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西方政治正确的正确限度何在
在特朗普正式当选美国总统的时候，《时代周刊》将他作为封面人物，旁边一行小字：美利坚分众国总统。特朗普的当选，是美国左右对抗、两极化的结果，他上任之后，又加剧了美国内部的分裂，2017年8月发生在弗吉尼亚州的夏洛茨维尔流血事件，是白左和非欧裔的美国人与白人中的右派（白人至上主义者）冲突的表面化，显示出自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内部各种族、族群的和睦共处，如今再次受到撕裂，政治正确的共识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特朗普在竞选演讲中，再三公开宣称：“政治正确，我们再也承受不起！”现在的问题是：维系了美国各种族和族群和睦共处的政治正确原则依然还正确吗？如何对待与世俗化有隔阂的极端穆斯林，是宽容还是斗争？流行了美国几十年的身份政治，是否有值得反思的空间？假如美国不在这些问题上重新找到共识，发生在左右之间的裂痕将继续扩大，乃至撕裂美国。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欧洲，原来是基督教世界的欧洲，如何面对汹涌而来的穆斯林世界的移民潮？世俗化的欧洲如何与世俗化有隔的穆斯林相处？这些问题也同样考验着欧洲人的政治智慧。
政治正确是否正确？
政治正确，是对言论自由的一种限制，它要求公众、特别是有权势的公众人物在表达言论的时候，不得以歧视或贬低性语言指称对象，特别是对弱势群体、少数族裔以及非主流的宗教与文化，以避免伤害他们的利益与尊严。比如，不得以“黑鬼”描述黑人、“弱智”形容智力障碍者、“疯子”指称精神病患者、“蕃人”称呼原住民等等。自上个世纪美国平权运动以来，政治正确成为美国和欧洲舆论界的第一原则，许多政客、大学校长、脱口秀明星、节目主持人因为一不小心发表了对少数族裔、弱势群体的歧视性语言，被迫下台、辞职或道歉。
政治正确原是为了保护少数族裔的集体权利和边缘社群的文化特殊性，适当限制主体族群和主流文化的言论自由，以便让不同族裔、不同宗教和不同文化的人群相互容忍、和平共处。然而，政治正确从一开始就备受争议，随着以极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背景的恐怖活动的升级、外来穆斯林和墨西哥移民犯罪率的上升，让许多白人更加心怀不满，觉得自己的意志受到了压抑，失去了自由批评的权利。当口无遮拦的特朗普横空出世，公然嘲笑穆斯林、批评墨西哥移民，让许多白人选民暗自叫好，觉得他说出了自己不敢说出口的心里话。
夏洛茨维尔流血事件的起因也与政治正确有关。政治正确是白左和大多数非欧裔美国人所信奉的原则，近几年政治正确不仅运用于现实秩序，而且开始以此为原则追溯美国历史，重新颠覆历史的书写。在美国早期历史当中，几位开国元勋如华盛顿、杰佛逊等都是大奴隶主，有蓄奴的传统。一些白左因此要落实“转型正义”，还原这些大人物的本相，重新评价美国的早期历史，甚至提出要拆除那些维护奴隶主利益的历史人物的塑像。夏洛茨维尔流血事件，就是起因于当地市政府决定移除市中心一尊南北战争时期南方将军罗伯特·李的雕像，激起了白人至上主义者们的不满，因而成为此次暴力事件的导火索。政治正确原是世俗的多元社会对诸神之争的调停，旨在防止因歧视性言论而爆发的文化冲突。但如今因为其咄咄逼人，从维护秩序走向清算历史，因而引发了更深刻的种族和族群冲突。
