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保护传承与发展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为中华民族繁衍生息作出了巨大贡献，对世界文明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并把保护、传承和发展传统中医药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不懈推动中医药与时俱进发展，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近代中医之争与民主革命时期对中医药的保护利用

近代以来，西医因诊疗技术特别是眼科与外科等手术治疗所表现出的显著疗效有别于传统医学的经验，被称为“科学医学”，中医药学遭到怀疑和否定。民国时期，医政制度基本仿照西方，传统中医被斥为“落后、迷信、不科学”，废止中医之争开始。新文化运动中，中医阴阳五行等医理基础被批判为伪科学、玄学。中医在中国医学界逐渐丧失了主流地位，演变为“西医在朝，中医在野”的格局。

在中医之争中，青年毛泽东认为中西医学各有所长、医理各有特点。1913年，他在读书笔记《讲堂录》中写道：“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专求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医生和药源都极为缺乏，毛泽东及时指导医院“用中西两法治疗”（《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5页），将中医中药重视起来。井冈山红军医院广泛利用当地流传的中医单方和自制中草药，内服外敷，治愈了许多伤病员。1933年3月，江西瑞金的“中央红色医院”成立。毛泽东指示，对疾病的预防和治疗要结合进行，教育大家讲卫生，要中西医合作。延安时期，毛泽东亲身体验了中医药的疗效——名中医李鼎铭的几剂中药结合按摩治愈了他反复发作的关节炎和胃病。他主张破除中西医之间的隔阂，改变当时延安的几家医院以西医为主的局面。1940年，在纪念白求恩逝世一周年大会上，他强调必须团结中医，发挥中医的作用。边区政府多次召开座谈会，专门研究中医工作问题，并正式提出了“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的方针和要求。延安许多西医学习中医，虚心拜中医为师。如鲁之俊、朱琏就拜老中医任作田为师，学习针灸知识。1944年5月，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毛泽东进一步强调中西医要讲统一战线：“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作用都是要治好病。”“能把娃娃养大，把生病的人治好，中医我们奖励，西医我们也奖励。我们提出这样的口号：这两种医生要合作”（《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54页）。1945年3月，陕甘宁边区成立了中西医药研究会等，对中西医结合作了可贵的探索。中医中药在革命战争年代担负医疗救护、控制传染病等任务，为保证军民卫生健康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

旧中国疾病丛生、疫疬流行，缺医少药。据不完全统计，每年约有1亿人口患各种疾病，“根据乡村的一般调查，其中有80%的患者得不到合理的治疗”（张伯礼：《百年中医史》上，第350页）。面对严峻的卫生形势，中西医团结合作，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发展人民医学的必要举措。1949年9月，毛泽东接见第一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代表时指出：必须很好地团结中医，提高技术，搞好中医工作，发挥中医力量。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为会议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493页）会议确立了“团结中西医”方针，将之与“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并列，共同作为新中国的三大卫生工作原则。

但是，由于社会上歧视中医已久，观念绝非一日所能消除，党中央关于团结中西医的指示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比如：卫生部公布的《中医师暂行条例》和《中医考试办法》，要求过于苛刻、不符合实际，考试的内容多是西医的，使得大多数中医师被淘汰。1953年全国92个大中城市和165个县登记、审查合格的中医只有1.4万多人。公费医疗制度中，没有考虑发挥中医的作用，各高等医学院校中没有考虑设立讲授中医中药的课程。中药的产销无人管理等（国务院文委党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的报告》）。

针对上述情况，毛泽东多次作批示和指示，要求从现实出发、从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来理解中西医之间的关系。他指出，“我们的西医少，广大人民迫切需要，在目前是依靠中医。对中西医要有正确的认识。中医是在农业与手工业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这是一大笔遗产，必须批判地接受，把其积极的一面吸收过来加以发挥，使它科学化；另一面，对不合理的要研究，分析批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205—206页）。“祖国医学遗产若干年来，不仅未被发扬，反而受到轻视与排斥”，“这是错误的，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首先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思想上要改变。1954年，刘少奇受毛泽东委托召集会议，传达关于中医工作的指示：“必须把中医重视起来。中医问题，关系到几亿劳动人民防治疾病的问题，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独立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一部分工作。”中医对中华民族人口繁衍有一部分功劳，在疑难杂症治疗中有优势作用。对中医的“汤头”，“不能单从化学上研究，要与临床上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提高中医”（《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259页）。毛泽东认为，中医基础理论目前没法用现代术语解释清楚，是因为“没有把自己的东西研究透”，不能因此就“轻易加以否定”（《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575页）。中医是临床实践医学，评判中医理论是否科学，要从整体上分析、从临床疗效上分析。他提出，“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大力号召和组织西医学习中医，鼓励那些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西医，采取适当的态度同中医合作，向中医学习，整理祖国的医学遗产”（《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第332—333页）。同年7月，党中央成立了中医问题临时工作组，传达中共中央关于中医问题的指示，召开中西医座谈会，讨论研究相关问题。1956年，毛泽东提出“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81页）。

