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保障权利”到“有效执政”

能否实现被动维稳和维权向积极制度化的保障权利转变，从单纯发展经济向满足民生需要和民主需要转变，关键取决于领导者在权力和自身利益面前的重大抉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维护党“为人民服务”的理想信念，实现党的执政向民主化和法制化方式转型，本质上是一场自我革命，这场革命的特点就是执政特权和执政利益的自我剥夺

   序言：在网上看到大家热切的讨论在深圳建“政改特区”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问题。我写了下面五段话，表达了对进一步推进深圳政治发展的看法。大家看可行否？陈红太

1、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必然带来各种维权事件的集中出现。劳务工、居民、业主、农民的维权，目前在一些地方还主要是被动的维权，即当他们的经济和社会权利受到侵害后才开始采取上访、集体围攻和堵路等非制度化和组织化的街头行动。限于这种维权形态，说明百姓参与尚处于以维护私权为目的阶段，成熟的公民社会还处于形成的过程中。一个城市和地区，公民社会成熟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百姓的维权行为不仅仅限于被动的维护经济和社会权利，更应积极主动关注公共利益和政治权利，并为此自觉的组织和行动起来。执政党和政府也从被动的维稳，转变为通过制度化和法律化的方式，不仅为百姓的经济社会权利提供保障，更为百姓的公共需求和政治权利提供保障。什么时候百姓从仅仅维护自身的经济和社会权利中超越出来，更加关心公共事务和公共事业，把自身的权益和社会政治共同体的利益结合起来，把社会政治共同体的公共利益和政治权利提上日程，这就标志这个城市和地区的百姓已经完成了自身身份的转变，即从普通的百姓转变为社会政治共同体的公民。公民是一个公权的概念，是社会政治共同体中对公共生活负责的社会化角色，而不仅仅是法律意义上的权利和义务相结合的社会个体。深圳南山区的公益性社团、义工组织以及为助教、环保、治安、养老助残等积极投身参与社区建设实践的人们已经证明，公民社会在这里正在形成。党和政府要为现代公民社会的形成积极提供制度供给和各方面支持。

2、执政党的主要职责是执好政，要领导政府满足“四个需要”——发展需要、治官需要、民生需要和民主需要。这四个需要的关系是：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基础；选任为人民谋福利的好干部是关键；满足老百姓的民生和民主需求是目的。满足四个需要的执政就是“有效执政”和“有效政府”。因此，党的执政目的最终要落实到满足民生和民主需要上面。也就是“民权需求”上面。民生加民主也就是民权需求等于民心所向。你的经济发展速度再快，财政收入再高，如果民众的基本公共需求，如住房、医疗、教育、环保、治安、就业、养老、助困、救灾等，尤其是前五项得不到满足，百姓对公共事务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结社权、监督权以及对官员的选任权和自治权等得不到满足，你经济建设搞得再好，老百姓也不会买你的帐，你的执政基础也不会稳固。因此，民生需要以及不断增长的民主的需要，合起来叫“民权”的需要，是执政党执好政的主要体现，也是党的执政的最现实的目的。党委和政府仅仅把保持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稳定作为执政和政府工作的目的是不够的，党委和政府不能在民众中仅仅满足于“维持会”“办事处”和“消防队”的角色，更要充当好“送子观音”、“黑脸包公”、“开集市办社戏”以及“慈善会”等等角色。深圳市南山区在社会管理方面的“一格三员”模式和维稳综治经验；在公共服务方面的“和谐企业工作室”“爱心超市”以及“老年协会”、“五老爱心社”、“四点半学校”、“社区服务社”等做法和制度措施，为通过科学化、社会化的机制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和为企业员工与居民提供满意的公共服务创造了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同时还可以在满足百姓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尤其是对主要领导干部财政资源的支配权方面加以制度限制并把审批权运用结果公开，在满足百姓对乡镇一级党政领导干部直选权和选任参与需要方面有所作为，并可持续的加大民生保障的财政支持力度，深圳的民权建设进程将出现新的更加令人振奋的气象。

3、实现“有效执政”要依靠两种力量：政权组织和社会组织。即一靠政府二靠社会。无论是西方经验还是我国快速城市化的地区的经验都证明，单一的政府行政权主导不可能满足社会多元化公共需求。现代社会的治理要学会两条腿走路：政府提供的一般性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与社会公益性组织提供的特殊性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相结合。也就是执政党要学会借助社会组织的力量，借助民主和自治的力量，依靠政权组织和社会组织的结合，为社会民众提供满意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因此培育和发展社会公益组织是实现党的执政向民主化和法制化转型的必要条件。工业化和城市化必然带来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下沉。因此，在社区层面，如何加快培育和发展各种公益性的社会组织，改革不适宜的社团管理办法，根据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提出的新形势、任务调整政府组织结构、设定政府职能，已成为中国社团和政府改革的现实需要和必然趋势。深圳市在社团登记方面进行的“双轨制”探索和在基层设立政府“社区工作站”等做法，为我国已经实现城市化地区的社团体制改革和建立弹性解制型、雇员制政府提供了制度创新经验。但如何在现有已被拉直加长的政府权力链条的基础上实现弹性伸缩，建构扁平化的政府权力结构，完善政府雇员制的管理和推进力度，真正实现政府职能、机构和人力资源的最优配置，保持并增强政府的活力和效能，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和大胆进行制度创新。