政治正确本身正确吗？这里所涉及的，乃是一个更深层的认同问题：何为美国？何为欧洲？ 欧洲和北美在历史上都是基督教文明的天下，从基督教内化而来的现代性文明成为美国和欧洲的立国之本。美国和欧洲原来都是以“文化大融炉”自豪，不管外来移民来自什么民族、有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到了这里都要接受更先进、更文明的美国价值和欧洲价值。然而，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之后，文化多元主义席卷欧美，成为主流，而“大熔炉”理论被视为“政治不正确”受到唾弃。美国不再是盎格鲁·撒克逊的美国，欧洲也不再是基督教的欧洲，它们成为不同族裔、宗教和文化的共栖之地。然而，美国价值和欧洲价值的陨落，让文化保守主义者们忧心忡忡。亨廷顿在上个世纪末出版的《我们是谁：美国国家认同的挑战》一书中惊呼：在今天的新大陆，已经找不到美国了！—-那个盎格鲁·撒克逊精神的美国。在他看来，文化多元主义消蚀了美国的灵魂，让美国的国家认同变得暧昧，美国将不成美国，在各种“异教”的入侵之下，美国总有一天会像罗马帝国那样，因为失去了自己的独特精神而灭亡。
在亨廷顿看来，文明的冲突不仅发生在国际社会，而且根植于美国社会内部。基督教面临着与其他轴心文明的冲突，“蛮族”的入侵改变的不仅是人口的构成，更是美国的灵魂。亨廷顿虽然已经去世，但他的盛世危言依然余音绕梁，而特朗普，不过是亨廷顿的通俗版或粗鄙版而已。
2017年10月，欧洲十位保守主义知识分子也联名发表了《一个我们能够信靠的欧洲》，针对欧洲如今汹涌的文化多元主义浪潮，斥之为它们造就了一个“虚假的欧洲”，妄想穆斯林将会愉快地采纳他们的世俗主义与文化多元图景，但结果是“穆斯林在欧洲过着一种非正式的自治生活，不遵循当地的法律，好像他们更像是殖民主义者而不是我们国家的同胞成员。”这些欧洲保守主义者们惊呼“欧洲家园的被殖民、欧洲文化的覆灭，这就是我们必须承认的欧洲21世纪的伟大荣耀。”他们所怀恋和呼唤的是一个“真实的欧洲”，即以基督教为文化根基的老欧洲，欧洲最好的文化传统都是在基督教根基中生长出来的。这些文化的保守主义者同时又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认为文化多元主义是古老帝国的传统，但近代欧洲的民族国家成为了欧洲文明的标志，这这一政治形式致力于把民族性和主权联结在一起，应该重申民国国家的主权，捍卫以基督教为核心的的“真实的欧洲”。
基督教中心主义还是文化多元主义？关于政治正确争议的背后，是越来越尖锐的国家认同分歧。许多美国人和欧洲人、特别是社会底层的白人，不满汹涌而来的移民潮、高居不下的犯罪率和令人恐惧的恐怖袭击，希望回到原初的美国、原初的欧洲，那个有着独特文化的基督教世界。
宽容还是斗争？
然而，回归已经是不切实际的幻想，问题是世俗化的现代性文明如何面对那些拒绝世俗化的极端穆斯林？对他们究竟是宽容呢，还是斗争？
西方人陷入了一个汉姆雷特式的困境：宽容还是斗争，这的确是一个问题。任何文明，都有自己的敌人，一旦外来的异教威胁到自身文明的核心价值，唯有斗争一途。坚决打击伊斯兰恐怖主义，与世俗化的温和穆斯林和平相处，这些都没有分歧，真正的分歧在于如何对待那些非政治性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可以公开批评伊斯兰教吗？如今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开始抱怨，因为有了政治正确的紧箍咒，对伊斯兰教的历史、风俗和文化变得不可触碰，甚至连严肃的学术批评都变得不可能。美国学者卡森认为，如今有一种新的宽容观取代了旧的宽容观。这种新宽容是以一种不在乎或者漠然（indifference）的宽容取代了批评的宽容。宽容并非意味着取消批评，没有批评的宽容是一种冷漠，而只有包含批评的宽容，才是真正的宽容。而文教多元主义那些压抑批评的所谓宽容，实际上是以宽容为名的不宽容。过度的政治正确以宽容为名禁止了对某些价值与行为的批评。崇明指出：“宽容的原意是对不能认同和接受的价值和行为予以容忍，因此宽容的前提是对被宽容的对象的某种不满和批评，没有批评不构成宽容，或者说没有批评就无所谓宽容或不宽容。这是宽容的悖论，也是宽容的困难所在。”
