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0年，英裔美国传教士阿瑟·亨·史密斯的著作《中国人的性格》在上海的英文报纸《华北每日新闻》上发表，轰动一时。他把中国人的性格归纳出20多种特征，其中大部分是自私自利、缺乏公心、不讲诚信、爱面子这样的负面特质。鲁迅对此书非常推崇，书中归纳的很多特征被集中到“阿Q”这个文学人物身上。
从鲁迅到今日网络时代的网民，中国人的素质、中国的国民性，作为一个老话题被反复讨论。但其发问方式，已经悄然发生改变。
甲午战争后，清朝很快进入激进的政体改革阶段，而严复在当时认为，政体之下有人民，中国的失败, 不完全是物质、技术的落后, 更主要在于全民族精神的颓败。西方所以富强, 是由于人民德智体三者皆优; 中国所以贫弱, 是因为中国“民力已苶, 民智已卑, 民德已薄, 三者皆劣”。如果人民的德智体发展起来，能自主、自立、自治，民主政治就可以运行。
这样的讨论一直延续到“五四”时期，当时的知识分子看到辛亥革命后的国民政府虽按共和原则在运行，但中国依然贫弱的现实，意识到光讲政府如何没有用，“有什么样的人民即有什么样的政府”，不良国民性是中国进步的主要障碍，如果国民性不改变，国家的发展没有希望。要从观念入手，发动一场文化运动来改造国民性。
整个近代，国家的基本事实是晚清“五战五败”，辛亥革命后长期处于军阀混战，整个时代的问题是“西方何以富强，中国何以贫弱”，知识分子往往以中国积贫积弱这个“果”来推测“因”，得出的是武器不如人、制度不如人、文化不如人，再到国民性不如人这样的结论。
到了改革开放甫一开始，国门打开。当时西方正经历二战后30年的发展黄金期，我们还是“一穷二白”。在强烈的对比之下，“西方何以富强，中国何以贫弱”的问题被再次提了出来。这样的发问方式，时至今日还存在于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中。
但是今天，改革开放已整整40年，中国和西方的实力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中国人对国家和民族的自信一点点积累起来，发问的方式正悄然发生改变。为什么我们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还能维持社会稳定，中国未来如何与世界跟跑、并跑和领跑三跑并举，成为我们这个新的时代需要回答的问题。
认清发问方式的变化，有助于我们更深入理解已持续了一个世纪的有关中国国民素质及国民性的讨论。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所表现出的国民素质焦虑，主要是建设社会公序良俗的迫切期望，和国弱民穷时对国民性的批判，有着质的不同。比如，前几日网上流传的女老师罗某阻拦高铁开行引发舆论沸腾的这类事件，我们更宜于把它放到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的大背景之下来思考。
中国城镇新增人口中有相当多来自农村，他们把某些沿袭过久的不文明现象带入都市生活的公共秩序中，演变成一种不遵守社会公德和规则的行为方式，与正在形成的城市公共秩序时常发生碰撞，容易成为舆论焦点。
我们也注意到，在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形成的中等收入群体，对城市秩序提出了新要求。他们受过良好教育，有强烈的遵纪守法意识，他们对政府的公共管理和服务能力，对他人在公共秩序中的表现都有更高的期待，这是非常健康的发展现象。
都市生活所代表的现代文明中一整套的公共规则，有着缓慢的形成过程，西方社会的城市文明已经有上百年的发展史，而中国的都市生活不过是这三四十年才开始。加速这一过程，需要城市管理部门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提高管理能力，加强对民众的宣传教育。
站在新时代回头来看，过去有关国民性的很多结论是错误可笑的。时代的总发问方式决定了回答方式，而回答方式决定了，很多后人看来是荒谬的东西，在当时那个时代却无法被觉察出。看清这一点，我们就不会那么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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