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理论

    今天是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三十年纪念日。邓小平在这一讲话中强调制度的决定性作用，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互配合，强调反对封建主义、反对权力过于集中等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主张政治体制改革的人，最具有号召力改革的人，一个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已经没有名义权力而鲜明主张市场经济的人，却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止步不前，这方面不能不让人深思。

　　从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反思来看，他存在着三个方面不足。第一，对毛泽东反思不彻底。他一直认为毛泽东犯了错误，但对毛泽东的错误还是采取三七开，并在此基础上区分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思想。毛泽东的七在哪里三在哪里并没有进行实证性的分析，这一点还不如毛泽东本人说得实在。毛说他这一生中只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打跑了蒋介石，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如果按毛泽东的说法他最多也就是五五开，而不是三七开，同时受毛泽东思路的启发，他给自己定了四六开。

　　讲毛泽东不能不讲毛泽东思想，即使是区分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思想，从今天来看，毛泽东思想也有很多错误的成分，毛泽东思想的思维方式仍然是阶级斗争思维、革命思维，而不是建设思维，毛泽东的建设水准并不高。毛泽东的思想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思想，其思维方式和毛泽东思想并没有什么同。强调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这一点并没有太多的说理性，世界上哪个国家不实事求是，美国不实事求是还是日本不实事求是，不实事求是能发展起来吗?不实事求是为什么每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都有很大的不同?说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不过是权力想垄断真理的一种方式而已。说毛泽东的思想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改革开放只要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仍然是一个貌似合理似是而非的结论。

　　无论是毛泽东思想还是毛泽东的思想，里面的精髓绝对不是什么实事求是，而是专制主义，是专制主义的一个现代版本。对此，阿伦特早就有所察觉，她说：在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里，尽管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这不是主要内容，主要内容是要对所谓的“反对派”进行“思想整顿”，“一种精心设计的过程经常地塑造和改造人的思想”，全国人民或多或少地服从。很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变成了所谓的无产阶级一朵花，变成了毛泽东个人的一鸣惊人，鲁迅如果活着的问题得到变成了或者让鲁迅识大体不说话或者住在监狱里的让在场所有人毛骨悚然的回答。

　　正是因为对毛泽东反思的不彻底，再加上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告诫人们对历史易粗不易细，再加上团结一致向前看，使得人们对毛泽东的错误认识停留在表面现象上，并把毛泽东的错误不恰当地加在所谓的林彪、“四人帮”身上，从而为毛泽东开脱责任和罪责。对毛泽东反思的不彻底，造成了对邓小平反思的不彻底，因为二者起源于同一种逻辑思维，意识形态上称之为一脉相承，在政治斗争中，我们看到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毛泽东阶级斗争思想在新形势下的延续。正是因为告别毛泽东的强人政治，才有了邓小平的后强人政治，表面上虽然有所不同，其实质是共同的。

　　第二，对苏联的政治体制反思不彻底。邓小平本来已经认识到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从苏联照抄照搬过来的，但对苏联的政治体制评价是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而不是极权主义政治体制。比如说苏联斯大林破坏法治，没有民主，搞接班人制，文化上专制主义等。在斯大林时期，凡是反对或怀疑斯大林的理论、政策和主张的人，都被视为人民的敌人而遭到镇压，其中包括大批高级干部和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以下的事实足以说明问题：1927年开除托洛茨基派，1929年清除布哈林派，1934年基洛夫被暗杀，1934—1938年大清洗。1990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在研究为过去的受迫害者恢复名誉时透露：1930年—1953年间，因反革命罪被判刑的就有3378234人，其中被处决的就有786098人。1991年6月14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留奇科夫在会见社会团体的代表时说，现已查明，在1920—1953年期间，苏联约有420万人受到镇压，其中有200多万人是在1937—1938年受到镇压的。就是被称为苏联共产党胜利大会的十七大，在大清洗中，参加十七大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名代表被捕;139名中央委员和修补委员中有98人被捕和处决;11名政治局委员中，奥尔忠尼启则因抗议斯大林滥捕滥杀而被迫自杀，科西奥尔和楚巴尔被处决;6名政治局候补委员中，波斯蒂舍夫、鲁祖塔克和埃赫等被杀害。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变成了斯大林一人的“主民”。