宽容的确不意味着冷漠，宽容有消极与积极两种。消极的宽容乃是倾听与理解，以平等的姿态倾听他者的声音，以同情性的理解看待他者的行为。倾听与理解并不意味着接受，只是一种大度的包容，从制度与态度上包容不同的宗教与文化。而积极的宽容则是理性的对话与交流，其中有理解，也有批评，但一定是建立在正确理解的前提下的批评，也就是说，不是以自身文化的逻辑、而是以对方文化的内在理路去理解它、批评它；而且是理性的、善意的，并非是嘲笑的、恶意的，这就是宽容式的批评，或者说批评式的宽容。宽容不是取消批评，而是对批评的一种自我限定。
然而，如今对穆斯林的许多批评，特别是在网络上，经常出现的是各种语言的暴力，即所谓的软伤害，这种伤害有时候比肉体伤害更大，因为它冒犯的不是其肉身，而是其心灵、人格与尊严，穆斯林内心当中认为最神圣的那部分东西，就像《查理周刊》那种低级无聊的嘲讽、各种右翼民族保守主义充满偏见的言论那样。其冒犯的不仅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且是一般穆斯林的情感与心灵，逼迫他们从温和走向极端。肉体的伤害在法律上需要严惩，但语言的伤害同样在政治上需要有明确的红线。政治正确这条红线不是实质性的，不是规定了什么不能批评，而是程序性、规范性的，即不能用冒犯和亵渎的方式展开批评。只要批评的对象不是人类公认的邪恶。政治正确不能被滥用，但倘若没有政治正确，这个世界将变得更加野蛮—自以为绝对正确的语言邪恶。世俗与宗教之间，各自都有偏见。相比较而言，世俗对宗教的偏见更深，往往以文明自居，以为前现代社会“残留”的古老宗教、文化和习俗都是野蛮的、落后的和不可理喻的。
一个现代的文明社会，既要坚定地捍卫自己的核心价值，反对文明的敌人，同时也要有对少数族群的宗教有足够的包容，其间的界限就在于约翰·罗尔斯所说的正当（right)与善(good)的区别。在涉及到何为正义的政治正当层面，不允许任何的文化相对主义，不管哪个宗教和哲学学说，都要服从文明社会的公共理性、世俗化的核心价值。但在涉及到何为善的层面，容许不同的宗教、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存在，而且通过制度性的安排，让它们有各自的发展空间。
现代世俗社会的政教分离原则，在公共政治领域和纯粹的私人领域，界限还比较清晰，最模糊的中间地带乃是在社会公共领域。在公共场合是否要禁止穆斯林妇女戴面纱？在欧洲大国中最世俗化的法国对此有严格的禁令，严禁在公共场合穿着和佩戴有明显宗教标志的衣服和物饰，不仅是穆斯林的面纱、罩袍，而且犹太教徒的小礼帽、基督徒的十字架、佛教徒的佛珠等等，都在禁止之列。欧洲人权法院对此予以通过，理由是确保民主社会对人与人之间自由交流的尊重。但这一禁令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比如国际特赦组织就认为这严重妨碍了宗教自由与表达自由。在非私人空间和非特定空间的宗教祷告与宗教标志，这究竟是属于个人的宗教自由或集体权利，还是必须遵循政教分离原则，服从世俗国家的同一性？这是启蒙以来悬而未决的问题，公与私、世俗与宗教在现实生活的边界，未必在理论上那样清晰。
启蒙带给现代人最大的精神遗产和核心价值是尊重人，不仅是人的生命与肉体，而且是人的精神与尊严。人性是复杂的，既有世俗的一面，也有超越的一面，世俗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总是徘徊于世俗与超越之间。世俗社会充分释放了人的欲望、情感和权力意志，这使得当今世界物欲横流、精神萎靡，许多人得到了世俗的快乐，却因过度的纵欲而感到内心空虚，反过来要从古老的轴心文明当中寻找自己的安身立命。人性中的欲望过度释放了，人性中的另一面神性就会强烈反弹。而至今还在顽强抵御过度世俗化的伊斯兰教，因此吸引了许多在世俗社会有精神失落感的人们—–这些人不仅有阿拉伯移民、突厥人的后代，也有众多的白人、黑人和东南亚人。于是，伊斯兰教被符号化了，蜕变为一种抗拒世俗化的意识形态。而这种符号化，恰恰是由极端的世俗主义（右翼民族保守主义）和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共同完成的。那是一场吊诡的合谋，一场各为其本位的民族保守主义与宗教保守主义的冲突性默契。
