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调研、访问交流等场合，多次强调要建设生态文明、维护环境安全、保护绿水青山。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发展绿色金融”“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党和国家的重视意味着绿色文化发展繁荣的时代即将到来。
教育作为点燃人类心灵的火把、唤醒人类意识的重要手段，担负着为国家培养人才、通过人才改造社会的重任。绿色教育对于促进国家的绿色发展、保护社会的环境安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与绿色文化相关的提法很多，比如生态文明、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等。通常绿色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广义的绿色文化即人类与环境的和谐共进、使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它包括持续农业、持续林业和一切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绿色产业、生态工程、绿色企业，也包括有绿色象征意义的生态意识、生态哲学、环境美学、生态艺术、生态旅游，以及绿色运动、生态伦理学、生态教育等诸多方面。狭义的绿色文化是指人类适应环境而创造的一切以绿色植物为标志的文化，包括采集—狩猎文化，农业、林业、城市绿化，以及所有植物科学等。
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在其《寂静的春天》一书中，发出了农药将危害人类环境的预测，警醒了全世界。该书的出版，标志着西方环保运动的正式开始，敲响了人们只关注经济发展而忽略保护生态自然的警钟，是最为成功的绿色教育案例之一。
近年来，欧美一些著名大学开设了一系列绿色教育课程。如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开设共同创建大学与社区联合体的活动，这些活动的一般组织形式是将商业和行政以及学校绿色组织联合起来。共建联合体的契机和兴趣在于提供共同的需要、机会、利益、技术、知识等方面的协作与互补。澳大利亚格利福士大学提出教学环境管理的四个环节：第一环节是制定绿色教育课程计划，开设“环境与资源”“可持续发展与经济”“环境健康”等相关绿色课程；第二环节是对大学生的一些日常行为进行“绿色化”，发展大学的绿色指标和相关的环境管理体系，鼓励大学生开展有关绿色方向的社团；第三环节是大学和社区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开展相关合作研究，提供“绿色化”人才的培训基地，建设学生绿色意识生态实习基地；第四环节是搞好“绿色化”教学方法。诸如此类的还有美国加州大学的“校园环境规划”、美国华盛顿大学的“绿色大学”、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校园绿色行动”、英国爱丁堡大学的“环境议程”等。总之，西方各国的绿色教育理论和实践，除了注重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这一共同点之外，其侧重点是有所不同的，如澳大利亚的绿色教育侧重的是绿色教育的可持续发展，美国的绿色教育更关注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在实现资源、经济、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同时，还要实现人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的绿色教育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的庄子，他对“天人合一”这一哲学思想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这一思想也在民间得到了推广。由于种种原因，现代中国的绿色教育思想起步较晚。1994年，中国政府颁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随后相关理论发展起来，国内相关研究领域开始频繁使用“绿色教育”这一概念。在王海坡的《绿色教育：21世纪大学教育发展的方向》，孙萍、刘钊的《大学绿色教育的现状与对策》，韩明的《大学绿色教育：从理念到行动》，陈涛的《面向可持续发展的大学绿色教育探讨》等文章中，作者们详细分析了高校绿色教育的现状，认为我国的绿色教育仍然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离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还有一段距离，广大学生对生态环境知识的理解力不强、环境保护意识薄弱，环境教育的地域性大，个体与群体的发展不均衡。由此可见，尽管中国在传统文化中所体现出来的绿色文化思想是充分的，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绿色文化教育这一领域，中国显然落后于西方。客观地说，我们有必要借鉴西方绿色文化教育的先进理念与经验。
尽管我国的大学绿色教育起步较晚，但近年来仍有相当一部分高校在借鉴西方绿色文化教育经验的基础上，开展了一些良性的尝试。清华大学作为重点高校，在1998年首先提出创建“绿色大学”的全新办学理念，并通过在校园中贯彻绿色意识、推出绿色产品、建设绿色校园的“三绿”工程，提高大学生的绿色素质教育。随后，80余所高校纷纷加入了创办“绿色大学”的队伍。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10所师范大学校长作为负责人创建了环境教育中心。哈尔滨工业大学提出在办学中将环境科学与社会科学进行资源整合。南开大学的绿色大学教育将发展重点放在提高学校教学人员绿色教育、加强国内外经验的理性融合、重视对学生绿色实践和相关生态感性意识的训练这三个方面。上述大学的尝试都对促进大学校园绿色教育进程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随着党的十九大精神的不断深入宣传，绿色文化教育也将更快地走进更多的大学课堂，下一步还会走入中学课堂和小学课堂。
（作者陈熹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绿色经济与环境能源法研究中心副教授；马毓晨系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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