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之治”的内涵、特点及进路

“中国之治”新方向

——论“中国之治”的内涵、特点及进路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中国人民大学2019级硕士研究生张鹏飞

●当前，世界进入到一个“穷”的阶段：传统的治理方式穷尽了，路径依赖不可持续。在这个时候，中国治理的成功显得愈发可贵。

●“中国之治”不仅是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重大命题的回答，更使得中国有更大力量为全球治理作出贡献，照亮了国家治理新的方向。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之治”在二十一世纪正散发着耀眼的光芒。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向世界宣示了“中国之治”的成就与担当。进一步理解“中国之治”的内涵、特点及其发展路径，对于探索世界发展的新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之治”的内涵

“中国之治”可以从四个方面去理解：

“中国之治”根源于政党之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担当是“中国之治”的最基本保证。一方面，作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领导核心，没有成功的党的建设，也不可能有成功的国家建设，所谓“中国速度”其动力就在于党的引领。我们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增强忧患意识，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从而保证党始终带领全国人民走在复兴之路上。可以说，党的自我建设与中国的治理成功密切相关。

“中国之治”体现在大国之治。《决定》提到，中国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推动拥有近十四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的制度和治理体系。“中国之治”正是实现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作为一个世界性大国的腾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实现良好的治理，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确性的最佳证明。

“中国之治”本质是人民之治。“中国之治”的一大优势是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一方面，“中国之治”是以人为本的治理，目的就是为了人民的幸福与利益。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另一方面，人民是“中国之治”的参与者、贡献者，“中国之治”在于使各方面制度和国家治理更好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可以说，“中国之治”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的治理。

“中国之治”承载着文明之治。“中国之治”不仅是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更意味着对一个文明的治理。“中国之治”实际上承载着一个古老文明的现代化命题，这是中华民族的一次革命性飞跃，这种革新精神正是中华民族延绵数千年的秘密所在。中国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中国的第五个“现代化”，吹响了“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的当代政治文明话语体系建设的号角。中国的治理模式激励着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自己的治理模式，也启迪西方社会走出治理困境，为人类文明演进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之治”的特色：三个统一

中国文化是“和合文化”，讲求在不同的概念之中寻找中庸之道，这超越了西方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成为“中国之治”成功的关键，也是其不同于西方治理模式的特色所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创新性与制度化的统一。传统观点认为，创新与制度化是对立的。因为创新要求变革，而制度化在于固定。现实中，西方智识上的僵化正是导致其政治衰败的一个根源：自以为自身制度设计天衣无缝，墨守成规，不能适应国家、世界出现的新变化，最终导致其治理模式失灵。中国一直根据内外部环境变化，不断深化改革，创新治理模式。《决定》指出，“中国之治”依靠的制度是在不断探索实践，不断改革创新中建立和完善的。一方面，我国在探索中以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根据中国国情，创造性地建立并完善了中国特色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提出“一国两制”伟大构想，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另一方面，中国治理的制度化水平不断提高。经过实践探索，中国形成并完善了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法律体系，并不断完善各方面的制度建设。同时，中国共产党也一直注重提升自身制度化水平。党自身建设的制度化与国家治理的制度化两者在协调并进中逐渐完善。

全局性与灵活性的统一。治理中国这样一个广阔、多元大国，全局与局部的协调至关重要。必须将宏观规划与微观政策结合起来，既要总揽全局，又要激发各层面活力。在一些名义上的分权国家，这反而很难实现。例如，美国政策的特点就在于提出一套事无巨细的法案，然后要求全国一致地执行，例如医保法案。这种模式的结果就是政策解释权被法律精英垄断，也使得许多地方不得不削足适履，政策难以实现初衷。而在中国，“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通过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全国向着一个目标走，从而可以在稳定的基础上，高效地协调动员各方面力量。在此前提下，中国的治理模式调动了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引导社会市场参与治理，在基层社区和行政村实行基层自治，激发了治理的活力与各方面的积极性，使国家治理在顾全大局的基础上保持灵活性。

特色性与普适性的统一。《决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中国之治”依托的是对普遍规律的认识，也是对中国特殊国情的把握。从实践来看，它是中国特色的；从路径来看，它是普适的。“中国之治”是基于国家建设的普遍逻辑，依据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有序进行的。中国的治理中注重国家能力提升、有坚强核心领导、注重中央与地方的协调等诸多经验，都是能适用于世界不同地区的。“中国之治”更是立足中国国情讲治理的结果。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依据国内现状，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确保了民主，团结了各方面力量，又根据基层的现实和传统的治理方式，建立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一切制度创新都来源于对中国历史现实的准确把握，正是这种符合国情的治理路径创造了“中国之治”的奇迹。

“中国之治”的发展路径：中国历史与世界未来

党的十九大报告向全世界宣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彰显的，正是中国共产党的世界初心和天下担当。“中国之治”不仅要解决自己的问题，更应该为推动全球治理的改革，为世界各国的治理提供新的路径与启发。

“中国之治”是大历史的有机统一。“中国之治”首先是立足于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与后四十年的有机统一。在旧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成功建立了强有力的国家机器，树立了有强大凝聚力、号召力的政治权威，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完整的工业体系，提高了医疗与教育水平，而这些正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发展的基础。改革开放后，中国进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激发市场与社会的活力，协调各方面力量，推动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代，中国在加强党的统一领导的同时，提出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推动了国家治理理念与实践的进一步提升。

“中国之治”更是五千年历史的有机统一。中国早在汉朝就建立了强大的国家，是世界政治史上的先驱。“中国之治”重要的创新来源，便是中国历史传统智慧。儒家传统深深根植在中国政治与中国人思想深处，其以德治国、以民为本、小康社会等思想不断为中国的治理提供启发。“中国之治”是中国本土治理能力的一次复兴，而非简单的对西方治理模式的引入与内化。“中国之治”实现的，是“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的转型，打通了“现代中国”到“全球中国”的可能。

中国之治要引领“世界之治”。有学者提出“孔子改进”，即在自我利益提升的同时提高他人所得，正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认为中国的政治思维根本不同于西方的“个人-共同体-国家”模式，中国的政治起点是天下，是一种“天下-国-家”的没有外部性的秩序。“中国之治”就是在实现“孔子改进”，在发展自身的同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如今，中国通过推动建设“一带一路”、亚投行等方式，为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为世界的发展赋能。“中国之治”以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双重合法性超越西方单一的“自由民主”合法性，以“国内治理、地区治理、全球治理”三位一体治理观超越国内国际二分法式治理观，为世界各国探索新的治理路径，为“世界之治”的实现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当前，世界进入到一个“穷”的阶段：传统的治理方式穷尽了，路径依赖不可持续。在这个时候，中国治理的成功显得愈发可贵。正如《决定》中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经过长期实践检验，来之不易，必须倍加珍惜。”“中国之治”不仅是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重大命题的回答，更使得中国有更大力量为全球治理作出贡献，照亮了国家治理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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