极端的世俗主义与极端的宗教原教旨主义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真正威胁，他们彼此斗争，同时又携手毁灭世界。世俗社会不惧怕神，恐惧的是无法容纳其他神的一神—-不管这个独一无二的神以什么面目出现：上帝、真主、佛陀、圣人，还是科学、文明、国家或民族。各种各样的右翼保守主义正在主宰21世纪的世界，如何将人类从保守主义的魔咒中解救出来？假如我们真正对人性的双重性格有所理解的话，应该在世俗与宗教的永恒战争中，去寻找一条平衡的“中道”，只有温和的世俗主义者与温和的穆斯林教徒（以及其他轴心宗教和轴心文明的信仰者）彼此理解、良性互动，由他们来把握历史发展的船舵，才有可能避免人类在21世纪因各种极端主义的彼此冲突而翻船。
身份政治的自我设限
如果说欧洲的冲突主要表现在世俗的基督教与抗拒世俗化的极端穆斯林的话，那么，美国如今的主要矛盾体现为各种身份政治之间的紧张，一方是文化多元主义，另一方是白人至上主义。所谓的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乃是强调在政治过程中参与者的文化身份，以特殊的文化身份证明其权利的合法性。身份政治强调参与者的身份认同，其目标指向乃是为在社会中因其身份而被边缘化的成员争取自由和权利，比如黑人、女性、同性恋、智障、残疾人以及其他非主流的少数族群。
身份政治本质上是一种权利政治，弱势群体争取与主流群体共享平等权利。西方的争取权利运动有一个从公民政治到阶级政治再到身份政治的演化过程。从19世纪开始的民主运动，最初是一种普遍的公民权运动，强调的是每一个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是富人还是穷人，都是平等的公民，拥有同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然而，公民政治所强调的权利，是形式上的平等权利，当不同的阶级处于悬殊的经济地位的时候，他们事实上所享受到的自由与权利是有显著差异的，在公民政治的旗帜之下，事实上能够承担政治责任的，只是那些有财产或有知识的公民。于是，到了20世纪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号召之下，无产阶级对抗资产阶级的阶级政治成为了时代的主潮。然而，到了二十世纪末，随着冷战的结束和意识形态的消解，整体性的阶级政治与公民政治一样，也渐趋式微，社会的反抗运动失去了共同的政治乌托邦前景，普遍主义的左翼运动开始分化，变异为各种强调文化身份的身份政治：女权运动、同性恋运动、族群平等运动等等。Michael Hechter指出：民主制的政治核心在于争夺中间选民，少数群体的利益永远远离中间群体，当政治权力忽视他们的政治地位与权益的时候，这些少数群体就会试图以文化多元性的口号来寻求自己的政治权益。
如果说公民政治强调的是不同背景的人在公民身份上同一性的话，那么，身份政治注重的是同一公民身份背后不同的文化身份之差异，因而身份政治也是一种差异政治，它强调对自身独特的文化身份的特殊性认同，不仅是自我认同，而且要求得到他人的承认，从而获得平等的对待与尊重。查尔斯·泰勒将之表述为承认政治，他说：“差异政治认为应当承认每一个人都有他或她的独特的认同，……正是这种独特性被一种占统治地位或多数人的认同所忽视、掩盖和同化，而这种同化是扼杀本真性理想的罪魁祸首。”在泰勒看来，现代人都具有独一无二、不证自明的本真性，公民政治的所采取的无视差异的价值中立性原则，实际上主流群体文化霸权的反映，不仅是违背人性的，而且其本身是高度歧视性的。一个真正的自由社会，其特征乃是在于它对待少数群体的方式，尤其是对那些拒绝认同公共的好生活定义的群体有足够的宽容，并且给予他们与其他所有社会成员同等的权利。
