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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9-20 15:47:48 作者：admin来源：中国治理网
原发信息：《系统科学学报》第20181期
内容提要：国内外系统生态学哲学研究状况总体上呈现“三多三少”的特征：一般生态学哲学问题研究较多、但专门针对系统生态学的哲学问题研究较少;生态系统特质即本体论问题研究较多、但生态系统认识论问题研究较少;系统生态学模型方法的理论研究较多、但哲学层次方法论问题研究较少。总体上讲，系统生态学哲学中涉及的个别问题研究较多，相对系统的研究尚未见到，系统生态学哲学的研究工作还有待深入。
"Three mores and three lesses" are the general features of relative researcheson philosophy of systems ecology at home and abroad:more researches on philosophy of general ecology,but less on philosophy of systems ecology; more researches on characteristics of eco-system,namely in ontology,but less in epistemology; more theoretical researches on model methods of systems ecology,but less on methodology in philosophy.On the whole,there are more researches on specific questions of philosophy of systems ecology,but no systematic research has been made.Therefore,further research on philosophy of systems ecology needs to be dealt with.
关键词：系统生态学/系统生态学哲学/生态系统/认识论/整体论/还原论/systems ecology/philosophy of systems ecology/ecosystem/epistemology/holism/reductionism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生态学范式争论的哲学研究”(16ZDA112)，中央基本科研业务经费项目“系统生态学哲学研究”(17CX04031B)。
自从20世纪80年代，Odum兄弟明确提出和构建“系统生态学”以来，这一学科迅速成为了理论生态学中的重要分支。简单讲，“系统生态学”就是把整体的系统观作为认识和预测的起点，[1]“聚焦于生态系统的性质，并试图通过系统方法揭示这些性质”的生态系统理论。[2]随着系统生态学的发展，系统生态学哲学的相关研究开始引起学界的广泛重视。对于国内学界来讲，作为生态学哲学和系统科学哲学的分支学科，这一研究刚刚起步。本文拟对“系统生态学哲学”研究的国内外文献及其研究状况作简要梳理和评述，以利于国内相关研究更好的开展。
1 国外相关研究状况
1.1 系统生态学“理论研究”演化史
(1)系统生态学的形成：1916年F.E.Clements在研究生态演替过程中提出的“顶级群落”——“超级有机体”概念是“生态系统”概念形成的一个重要前身。1935年，英国生态学家A.G.Tansley率先提出“生态系统”概念，开启了生态系统理论的研究工作。美国耶鲁大学R.L.Lindeman教授1942年发表论文“生态学的营养动力学”，文中较早提出了通过系统内能量流动描绘和刻画生态系统的观念。另外一位系统生态学早期先驱是K.Watt，在其《生态学中的系统分析》(1966)和《生态学与资源管理》(1968)两本著作中开启了生态学研究中的系统思考、系统分析之路。Odum兄弟50年代开始研究生态系统能量学说，从1953年E.P.Odum的《生态学基础》出版和之后的连续修订，再到1983年H.T.Odum的《系统生态学》出版，系统生态学作为生态学领域的一门子学科、交叉学科正式诞生。之后，两兄弟对系统生态学或生态系统理论做了一系列的发展，E.P.Odum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他的《生态学基础》的连续再版中(1953、1959、1971、1983、2005)。H.T.Odum除发表了一系列相关研究论文以外，还对其代表作《系统生态学》进行了修订，并命名为《生态和一般系统：系统生态学》(1994)。在修订版中，他不仅发展了“能系统语言”、“基于能量流动”的系统理论与系统建模，还进一步阐明了“系统生态学”不仅是一门生态系统理论，更是一门探究“一般系统”的系统科学理论。[3]从此，生态学研究从实体范式转向关系范式，从而开始更加关注系统内各个要素之间的静态和动态关系，系统生态学研究进入一条高速发展的轨道。