1954年11月，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文委党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的报告》，进一步阐明了党的中医政策，提出了改进中医工作的具体措施。同月，卫生部成立中医司（1952年成立了中医科）。1955年12月成立中医研究院，周恩来亲笔题词：“发扬祖国医药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一些省、市、自治区也相继成立了中医研究所，积极培养中医、壮大卫生队伍。一方面，推动“中医带徒弟”工作，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基层中医药人才；另一方面，开办中医学院，将中医教育纳入正规学历教育体系。1956年，卫生部会同高等教育部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筹建四所中医学院，同年招生，学制6年，每所中医学院规模为2400人。开设课程主要有“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及“温病学”等。1962年至1965年，全国各中医学院的毕业生，累计有5600余名；截至1965年，各地共培养中医学徒5.9万余名，为中医队伍增添了新生力量。大力吸收中医参加大医院工作。据统计，1952年，全国有中医院19所，中医院床位224张；1960年，全国中医院发展到330所，床位14119张。绝大部分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都设立了中医科。1958年，卫生部发出《关于继承老中医学术经验的紧急通知》，各地组织大批中医工作者对古典医籍和老中医经验开展整理、总结、研究工作，整理民间秘方、验方。

1958年，中国掀起了西医学习中医运动。中医学院举办了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毛泽东肯定了这一做法，并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451页）。从1955年到1966年，共培养了4700多名“西学中”人员，他们成为全国各地、各医学学科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开拓者和权威人物。屠呦呦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她曾于1959年到1962年在卫生部举办的全国第三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学习。

1965年，毛泽东发布“六二六”指示，要求“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以解决七亿农民的防病治病问题。办法是因陋就简，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培训赤脚医生，而“安全、有效、廉价”的中医药充分发挥了作用，借助一根银针、一把中草药的力量，大大降低了医疗成本，依靠赤脚医生基本上实现了广大农村“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的目标。在农村加强中草药知识普及与中医药适用技术推广，也带动了中草药种植与加工。1971年，中药品种由2600种增加到5000种以上。1974年，全国中药材种植面积达到226万亩，中药材销售9.9亿余元。1971年7月，中国将针刺麻醉术成功应用于外科手术。到1979年底，在国内开展的针刺麻醉数量为200万例。

    中医治疗适用于流行性乙型脑炎、痢疾、关节炎、神经痛、烧伤、脱臼、多种皮肤病等，疗效显著；对于高血压、晚期血吸虫病、慢性肾炎、再生不良性贫血等疾病也有一定的疗效。全球疟疾肆虐时，1967年5月23日，中国启动对抗疟疾的中药研制。39岁的屠呦呦临危受命，成为课题攻关的组长。她从中国古代药典《肘后备急方》这一宝库中发掘出青蒿素，经过反复试验，1971年提炼出的青蒿素对疟疾抑制率达到100%。2011年9月，屠呦呦因此获得拉斯克医学奖。2015年10月，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新中国两种传统迥异的医学“同唱主角，争唱主角”，在当时中国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形下，在构建以人民为主体、农村为重点、积极防治为内容、人民健康为根本的新型人民卫生事业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获得了世界卫生组织所赞誉的“以最少的投入获得了最大的健康收益”。人民健康水平和身体素质有了根本提高：1949年到1976年，全国人口由54167万人增长到93717万人；死亡率从20‰下降到7.25‰；人均预期寿命，1949年为35岁，1975年提高到68.8岁（《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第6页）。“文化大革命”时期，和许多其他领域一样，中医药事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中西医并重”：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医药事业逐步恢复发展。1978年，中共中央转发卫生部党组《关于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问题的报告》，重申了党的中医药政策，对办好中医院校、培养中医药人才、办好中医医院、加强中医药研究机构建设、组织西医学习中医等提出了明确要求和措施。邓小平批示，“这个问题应该重视，特别要为中医创造良好的发展与提高的物质条件”（《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370页）。1979年5月，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后改为中华中医药学会）成立。

