改变了美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尤其是改变了对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对中国的关系。中美之间通过2017年的贸易关税谈判，到2020年7月，中美两国已经形成全面对抗的态势，而且，这种局面具有不可逆转的性质。有人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打压是国内选举的需要，而在我看来，通过两国贸易谈判以来特别是2020年7月美国的一系列表现看，美国对中国的自觉抑制已经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

　　面对21世纪20年代的国际现状，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全球化在21世纪的未来是什么？其走向又将如何？对于中国而言，核心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是：中国需要采取何种对策？或者，中国仅仅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略化解全球化过程中的困境？

　　全球化在21世纪的未来走势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各个主要经济体旨在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前提，从而催生以电子技术为先导的信息经济形态向着更高阶段推进，并且最终走向成熟；第二，在世界范围内，不同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势必加剧对抗，并且在适当的情况下达成一致性的体制框架，或者直接催生一种世界政府的体制，从而取代原有的国际机制；第三，人类文明的进步与融合，将以科技与知识体系的创新为主要内容和引领力量，世界上的各个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彼此认同各自社会的不同发展程度，并且基于文明价值而分配利益和化解纷争。

　　在可以预见的21世纪未来，欧美体系注定将继续充当全球文明的引领者。欧美文明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自18世纪下半页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便充当人类社会文明的主流领航者角色，工业革命源自于英国，成熟于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走过大致两个世纪的时间。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美国快速兴起以电子技术为先导的科技革命，硅谷充当了美国电子科技革命的所在地。一系列崭新的科技成果迅速形成巨大的生产力，以电脑的硬件和软件为标志，对传统的行业产生巨大的冲击力，并且在短时间里改变了传统的办公方式，政府部门、金融领域等等都是利用现代化办公设施的急先锋，由此导致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上的一场革命性升华。

　　美国以电子技术为先导的科技革命，开启了人类的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局面，至今大致走过70多年的历程，到现在为止，以特朗普为总统的美国政府，正在决心改变原有的全球化以及美国与世界的关系。

　　2016年美国第46任总统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以及“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政策，直接导致制造业向美国本土的回流，以及资本回归美国本土。对于中国，美国开始从根本上转变1972年尼克松总统的中国政策，转向全面抑制中国。从2017年开始的贸易关税谈判，到2002年7月，美国政府转向与中国的全面对抗，从经济、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全部社会领域，美国对中国政策的根本转变，势必直接影响到21世纪的未来面貌以及世界格局。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安排必然包括或者至少包括：1、整垮中国共产党的“党国体制”；2、彻底解除中国的“核威胁”；3、消除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世界上的影响。事实上，美国正准备完成这样的使命。

　　中国1980年开始，国内形成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潮流，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急剧形成。截止1980年，中国大陆接受外国资本的投资数量几乎为零，然而，在大力吸引外资的政策导向下，到1990年代，中国大力便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外资投资国。事实上，改革开放是——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简称。然而，到2020年，全球企业尤其是高科技企业开始快速撤离中国，以信息业为代表的国际大企业苹果、三星等纷纷迁移，而印度或者东南亚国家是直接的受益者。外资企业的加速撤离，势必对中国国内的产业结构和产业升级造成一系列严重的问题。鉴于这样的实际情况，2020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这样的方法应对外资撤离。

　　中国的整个改革开放时期，从一开始便与全球化的浪潮相吻合，1980年代是全球化形成的标志性年代。1980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时期，是中国社会产业分工的大发展时期。历史上，中国社会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剧烈和如此大规模的产业结构的变化。电信业、汽车业、金融业与房地产业四大领域，是推动和引领中国整个经济形态巨变的四大支柱行业，也充当着改变中国人传统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先决条件。人们意识到，改变社会的力量不是所谓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而是实实在在的商品与劳务的创造。

　　到2020年，中国遭遇自1980年改革开放时期开辟以来的最严峻的国际局面的挑战。中国必须制定正确的短期和长期对策，这些对策应该包括：

　　第一，大力开发14亿社会成员的智力，创建覆盖全体国民的完善的教育体系，并且提升和改革教育内容，只有14亿全体社会劳动者的智力和智慧的正常而充分的发挥，才是中国社会发展成功的最为可靠的条件。