(2)系统生态学的发展演化：美国佐治亚大学B.Patten教授20世纪70年代主持编辑了四卷本的《生态学中的系统分析和模拟》，发展了系统生态学的诸多理论问题。他在这一时期，较早的提出了“生态网络”理论，这也是系统生态学的重要理论形态。他与 共同编辑的《复杂生态学——生态系统中的部分-整体关系》(1995)，书中31位系统生态学家几乎分析和阐述了系统生态学涉及的方方面面，是系统生态学领域的重要著作。马里兰大学R.E.Ulannowicz教授20世纪70年代从“生态动力学”角度研究生态系统的行为模式，并使用了“流量网络”这一重要的分析工具。他认为通过系统科学领域的信息论、超循环、及混沌理论等视角研究生态系统比传统的机械论视角更为合理，只有通过系统科学的理论与形而上学才能更好的理解生态系统。[4-6]他的系统生态学哲学思想主要集中在上文注释的三本著作以及“生态学中的信息论”(2002)和“过程生态学：一种交互世界观”(2006)等论文中。
威斯康星大学T.Allen教授等在其著作《层级：生态复杂性视角》(1982)、《生态系统方法：理论和生态系统整合》(1993)、《层级理论：视角、语词和认识论》(1996)和《走向一种统一的生态学》(第二版，2015)等著作中，提出了系统生态学的两个重要概念：层级和整合。他们把大的生态系统分为六个层级，进而从系统思维、复杂性思维角度展示了一种整合模式。可以说，他们的研究在基本理论层面促进了系统生态学的发展。Allen在生态学的认识论方面也做出了重要创建，在他和T.Hoekstra合作的《走向一种统一的生态学》中，他们认为自己并非彻底的反实在论者，作为一种思维方法，实在论有其用处，但通过传统的反映，实在论很难站得住脚。他们不是要否定实在论，而是要控制实在论的适用范围。他们合理的揭示了我们能够具体处理的只能是人类经验，真实的原因总是隐藏在人类建构的模型、叙述、干预和实验报告背后。[7]笔者认为Allen等人在认识论上已经行走在实在论和反实在论之间;方法论方面，他们反对机械论意义上的还原论，统一的整体论研究模式才是生态学的未来。
(3)S.E. 对系统生态学的完善：当前系统生态学领域，哥本哈根大学 教授是最为活跃和多产的学者之一。他在系统生态学的学科建构、生态系统的特质与演化、生态系统建模、生态系统健康与功能等诸多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在 与Fath博士、佐治亚大学B.Patten教授、Ulanowicz教授等人合作完成的《一门新生态学：系统视角》(2007)中，系统阐发了生态系统的七大特质，进而指出系统生态学的关注点应该是系统的一般过程、特质和模式，[8]这一观点与系统生态学的开创者H.T.Odum的观点具有内在一致性。在随后出版的《生态系统生态学》(2009)中，把生态系统的复杂性概括为——“复杂、适应、层级系统(CAHS)”或“自组织、层级、开放系统(SOHO)”。2012年出版的《系统生态学导论》(中译本2013)是除了Odum的《系统生态学》外，学界仅有的一本以“系统生态学”命名的教材或专著。该书中对系统生态学的科学基础，尤其是生态埃三极(eco-exergy)理论进行了系统阐述;对生态系统的七方面特质(开放性、等级结构、高多样性、强缓冲力、生态网络、高信息量及整体性)进行了翔实、具体的分析。[9]在生态模型研究方面，1986年 出版了《生态模型基础》第一版(中译本1994)，之后与G.Bendoricchio，B.D.Fath等人合作相继修订完成了第二到四版(1994、2001中译本2008、2011)。他在与《系统模型》杂志主编、美国陶森大学的Fath博士合作完成的第四版中，对结构和内容做了较大修订。除了对生态模型的基本概念和类型做了更加清晰、系统的阐发以外，还对“基于个体的模型”和“结构动力模型”两种模型分章进行了专门讨论。[10]该著作已经成为生态学界系统建模领域最有影响的作品。他在哲学方面也有所创建，在《生态系统理论的整合：一种模式》(1997)中，他提出我们不仅需要“还原论的生态学”，还需要一种“整体论的生态学”。“生态系统是不可还原的……我们不可能通过分析所有细节发现生态系统的特质。”[11]
1.2 系统生态学“哲学问题”探究史