1980年3月，卫生部召开全国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会议全面总结新中国成立30年以来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的方针。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1条规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确立了中医药等传统医药的法律地位。面对当时出现的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西医西药的迅速走俏使得中医日益边缘化的格局，1985年中央书记处要求“把中医和西医摆在同等重要地位”，中医不能丢，必须保存和发展。同时，要求中医必须积极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手段，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1986年，卫生部制订了《中医事业“七五”发展规划》，提出“以机构建设为基础，以人才培养为重点，以学术提高为依靠”的发展思路。同年，成立国家中医管理局。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将“中西医并重”列为卫生工作的基本方针之一。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中西医并重”的方针。2001年9月颁布了第一个《中医药事业“十五”计划》。

2003年，面对非典疫情，科技部发布了中药防治非典研究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初步筛选出可在非典治疗中发挥一定作用的中成药，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出台，明确指出保护、支持、发展中医药事业，实行中西医并重的方针，鼓励中西医互相学习、互相补充、共同提高，推动中医、西医两种医学体系的有机结合，全面发展我国中医药事业。2005年，科技部在“973”计划中设立中医理论基础研究专项，用于对中医理论的整理、研究和创新。2007年党的十七大召开，坚持“中西医并重”“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发展”等方针政策，首次写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

这一时期，中西医并重很大程度上尚未能很好地实现。和西医的造影、化验、超声波等诊断手段与对病症讲究精准的学理分析相比，中医拿不出“人体数据”，而依靠个案经验的累积很难得到广义上的认可，这些“短板”造成中医发展较慢。中医人才大量流失，即便在一些大型中医院，看病也以西医为主；院校教育也存在中医教育西化、中医思维薄弱、中医技能缺失等问题。

“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把中医药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2015年12月22日，在致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60周年贺信中指出：希望广大中医药工作者增强民族自信，勇攀医学高峰，深入发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独特优势，推进中医药现代化，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切实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2016年，国务院印发《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把发展中医药上升为国家战略。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要坚持中西医并重，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实施，为继承和弘扬中医药，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确立了法律依据。2019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医药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坚持中西医并重，推动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推动中医药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充分发挥中医药防病治病的独特优势和作用”。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内容包括健全中医药服务体系、发挥中医药在维护和促进人民健康中的独特作用、大力推动中药质量提升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强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改革完善中医药管理体制机制等，明确了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目标方向和具体举措，彰显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中医药事业与中医药文化的高度重视。

正确处理好守正和创新的关系，坚持中西医并重，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发挥中医药在防病治病中的独特优势和作用。2016年，我国实施《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十三五”行动计划》，致力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的中医药技术服务能力建设。截至2018年底，全国已有98.5%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97.0%的乡镇卫生院、87.2%的社区卫生服务站、69.0%的村卫生室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县以下基层中医药事业迅速发展。截至2018年底，我国中医药卫生人员总数达71.5万人，年诊疗人次约10.7亿；全国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60738个，全国中医类医疗机构床位123.4万张。中医药学强调“治未病”，提供医疗、预防、康复、养生等多种服务的中医馆获得很大发展。

传统医药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促进文明互鉴、维护人民健康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历史上，中医药作为成熟的传统医药体系，不仅曾影响周边国家，还漂洋过海走向世界。在当代，2010年中国申报项目“中医针灸”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16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中国向亚非拉近70个国家派遣援外医疗队，几乎每个医疗队中都有中医药医务人员。中医药以其在疾病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受到许多国家民众广泛认可，特别是在流感、埃博拉出血热等传染病的防控中发挥了应有作用。

2020年初，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中，中西医发挥所长，协同救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中西医并重，组织优势医疗力量，在降低感染率和病亡率上拿出更多有效治疗方案。2月13日召开的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要求：强化中西医结合，促进中医药深度介入诊疗全过程，及时推广有效方药和中成药。

总览中医药近代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我们党对保护传承和发展中医药始终高度重视。中西医各有长处与优点，中西汇通、中西医学优势互补、融合发展，能够为世界医学发展和人类健康作出更大贡献，而“安全、有效、廉价”的中医药对健康中国、健康世界也将发挥独特作用。

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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