身份政治的哲学基础是文化多元主义，认为美国就是一个有多个种族、族群、宗教和亚文化所形成的政治共同体，它以一种后现代的、破碎的方式存在，从文化的角度而言没有中心、也不需要中心。各种不同的宗教、文化与身份都是平等的，在价值上也是等值的。汹涌的身份政治潮流消解了美国建国以来的欧洲中心主义，尤其是五月花号船所象征的盎格鲁·萨克逊的历史传统。因此，在白人右派当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弹。当各种身份政治、特别是少数族群的政治崛起、并且得到了受到高等教育的白左们支持的时候，处于社会底层的白右们感到自己被轻蔑了，蜕化为弱势群体，认为因为自己是白人，因此而受到排挤，受到政治正确的压抑，失去了批评其他族群的权利，而且连白人的建国历史也受到挑战。于是，在夏洛茨维尔事件中，一股白人至上主义情绪被激发出来，弥漫到全国，与文化多元主义产生了强烈的对抗。
无宁说，白人至上主义是另一种身份政治，因其白人的种族身份而建构自身的文化优越感与政治优先性，它与主流的身份政治形成了奇妙的吊诡关系：既对抗，又同构，都是以族群或文化的身份诉求自身权利的合法性。特殊的文化身份被认为具有天然的正当性，无须论证便得以证明。于是在各种公共论辩当中，对真理本身的讨论，被各种身份的优先性和不可冒犯性而替代。马克·里拉因此感到极大的忧虑，他说：因为各种身份政治的泛滥，使得美国人“在一个充斥着身份政治、分裂、零和世界中步履维艰，丧失了一种使我们成为一个国家的意识。”他以公民共和主义的立场，批评1960年代以后的美国自由派，“过分关注个体承认、本真性等身份政治议题，过分强调自己的差异性，而忽略了对于美国共同性的塑造。”
身份政治的崛起，在某种程度上使得美国的各种族群、亚文化群体彼此之间发生了断裂，整个政治共同体变得支离破碎，甚至发生了对抗。一个政治共同体，不仅存在着由不同的族群和文化身份所构成的多元文化政治，但假如它要存在下去，同样需要具有同一性的政治文化。美国最初的文化政治与政治文化是同构的、合一的。盎格鲁·萨克逊独特的新教文化传统，铸造了美国的立国精神，构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政治文化。美国的新教文化，具有双重性质，既是一种产生于特定族群的文化政治，又是一种以全人类为指向的普遍主义文化。随着来自不同种族和族群的移民加入，美国逐渐从盎格鲁·萨克逊的单一族群转变为一个多种族、多族群的国家，于是文化政治与政治文化发生了分离。如今的问题在于：究竟是以宪法为核心的政治文化优先于以身份认同为背景的文化政治，还是各种文化政治优先于国家的政治文化？一个多元文化、多元宗教和多元身份的政治共同体，如何维持政治文化的同一性？
马克·里拉所担心的，正是美国立基的动摇、各种身份政治的对抗，最终将撕裂美国政治共同体的文化同一性，因此他要用公民共和主义来平衡文化多元主义。文化政治根植于多元的文化身份，却诉诸于政治权利，而政治文化来源于政治传统，最终要落实为文化的同一性。文化与政治，彼此之间并没有一条明确的界限。但两者构成了“多元一体”的关系。所谓多元，乃是指公民不同的文化身份，而一体，是不同族群、宗教和文化身份的公民，所共享的政治文化。至今为止，美国政治文化的同一性依然存在，为各种对抗的文化政治所承认，但继续对抗下去呢？会不会总有一天撕裂美国？至少在今天，已经出现了“一套价值，各自表述”的竞争性对抗。显然，身份政治需要一个必要的自我限制，那就是以不破坏政治文化的同一性为限度。令人宽慰的是，从各方对夏洛茨维尔事件的反应来看，这个共识依然还存在，只是有点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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