(1)总体性的一般研究工作：D.Keller和F.Golley编辑的《生态学哲学：从学科到综合》(2000)和K.deLaplante等人编辑的《科学哲学手册第11卷：生态学哲学》(2011)是当前国外生态学哲学领域以“生态学哲学”命名的最具代表性的两本文集。纵览其收集的文章可以看出，有关一般意义上“生态学哲学”的研究较多，针对“生态系统或系统生态学”哲学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主要涉及生态学的元研究、实体与过程、理性论与经验论、实在论与建构论、还原论与整体论、多样性与稳定性、生态系统标识、及生态系统进化等相关问题的研究。[12-13]“从一般到个别”的意义上讲，这些“生态学哲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对于系统生态学哲学而言也至关重要。生态学哲学研究方面的另外一本重要文集也在2011年出版，德国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的A.Schwarz和赫尔姆霍兹环境研究中心的K.Jax共同编辑的《重审生态学：反思概念，推进科学》，这是一本具有“生态学思想史”意义的作品。文集重点从“哲学与历史的维度”讨论了生态学的形而上学问题，主要包括生态学思想史问题、生态学形而上学基础问题、生态学知识的内在结构问题、生态学与系统理论的融合等问题。[14]S.Pickett等人编辑的《深入理解生态学：理论的本质与自然的理论》(2007，中译本2014)，从科学哲学的角度对生态学的理论结构等认识论问题进行了分析。
(2)生态系统概念史的研究：正如I.Kant所说，“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除了上文“系统生态学理论史”以外，“生态系统概念史”的研究也是进行“系统生态学哲学”研究的另一个逻辑前提。美国生态学家F.B.Golley的《生态学中的生态系统概念史：整体大于部分之和》(1993、1996修订版)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他通过对生态系统概念史的梳理，在认识论方面提出的“生态系统”不是一个僵死的对象，每个生态学家基于不同的经验、不同的生态学假设对生态系统会有不同的历史解释。他的研究告诉我们，生态系统不是系统生态学的客观研究对象，而是生态学家们基于不同的经验、范式或语境的主观构建。[15]这就为系统生态学的“建构经验论”的认识论打开了大门，与系统生态学的另一理论来源“系统科学”的认识论[16-17]也具有一致性。D.Simberloff在其论文“生态学中范式的演替”(1980)中，在对Clements，Tansley，Watt等人思想追问基础上，论证了古希腊形而上学中“整体论”观念对系统生态学的重要影响。A.Schwarz在其文章中也对生态系统概念的演化史进行了简单梳理(2011)。
(3)系统生态学“元科学”问题的研究：普林斯顿大学的S.A.Levin教授在其论文“作为复杂适应系统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圈”(1998)中明确提出，生态系统是典型的“复杂适应系统”(CAS)。哥本哈根商学院的G.Molin和丹麦理工大学的S.Molin更是直接提出“复杂适应系统生态学”(CASE)的概念(2000)。CAS是圣塔菲研究所的J.Holland教授1994年提出的系统科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形态，通过这样的研究可以看出“系统科学”之于系统生态学的元科学地位。德国法兰克福社会-生态研究所E.Becker和德国不莱梅大学B.Breckling合作完成的论文“生态学和系统理论的边界区”(2011)，主要讨论了系统理论作为一种新的范式如何推进生态学向生态系统生态学演进。在认识论意义上，作者对“真实世界”与“抽象系统”之间的关系进行专门探讨，基于“系统”的建构论性质，文章剖析了“系统实在论者”们的局限，告诉我们“生态系统”是生态学家们为了理解真实世界的抽象建构。[18]A.Voigt的“生态学中系统理论的出现”(2011)和W.Haber的“21世纪的生态系统观”(2011)两篇文章认为，以系统科学理论为基础的生态系统理论或系统生态学将成为新世纪生态学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一支。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的Y.Gao在其文章“建构后经典生态系统生态学”(2011)中首先论证了耗散结构、混沌理论、复杂适应系统(CAS)、复杂系统动力学等系统科学理论何以成为生态系统生态学的理论基础，以之为基础，作者主要讨论了“偶然性的必要性”、“生态学规律与模型关系的生态多元主义”、“生态系统语用学”等问题。[19]