　　华夏民族的社会形态，在过去长达3000年的漫长历史过程中，从来没有经历过持续性的、大规模的、贯彻一致的、深入彻底的产业与科技革命。从21世纪开始，华夏民族必须自觉地把产业革命与科技发明视为社会文明进步的最重要的手段，并且从政治制度与政策上保证产业革命与科技发明的快速而正常的进行。40多年的改革开放时期，还仅仅是华夏民族社会发展的一个短短的序幕，在未来的2—3个世纪里的产业革命与科技升华，才是华夏民族成就一个伟大民族的真正的历史正剧。华夏民族的社会形态，长期处于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的停滞不前的状态，究其根源，完全在于国家公权力制度上的原因。因此，设计和造就一种伟大的政治制度，是华夏民族走向社会成功的充分必要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只能阻碍和延缓整个社会的发展步伐，甚至导致社会发展的巨大失败。

　　把教育、科技与文化等事业的建设，视为社会发展的重心，从具体政策与社会意识方面，必须得到强化和自觉的执行。教育、科技与文化的体制与内容创新，是中国成功的前提与基础。因此，在中国经历了40多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之后，社会发展的重心应该也必须转移到上述诸多领域，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长远大计和根本方略。

　　自21世纪开始，华夏民族必须自觉地从根本上改变民族的文化形态，并且在一系列重要的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领域实现突破，尤其是在生命科学、能源科学和空间科学等重要的领域实现突破。由此，创新自身民族的人文价值体系和科学知识体系，一句话，创新整个社会的知识体系，由此，中国才能够逐步走到人类文明行列的最前沿，并且发挥人类文明的引领作用和充当人类文明的主角。

　　人类文明进步的一切实质性的步骤，皆是通过人类对于自然界物质的探索、认识、开发和利用而实现的。当然，人类在社会制度以及各种社会关系方面的价值、道德、观念与意识形态方面的进步，与人类认知自然界物质的运动规律，两者在同等重要的程度，并且相辅相成，互为前提。

　　第二，制度框架的设计与公权力运行程序的公平，是中国成功的支柱。

　　在政治方面，中国大陆社会亟需进行一场“文明革命”，也就是说，完成一场以文明价值为前提的革命性升华。“革命”这个概念，自20世纪下半页以来，在中国人的心中，是一耳光被严重误解和误读的概念。实质上，所谓“革命”，应该是指使用一切文明的手段和方式方法，向所有的不符合文明甚至反文明的社会现象的斗争、扬弃和剔除。革命绝不只是意味着暴力和偏激、冒进和冲突。革命首先是指人类面对自然界的智慧的提升、进步和合理利用客观物质造福与人类生活。因此，在中国，必须重新确立关于“革命”的观念，并且把一切有关“革命”的暴力性的愚昧观念根除掉。

　　中国现有的公权力的框架包括：中共党委、政协、人大、政府。在中国大陆的宪法中，没有专门的“政协”的内容。我曾经提出的建议是：把政协改造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政党作用的机构，然后，赋予政协向人大推荐各级政府候选人的职能，在《选举法》的规范下，与中共党委推荐的候选人展开竞选，由此形成一种强有力的责任政府，为解决各种民生和社会问题能动的工作。

　　在中国，“家天下”的政体从夏商周三代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便逐步形成，到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皇权继承执行的是家族长子世袭制，一直延续到1911年满清王朝终结。辛亥革命后，“党天下”取代“家天下”，20世纪中国政体属于“党天下”，“一党专政”的体制中国仅仅存在了百年时间。可以肯定，华夏民族政治文明进步的历史逻辑是：家天下—党天下—民天下。21世纪中国注定会创建出一种属于“民天下”的伟大政体。