　　与此同时，一亿二千万农民被卷入到“集体化”的历史浩劫之中，至少有一千万农民和三百万儿童直接死于灾荒和饥饿。历史的记录更为骇人，在斯大林大权独揽的25年中，死于非命的俄国人总数，下限是2200万，上限是 6600万。从1937年到1938年，即布哈林被捕入狱到审判处决的几百个日日夜夜中，仅在莫斯科一地，一天就有上千人被枪毙。莫斯科火葬场的焚尸炉烈焰滚滚，不分昼夜地火化掉源源不断的血肉模糊的尸体。

　　在这方面，对此的反思早不如赫鲁晓夫，现不如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做的报告让全世界重新认识了斯大林，也让全世界为之震惊。即使如此阿伦特仍然毫不客气地指出：“赫鲁晓夫的令人震惊的坦率承认其实也是掩盖过于揭露”，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个人的批判自觉地掩盖了极权主义恐怖的最主要方面，即消灭所有的反对派。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接受俄罗斯著名《消息报》采访时，就应该如何评价斯大林问题表示说：“如果谈到应如何评价斯大林时期的统治这个问题，那么实际上从新的俄罗斯诞生以来，这个评价就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斯大林针对自己的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虽然说他在管理国家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虽然在他的统治下，前苏联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他对于自己的人民所犯下的罪行是无法饶恕的”。而在赫鲁晓夫时期，我们强调为斯大林平反。在梅德韦杰夫时期，我们更愿意重述普京的“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独裁者。”

　　第三，对制度缺少深刻实质性的反思。邓小平虽然认识到制度的重要性，认识到制度对毛泽东缺少应有的约束，但是却没有认识到是专制主义制度造就了毛泽东。他重复了毛泽东的话，说斯大林破坏法治这件事，在英、美、法这样的国家就不可能发生，如果按这样的逻辑推理，应该是在苏联实行英、美、法这样的民主制度，比如分权制衡、政党竞争、司法独立、自由选举制度、新闻自由制度等，这样至少在斯大林以后的人身上就不会再出现破坏法治的现象。同理，为了避免在中国再次发生毛泽东破坏法治的现象，也要采取英、美、法这样的民主制度。因为苏联和中国的制度都是根生，都来源于专制制度，反专制就要采取民主制度。但邓小平认为苏联和中国共同发生的事是集权，专制主义只是一个影响，并不占主要方面，主要方面是集权制度，只要改变集权制度，建立民主制度就可以解决。

　　所以邓小平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前提下，拒绝学习西方的具有普遍主义的民主制度，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情况下，搞了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少有民主色彩的社会主义政治。他提出的三个关键措施是党政分开、下放权力、提高效率，这三个方面的内容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结果。党政即使分开，党的权力如果不受限制也会腐败和滥用，党的权力如果占领道德制高点，党的权力腐败和滥用的可能性会更大。如果没有权力制约，下放的权力更容易裸奔。效率的提高只会带来GDP主义，人民的权利在GDP面前只是受到侵害。不受制约的党权和政权只会造成两极分化而不是共同富裕，只会造成腐败而不是社会公平，只会造成社会溃败、社会危机而不是社会稳定、社会和谐。

　　正是因为没有建立民主制度，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我们看到不受制约的权力已经进入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层面，进入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诸多领域。在政治上形成了“党主”的政治体制，在经济上形成了“党主”的权贵资本主义体制，在文化上形成了“党主”大一统体制，在社会上形成了“党主”的和谐体制。“党主”在不断地“主民”，“党主”的过程变成了“主民”的过程。

　　今天我们学习邓小平讲话，不是为了纪念而纪念，不是为了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而应该分析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不足，重新确定以宪政民主的政治方向。应该看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不是党政分开，而是权力制约。只有权力受到约束，人们才能有自由。GDP是次要的，经济大国是次要的，多一点儿自尊，多一点儿幸福才是最主要的。没有宪政民主的体制，自尊、幸福即使有也会随时被剥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