(4)系统生态学“元哲学”问题的研究：基于I.Kant的“物自体”观念、以及B.van Fraassen等人的相关研究，以及作为系统生态学元科学的系统科学的建构论性质，使得国外系统生态学哲学研究中对生态系统的“本体论”问题讨论相对较少。本文主要聚焦“系统生态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下文的部分研究成果并非直接以系统生态学作为其研究对象，但是笔者认为这些相关研究可以较好的成为其认识论问题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渊源。在系统科学研究中，Klir教授在《系统科学与经典科学的互补》(1999)一文中，明确提出E.von Glasersfeld(1995)的“激进建构论”是其认识论基础。[20]系统生态学是基于抽象的、中性的系统科学[21]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笔者认为vanFraassen的“建构经验论”及升级版的“结构经验论”可以成为系统生态学认识论问题进一步展开研究的“元哲学”，他的主要思想集中在两本著作中：《科学的形象》(1980)和《科学表征：视角悖论》(2008)。或者说，经过改造的vanFraassen经验论可以成为“系统生态学哲学”的认识论。意大利的G.Boniolo博士完成的《关于科学表征：从康德到一种新的科学哲学》(2007)，作者基于康德哲学对科学表征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主要涉及作为表征的科学概念、科学规律、科学理论和科学模型。[22]这些研究工作对于讨论系统生态学中理论、认识论模型和方法论模型等的表征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储备。另外，在科学模型与表征等问题研究中有重要创建的明尼苏达大学R.N.Giere教授的《科学透视论》(2006)和在《科学哲学》杂志上发表的经典论文“模型如何表征实在”(2004)等相关研究对于我们深入理解系统生态学模型至关重要，他在认识论方面对实在论、建构论、透视论等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L.Bertalanffy创立的“一般系统论”就是以“透视论”的认识论为基础，以系统论为基础的系统生态学认识论问题自然离不开透视论，这一点可彰显Giere的研究之于系统生态学哲学的重要地位。
(5)建模理论及其哲学问题研究：建模是系统生态学方法论中的重要理论问题，以下的相关研究对于我们理解系统生态学的方法论性质会有很多帮助。维也纳理工大学的J.Casti和瑞典皇家科学院的A.Karlquist两位教授主编的《从牛顿到亚里士多德：走向一种生命系统的模型理论》(1989)，除了对生物学哲学中涉及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因果性与目的性等认识论问题进行讨论以外，还重点关注到了亚里士多德和牛顿思想对生命系统建模的影响，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生态学中整体论与还原论的争议之源有重要帮助。[23]都灵理工大学N.Bellomo教授的《模拟复杂生命体系：运动学理论和随机博弈方法》(2008)和法国里昂第一大学A.Pavé教授的《模拟生命系统：从细胞到生态系统》(2012)，两本著作对“生命系统建模”问题做了深入研究，将为“生态系统建模”方法论问题的研究提供经验科学意义上的理论基础。在科学模型问题的哲学研究方面，两本著作最具代表性：一是波士顿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中心M.W.Wartofsky教授的著作《模型：表征和科学理解》(1979);二是由康普顿斯大学M.Suárez博士编辑的文集《科学中的虚构：模型和理想化哲学文集》(2009)。这两部著作有利于我们深入把握科学模型的实质，进而更为准确的理解系统生态学模型的方法论性质。
