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质性研究在聚焦重大现实问题的同时不断培育历史感和提升田野技艺，从多个维度对中国社会转型发展的复杂机制进行深入剖析。在当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历史使命日益突显的新背景下，这一年的质性研究多聚焦于国家治理的不同领域与相应治理机制。限于篇幅，本文择其要作简要梳理。
从历史视角深入剖析国家治理的经验与逻辑
当代中国国家治理转型不是一个单纯引入现代理念和推动技术治理就能一蹴而就的过程，要对现有治理结构和制度进行优化首先需要了解其复杂缘起以及所嵌入的组织文化与特定制度精神，因此回到历史脉络并从中展开细致梳理就尤显重要。张静以“构造组织观念”为切入点，通过对档案进行梳理，呈现了国家运用组织化权力塑造与特定治理结构相匹配的组织观念、权威结构以及人事基础的复杂过程。游正林从史料出发剖析了用于规范公营工厂工人劳动态度以及公营工厂内党组织、行政组织、工会组织三者之间互动关系的新型劳动伦理是如何被逐步构建起来的及其复杂影响。阿拉坦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初内蒙古东部乡村社会防疫运动中的秩序操练，尤其是国家在防疫的同时如何有效重整了乡村社会，并试图揭示其中蕴含的“卫生政治”逻辑。强舸以一个少数民族案例为切入点，追溯了国家推行冬小麦种植的复杂历史实践，探寻了农业技术变迁中治理技术的发展及其社会后果。这些研究从不同维度对当前国家治理体系中重要构成部分的历史演变及其组织基础作出了有益探讨，对于深入理解现有治理模式的根植性特点具有重要作用。
在机制分析中展现复杂治理过程
质性研究更注重于对经验现象复杂性的不断再现以及对被简单现象所遮蔽因果机理之深究。立足于这种方法论视角，质性研究在聚焦国家治理进程中不同领域案例时，多试图以机制分析为切入点呈现案例之外复杂而多维的宏观结构特征。刘军强等以某县农业结构调整中出现的重复低效怪圈为案例，揭示了基层政府产业结构调整的深层运作机制，发现强激励与弱惩罚的激励结构更容易引发基层政府产业调整中出现“积极的惰性”现象。毛丹等发现妇联改革在党政部门与社会组织角色之间“钟摆”运动，其后的复杂机理既与宏观制度安排的阶段性变化有关，也与妇联干部群体的行动策略挂钩，制度结构与行动策略的相互作用导致了妇联改革中的深层难题。姚泽麟通过对我国城市医生的执业环境与执业行为展开分析，揭示了医疗专家群体在不具备法团自主性但又对患者和医疗厂商具有双向支配地位的复杂情境中的行为逻辑，以及由此引发的复杂社会后果。杜月从“制图”、“治理”和“认知”三个机制性环节出发，对当前“技术治国”治理理念下制图术在中国行政系统中的运作逻辑进行了深入观察，指出当前治理结构正在经历的重要转型挑战。殷浩栋等的研究发现基层政府在扶贫过程中同时受到多种理性逻辑的影响，并揭示了基层政府在治理实践中的理性权衡准则及其对扶贫项目的作用。陈家建通过对一个国家项目的历史考察，勾勒了不同项目管理机制对地方政府项目执行的影响与后果，呈现了项目化治理模式的演变机理。吴莹的研究展现了从传统乡村到“村改居”社区不同治理策略的实际运行机制及其效果。概括而言，对国家治理过程与机制的深入观察，在突显转型期治理实践复杂性的同时，也不断折射出当代中国转型发展的独特逻辑。
在中观维度推动分析性研究框架发展
质性研究不仅注重在田野经验现象层次的“深挖”，更注重在一般化理论层次的逻辑推演，进而锻造更具穿透力的分析框架与概念。这就势必要求研究者超越现象层次的描述与感悟，构建链接宏观结构和微观行为的中观分析框架与概念，以此增进知识的有效积累与学术对话。近来的一些研究由于更注重在条件、约束、机制边界的维度深入剖析案例中蕴含的组织学机理，因而推动了不同领域中观分析框架的发展。盛智明以某市住房与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主导的社区物业管理新政改革为案例，构建了一个考察地方政府部门风险规避行为的分析框架，对不同风险规避机制的条件与边界进行深入探讨。吴建平在研究地方工会“借力”运作的过程时，发现“借力”机制既存在于正式组织结构层次，也存在于个体行动者层次，但不同层次的机制依赖于不同的制度条件。冯猛基于基层休禁牧案例，探讨了上下级政府在政策执行中讨价还价的发生机制，指出不同的政策执行过程与特定的治理情境相关，由此建构了实施成本的分析框架。李迎生等运用福利治理的分析框架，阐释了中国转型期乡土社会农村低保的运作过程，揭示了政策目标定位偏差发生的逻辑。黄晓春等构建了多层级行政发包的分析框架，展现了基层政府在不同治理条件和约束下对社会组织功能认知的转变模式，及其面对政社关系时所采用的策略。这些研究在试图提出一些贴近中国转型现实的分析概念和框架的同时，开始推动国家治理不同领域知识积累的纵深化发展。
引入多元行动者分析视角展现治理实践中的多重逻辑
在国内质性研究领域，“国家与社会”分析视角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受其影响，研究者往往对“国家”和“社会”都作简单化和同质化的技术处理，由此遮蔽了治理实践中更为复杂的互动机制。最近的研究开始引入多元行动者分析视角，不但超越对整体国家的简单想象，从而注意到多层级政府以及不同职能部门在治理逻辑上的差异，而且还将社会行动者带入分析框架。陈那波等以生活垃圾“计量收费”政策试行过程为案例，分析“试点”的微观机制，剖析其中各行动主体的利益诉求和行动策略，呈现了“试点”被科层化的微观政治过程。闻效仪通过在珠三角、长三角和东北等地的田野研究，发现集体协商已呈现多样化类型，正在进入多元推动的时代，由此建构了国家主导、工人主导等四种类型的集体协商类型学。吕方等人的研究发现，在“复杂政策”的治理领域，中央政府除常规考核外，还会通过扩大社区参与等方式引入多方行动者制约地方政府的偏差行为，由此建立新型的“央—地”协作机制。李敢从县、市、省三级地方政府行动者角度论述文化产业发展与地方政府行动逻辑之间的互动机制，揭示了“辖区包装”等新型逻辑。
回顾2017年社会学质性研究可以发现，当前质性研究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型节点：一方面，研究者大多注意到了已有研究在方法、视角和研究设计上的不足，因而尝试从多个维度提升质性研究对复杂经验的穿透力；另一方面，现有的创新与发展在方法论上仍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在引入历史视角和强化历史分析的同时，与现实经验问题之间的勾连度并未同步提升；在强化机制分析和推动中观维度分析框架精致化的同时，面临着田野叙事的形式化危机；在强调提炼一般性概念的同时，开始显现出理论预设“裁剪”复杂经验现实的现象，在强化对叙事规范化要求的同时，弱化了对经验资料厚重性的挖掘。在如此关键的转型节点，质性研究唯有不断深化自身在方法论和操作技艺上的探索，并努力从经典研究中获得理论涵养与启发，同时尝试不断在挖掘经验现象复杂性的同时延展自身解释机制，才能超越简单案例叠加式的低水平知识积累模式。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社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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