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写入宪法，组建生态环境部，为美丽中国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管理体制基础。3月25日，在天津大学法学院暨中国绿色发展研究院举办的“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法治研讨会”上，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界专家表示，本轮机构改革对我国生态文明法治建设将产生巨大影响，建议我国构建生态文明法律体系，以有效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发展。
研究法治新课题，构建生态文明法律体系
“组建生态环境部对我国生态文明法治建设将产生怎样的影响，立法机关与有关部门将如何运用法治与之对接，这是一个亟须研究的重大理论及实践课题。”与会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领域专家普遍表示。
作为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院长王金南参加了今年两会，亲历了宪法修改和国务院机构改革。他说，关于生态环境建设的宪法和法律改革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生态环境、综合执法。生态文明入宪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根本的法律保障，生态文明已经成为政府管理的重要职能，建议构建生态文明法律体系，制定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法。
中国绿色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胡保林认为，生态文明已经写入宪法，当前最迫切的是构建完善两个体系：一个是在宪法指导下推进立法体系的协调和统一，制定专门的生态文明建设综合性法律，规定生态文明的基本政策、法律制度、保障机制，对现有的环境资源法的体系进行重塑，对现行的各个环境资源法律中规定不一致的内容进行修改；另一个是完善生态文明法律制度体系的建设，即构建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经济和绿色生产方面的法律制度，构建符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生活消费法律制度，构建符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环境监管法律制度。
在生态环境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别涛看来，生态环境立法体系的完善方向，可参考民法典模式，这是一个法典化的立法模式，从通则到总则，再到专篇和分篇。建议参考民法典模式推进环境立法的适度法典化，在现行环保法和相关污染防治专项法的基础上，研究编纂环境法典，集中解决污染防治形成的多个专项法律的合理整合。
统筹兼顾立法，首要制定生态环境基本法
与会专家表示，生态文明法律体系的构建是一项综合工程，首先应制定与之相关的基本法，并研究制定各专项法。
天津大学法学院院长、中国绿色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孙佑海教授表示：一要制定新法，建议制定生态环境基本法，解决当前生态环境立法分散问题；二要适时修改有关法律；三要在法律清理基础上及时废止不合时宜的法律法规。
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法研究中心主任杨朝霞则提出，推进生态文明立法体系建设，重点要制定综合性的生态文明建设基本法，制定生态领域的“龙头法”生态保育法；健全和完善生态保障领域的专项法，如《湿地保护条例》《生态补偿条例》等；推进生态文明专门法的生态化，如矿产资源法要强化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中的生态保护工作，土地管理法要树立统一土地法的理念，加强对生态用地如湿地、林地、草地、自然保护地等的保护；推进传统部门法的绿色化，如可考虑在侵权责任法中添设生态破坏侵权的特殊侵权责任等。
“保护生态首先要保护森林，保护森林首先要保护天然林，森林问题是全球生态问题的核心。”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林业法研究所所长周训芳教授从“微观立法”上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天然林保护立法为例，保护天然林主要有三个途径，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建立和完善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等保护地体系。
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法案室副主任王凤春认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法律保障分为长期任务和中短期任务，长期任务为生态文明建设和法律体系的“生态化”，中短期任务为建立健全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
完善配套体系，让生态环境法律落地生根
立法是根本，关键在落实。
在资源环境执法方面，孙佑海建议，一要整合组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队伍，统一生态环境保护执法；二要继续探索实行跨领域跨部门综合执法，建立健全综合执法主管部门、相关行业管理部门、综合执法队伍间协调配合、信息共享机制和跨部门、跨区域执法协作联动机制。对于资源环境司法，孙佑海认为，一方面，要继续强化环境司法，按照审判专业化和内设机构改革的要求，科学配置审判资源，立足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需要和案件数量、类型特点等实际情况，积极探索设立专门审判庭、合议庭或者巡回法庭，提高环境资源审判专业化水平；另一方面，要继续积极发挥检察机关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重要作用，推进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对破坏生态环境的犯罪行为及时提起公诉。
“环保督察过去在环境保护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南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海嵩表示。2014年之前是以“督企”为核心的环境监督体系，2014年以后是以“督政”为核心的环保综合督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2016年以来发展成为“党政同责”的中央环保督察巡视。2015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通过《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之后进行了四个批次的中央环保督察，实现了中央环保督察巡视的“全覆盖”。环保督察需要其他制度措施的配合，要改进政府间横向关系的制度措施，建立高层级的生态环境保护协调机制，实现环境与发展的综合决策。
“要做好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与环境监察、环境监督、环保督察的衔接，协调好环保执法与监察法、国家监察委员会的关系。”王金南最后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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