(6)整体论与还原论的博弈：整体论与还原论问题一直是生态学哲学研究中的核心话题之一，系统生态学对整体论的关注，使得这一问题更加重要。荷兰格罗宁根大学R.C.Looijen博士的《生物学和生态学中的整体论和还原论：高低层次相互依赖的研究纲领》(2000)，是探讨生态学中整体论和还原论博弈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作者首先对生物学和生态学中涉及的整体论与还原论的思想与类型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讨论，重点关注了该问题的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等三个维度的内容。之后作者结合案例，具体分析了生态学中的“还原与合作问题”。[24]D.Bergandi在论文“还原论的整体论：E.Odum的系统生态学的两难困境还是哲学怪物”(1995)中把Odum的观点总结为“还原论的整体论”，这样的观点不能成为真正的整体论，只能被认为是哲学上的“认识论怪物”。[25]如果说系统生态学的重要创立者之一的E.Odum都具有明显的还原论倾向，不尽让人怀疑——系统生态学的形而上学到底是整体论还是还原论。他在文章“机体论、涌现论和还原论之间的多面生态学”(2011)中主要探讨了两个大的问题：一是生态学中本体论、方法论和认识论维度整体论和还原论的对抗;二是生态系统生态学中从机体论到矛盾的“还原论的整体论”演化问题。作者进而总结出，生态学中这场争论不是一成不变的，基于不同的形而上学会展现出不同的形态和特征。[26]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的L.Trepl和A.Voigt的“生态学中经典的整体论-还原论争论”(2011)对这场争论涉及的方方面面进行了较为翔实的梳理和分析。进而总结出，随着生态学的发展尤其是生态系统生态学的出现，我们应该超越整体论和还原论的二元对立。[27]另外，苏黎世理工大学R.Hoyningen-Huene和维也纳大学F.Wuketits共同编辑的《生命科学中的还原论和系统理论》(1989)、诺华基金会出版的《生物学中还原论的局限》、卫斯理安大学S.Horst教授著的《超越还原论：心灵哲学和后还原论科学哲学》(2007)等著作，除了对还原论本身进行了一定分析以外，也都或多或少涉及一些生态学哲学认识论的内容。
2 国内相关研究状况
国内学界对“系统生态学哲学”专门的讨论相对较少，主要处于译介阶段。相关哲学领域主要聚焦点“生态学哲学”、“生态哲学”或“环境伦理”等方面。本文主要对“生态学哲学”及“系统生态学哲学”相关研究做简要分析。
(1)一般生态学哲学研究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余谋昌教授的《生态学哲学》(1991)是国内这方面研究最早的专著。他主要对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物质运动和主客体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较好的讨论。[28]欧阳志远教授较早讨论了生态学的学科体系及其与环境科学之间的关系(1996);邬建国教授系统总结了“生态学范式变迁”的问题(1996);吴畏教授在对“生态学哲学”概念的分析中，讨论了生态学方法论、有关合理性等认识论等问题(1997);包庆德教授等人研究了生态学研究视角的扩充与研究层次的提升问题(2005);笔者曾经讨论了生态学的后现代意蕴问题(2009);李际博士对生态学研究中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还原进行了较为翔实的梳理(2012)，另外还讨论了生态学假说的判决性试验问题(2016);肖显静教授在生态学哲学方面有着较为长期和系统的研究，他认为生态学研究应该综合还原论和整体论两种研究纲领(2012)，应该在界定生态系统整体性基础上，探索整体性方法论，进而更好的认识生态系统(2017);[29]王翠平博士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维度介绍了生态学还原论的内涵及分类(2015);李世雁教授讨论了生态学具有的“过程哲学”性质(2007)，及生态学以“关系、依赖、有机和整体”实现了对现代性的超越(2016)。
(2)系统生态学哲学研究方面：华南师范大学葛永林教授对系统生态学哲学中涉及的几个重要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在“生态系统能量本体论”的讨论中，他提出能量是生态系统“关系实在论”的终极存在，能量解释构成生态系统“知识统一性”的终极解释(2007);他讨论了生态埃三极、能值分析在探究生态系统复杂性方面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2008);他认为生态系统在本体论意义上具有整体论特征，在方法论上具有还原论倾向(2011、2012、2014);他通过逻辑分析，把E.Odum的整体论称之为“妥协的整体论”(2014);进而对系统生态学哲学中涉及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决定论与非决定论、模型的表征与实在性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较好的探究(2014、2015)。另外，韩博平教授讨论了“生态自平衡理论”中的整体论与还原论问题(1994);包庆德教授与张秀芬博士分析了E.Odum生态学的哲学思想及其系统方法论价值(2014)。