4、能否实现从被动维稳和维权向积极地制度化的保障权利转变，从单纯的发展经济向满足民生需要和民主需要转变，关键取决于领导者在权力和自身利益面前的重大抉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维护党的“为人民服务”的理想信念，实现党的执政向民主化和法制化方式转型，对执政的共产党人来说，本质上是一场自我革命。这场革命的特点就是执政特权和执政利益的自我剥夺。自己的刀削自己的把。许多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但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完成这样的壮举。当手腕被蝮蛇咬伤，真正的勇士就会立即把自己的手腕截断，以免毒性扩散全身。这就叫“壮士断腕”。我们共产党人当认识到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会蚕食和弱化我们党的理想信念和追求，而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又要求我们必须转变传统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时候，我们就要有“壮士断腕”的精神。但这个“腕”怎么断，是搞“群众运动”还是搞“依法治党”？现在看来，两者都需要。前者不学其形而取其意，把“人民监督”和“人民问责”贯彻到“依法治党”之中。即中组部以四川和江苏的经验为基础推行的，扩大干部选任的民主参与和用制度化的方式治官。

从2002年党的十五大，我们党就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现在看来，依法治国，首先要依法治党，依法治党首先要依法治官。因此，如何用民主和法治的方式实现新形势下的“官治”，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治官法制体系，已经成为新形势下法制建设的头等重要的任务。改革开放初，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需要，我国的法制建设把主要精力用在了建立各种形式法治规范上面。目前，这一任务已经基本完成，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法制体制已经基本形成。我国法治建设的任务应该转到如何满足科学发展和民生民主建设需要的治官法制体系上来。传统中华法系的形成源于中国儒家伦理的法制化；西方罗马法系的形成源于私权的法制保障。当代中国，如果能够形成一套以科学民主为特色的治官法制体系，那现代化的中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也能够立于世界法制体系之林。中国法治政府的建构不应走西方人已经走过的老路，以权力制衡、程序正义、维护私权、宪法至上为主要特征，而应以满足发展需要、民生需要、民主需要和治官需要为立法的宗旨和依归。不仅要规范立法、执政、行政和司法行为，更为重要的要规范执政党和政府在满足四个需要方面的具体职责和实施细则。法治政府的本质是科学发展型政府、服务民生的政府、人民当家作主的政府、依法治党和依法治官的政府。

5、依法治党和依法治官目前有许多工作要做。党的自身信念维持体制、组织管理和服务体制、执政和领导体制等都需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加以改革和创新。首先是组织管理体制，要根据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改革传统的以行政化和单位制为原则的组织建构体系，根据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需求，以社区化、社会组织化为新的组织建构原则，把党的支部建在社区、楼栋和专业化的经济组织之中，建在公益性的社会组织之中。深圳市南山区在这方面探索了许多经验。比如按区域化原则构建“一核多元”的社会组织结构新格局，实现社会组织的资源共享和优化配置。其次是党的基层组织领导人的选任问题。一定要打破基层党组织领导人委任制的传统做法和实际运作机制，全面推行基层党委领导人的选任制，并且要打破身份职业年龄等界限，从社区和两新组织中，从最有威望的党员干部中民主直选党的基层领导人。再次是党员的信念和组织归属感的培育问题。要坚决改革运动型的灌输制、教条说教制的传统党员教育方式，以根据现实党员干部面临的实际问题、困惑和挑战，有针对性的通过组织化、社会化、活动化的方式，把理想信念的教育寓于服务社会、培育情操的高尚活动和实践之中。再其次是宣传和教育方式的转变和创新。互联网和各种新型传媒手段的运用，已经为新时期的宣传和教育提供了新的手段和工具。党的宣传教育要学会并熟练的运用这些现代化的手段和工具。网上党课和党员网上之家等新型党员教育方式要积极推进和大胆的运用。再其次是党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制度创新和建构问题。要学习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密切联系选民的制度建设经验，设立像“事务诊所”那样的定期接见选民的制度设施和定期访问选民的制度机制。还有党委职能机构的改革问题，要根据党的执政需要改革和调整党委的职能机构，如应增设政策咨询部、社会工作部等职能部门，调整组织部、宣传部和统战部等职能部门，加强党的决策科学化，加强干部选任、培训、激励和监督，加强党员的社会管理和服务，加强互联网在党性教育和团队沟通和凝聚方面的运用。总之，党的建设的社会化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趋势。治党一定要认清这一形势，尽快实现党的建设的社会化转型，并把转型中的成功经验用法治的形式确定下来，实现党的执政建设的法制化。

20100825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