　　自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社会走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挂帅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两个历史时期。在21世纪未来的30—50年，中国社会将处于社会各个领域、各个行业的整体性、综合型的发展状态。面对这样的社会需求，中国亟需在经济、政治与文化等主要方面制定行之有效的政策与路线。

　　在20世纪初，伟大的孙中山先生提出“三民主义”的理论、设计了“五权宪法”的政体架构、并且在《建国方略》中对于中国的产业发展提出了具体而系统的规划方案。孙中山是屹立在华夏民族20世纪初的历史巨人，这位辞世了将近百年的伟大人物，至今仍然无人超越的历史高峰。中国大陆的社会建设，仍然需要再次认真向孙中山先生请教，并且以孙中山先生为光辉榜样。

　　中国属于一个地域辽阔同时各个不同区域社会存在较大差异的社会，因此，地方政府的创新能力与正确的执政能力，是整个社会走向发展成功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孙中山先生在20世纪初即倡导一种有效的“地方自治”的政治理念，而且，这种政治理念在孙中山先生哪里是坚实始终的。1900年他在《致香港总督书》中提出“于都内立一中央政府，以总其成；于各省立一自治政府，以资分理”的主张。 在1914年7月8日的《中华革命党总章》第四条中规定“本党进行秩序分为三个时期…… 二、训政时期，以文明治理，督率国民，建设地方自治”。并将规划地方自治的职务规定在政治部的职务之内。 1916年，孙中山在浙江省内演说，包括宁波、杭州、绍兴等，这时的他在所到之处极其强调地方自治，认为“民国建设以后，若地方自治既完备，国家即可巩固”。

　　从政治角度看，对于中国来说，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必须划分明确而合理的权限分工。中央政府承担在国防、外交与货币发行等主要职责，而地方政府则承担基本的生民问题的治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合理分工必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造的一个重要内容。

　　第三，走以科技产业化的经济增长之路，是推动社会的经济基础不断升华的根本方法。

　　自1980年改革开放起来，中国逐步成长起一大批企业家群体，同时也涌现出一批依托信息技术而形成的高新技术企业。然而，总体上说，中国企业的独立创新能力以及企业制度都成长许多问题，21世纪中国经济形态的升级必须依靠科学技术上的创新。

　　对于中国大陆来说，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在于：依靠现有的体制任何继续保证经济的较快速的增长以及真个社会运行的平稳？自1980年代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有着复杂的内部和外部原因。但是总的说，中国经济基础与产业结构以及技术水平仍然处于一种极其脆弱的程度，中国严重缺乏劳动生产力的创新能力以及自主革新能力，如果中国经济体脱离开外部市场，内部的各种产生要素不仅会丧失活力，甚至整个经济运行也会丧失动力。

　　现有的执政理念与经济市场化运行的根本要求之间，仍然存在着明显的价值隔阂和政策误差。

　　20世纪出中国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而倡导的人文价值是民主与科学。然而，由于中国社会普遍的严重民主与科学的传统，因此，无论在文化上还是在政治上，中国社会不具备由“家天下”向“党天下”转型成功的基础条件，也就是说，在20世纪初，中国不具备通过辛亥革命而快速转型为一个正常的民主国家的必要条件，从内部和外部来说都不具备。

　　中国大陆14亿成员的相当部分，仍然严重缺乏文明的价值的起码素质。这已经成为严重阻碍社会进步的一道天然的屏障。迫切需要一大批具有科学思维方式以及正确的价值观念的思想家、宣传家和教育家的引导。而最关键的是设计和确立基于公平的制度体系。

　　华夏民族自有文字记载以来，走过了一种极其灾难深重的历史过程。华夏民族从1980年走上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之路，才算是找到并且接近于人间正道。中国仍然属于一个没有经过长足的社会发展的国家，无论在经济基础还是在整个上层建筑层面，都存在着明显的落后性和不成熟性。从21世纪开始，华夏民族必须具有如下的自觉的意识：中国必须自觉地致力于向着人类文明的线路靠拢，由此，才能够真正成为人类文明大家庭中的一员。

　　总之，华夏民族面临着一场自身不可回避的社会文明升华的伟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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