以下学者的相关研究工作对于学界讨论系统生态学哲学的实在、模型、还原论、表征等问题也可以起到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张华夏教授的还原论研究(2005)、王巍教授的结构实在论(2006)和生物学还原论(2011)研究、闫坤如博士对范·弗拉森的相关研究(2009)、齐磊磊博士等人理论与模型的研究(2013、2016)、刘明海博士的还原论研究(2012)、董国安教授的生物学还原论和结构经验论的研究(2010、2016)、蔡海峰博士的科学模型研究(2014)、李平教授(2014)和李元明博士(2016)科学表征的相关研究等。另外，笔者在系统科学哲学方面的研究(2009、2011、2012、2013、2014、2015、2017)也可以为系统生态学认识论问题的研究提供形而上学维度的支持。
3 国内外研究状况分析
国内外相关研究状况总体上呈现“三多三少”的特征：(1)一般生态学哲学问题研究较多、但专门针对系统生态学的哲学问题研究较少。随着系统思维的兴起，系统生态学在20世纪后半叶才得以形成，发展时间和水平相对有限。但是，作为科学哲学工作者，我们必须认识到，自坦斯利提出“生态系统”概念以来，[30]从系统范式的维度理解对象系统——生态系统，已经成为生态学研究中的重要一支，甚至影响力大有盖过传统生态学研究的态势。对这样一种新学科范式的研究理应成为科学哲学研究的重要领地。(2)生态系统特质即本体论问题研究较多、但生态系统认识论问题研究较少。这一点在国内学者的研究中尤为明显。国内的系统生态学家们还延续着实在论传统，因此也影响着很多生态学哲学研究者的工作思路。国外的系统生态学家们都具有较强的系统科学思维能力，受到系统科学“建构论”性质的影响，逻辑必然的导出认识论问题会引起更多重视。笔者认为，科学意义上本体论的研究无可置疑，但是，由于康德“物自体”思想的存在，哲学意义上，我们应该更加关注系统生态学“知识如何可能”及“知识如何获取”等认识论问题。(3)系统生态学模型方法的理论研究较多、但哲学层次方法论问题研究较少。从系统生态学产生开始，这门学科就具有很强的系统模型性质，甚至依笔者的观点“生态系统”本身都只是生态学研究中的一个认识论模型，因此带来从方法维度对生态系统模型的研究较多，也很为深入。但是要更为准确的理解生态系统模型或系统模型，正像“理解科学”一样，还需要科学哲学之方法论层次对模型的研究工作，这方面的研究还相对薄弱。
另外，国内与国外系统生态学哲学研究之间呈现出明显的研究群体差异。国外虽然也有一些哲学家讨论生态学的哲学问题，但占据主导地位的主要是生态学家们的哲学思考;国内从事相关研究的群体主要是以“生态学哲学”为研究领域的科学哲学家们，最多在学缘结构方面有生态学背景。这样的差异与系统科学领域的研究具有相似性，[31]带来的结果主要表现为国外学者的生态学理论深度很强，而国内学者相对薄弱，笔者认为这是我们国内学者们应该弥补的地方。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对生态学本身的影响也呈现明显差异。由于国外学者主要是生态学家，因此他们的哲学思考很容易在生态学理论研究中产生广泛影响，而我们国内的研究则存在明显割裂现象，使得哲学思想性研究没有办法反哺生态学研究。因此，笔者认为国内系统生态学哲学的研究者们在加强理论功底的同时，应该在生态学领域多发表自己的思想性成果，正像肖显静教授最近的研究那样，[32]形成理论与哲学一体化的研究图景，从而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总体上讲，到目前为止，系统生态学哲学中涉及的个别问题研究较多，如还原论问题与整体论关系问题、本体论问题、模型与表征问题、实在论与建构论问题等，国内外相对系统的研究尚未见到。对于国内科学哲学的研究者而言，需要提升自己系统科学与生态学理论素养的同时，充分吸收国外生态学家和系统科学家们的哲学思想，全面推进系统生态学哲学研究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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