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贵：中国三农问题政治经济学

　　农民的反抗无异於以卵击石，像古代农民那样「斫木为兵」，拉起一竿人马就可以东奔西杀的现象，已经绝无再次发生的可能。农民并不是没有反抗的理由，而是没有反抗的力量。

　　三是农民没有形成全国性的政治组织，不能「团结一气，共图公益」，不能有组织地进行合法化的利益表达，不能把农民事物纳入国家-社会的关系之中，直接影响政府的决策。

　　三、在另一端：城市及市民

　　社会系统是各种阶层以一定的相互作用方式和结构方式组成的。不同的阶层处於各异的权力相关性位置，并导致结构上不平等的交换和不平衡的发展模式。我们已论及了农民的情况。与此很不相同的是结构上的另一层次──城市和市民。

　　在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城市逐渐成为新型经济活动、新兴社会阶级、新式文化和教育的场所，这一切使城市与仍被传统的桎梏所羁绊的乡村有着本质区别。换言之，工业化改变了城市的性质，打破了城乡之间的平衡。经济活动和经济机会在城市骤增起来，简直不可胜数，与此同时，也改变了城市居民的文化机制和政治意识，使城市居民具有更高的文化和组织程度，并不断滋生出新的社会意识或愈来愈多地接受新的观念。他们逐渐感到自己在政治上也有能耐并要求以某种形式参与政治体系。与作为顺从者群体的农民不同，他们某种程度上可称为政治和社会经济的参与者，是对政治体系施加於他们的影响或潜在影响有所认识的公民，并且表现出对社会的输入过程，即他们对介入政治的过程有一定的认识，并形成了鼓励自己利用各种参与机会的态度，一定程度上相信自己努力去做就能够或多或少地影响国家的政治事务，进而产生行动的意向。他们已经融入政治体系，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也就是说，工业化过程使城市力量确定了自己的地位。城乡在政治能力上发生了分野，城市居民成为政治体制内?子攀频募?拧３鞘心诓康母骷?胖钊缥闹肮僭薄⒀??⒅?斗葑印⑸倘恕⒁缴?⒁?屑摇⑹止ひ倒と恕⑵笠导摇⒔淌Α⒙墒?凸こ淌Φ龋?芄焕?盟?窃诩寄堋⒌乩?图?墼谝淮Φ扔旁教跫?ビ跋旃?抑醒胍患兜恼?巍Ｕ?绾嗤⒍伲?968）指出的，「城市是国内反对派的中心；中产阶级是城市反对派的集中点；知识份子是中产阶级反对派内部最活跃的集团；而学生则是知识份子内最有内聚力也是最有战斗力的革命者。」在世界范围内，「知识份子带有革命性几乎是处於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普遍的现象，他们的目标往往是不着边际的和属乌托邦式的，同时他们又是敏感和挑剔的。」亨廷顿继续说：「没有一个政府能指望造反学生感到满意，但一个政府如果是真心实意的话，就能够极大地影响农村的情况，从而化解农民的造反倾向。」因此，「政治越是变成城市化的政治，它就越不稳定。」与乡村的沉默和冷漠相比，对於政治生命，「城市可能象炸弹一样要命」。

　　由於城市居民具有政治力量优势和更具有行动能力，因此他便能够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建构或重建社会交往和交换活动的规则和条件，在这种情况下经常可以保证在交换的损益上对他们自己比对乡村居民更为有利。塞尔索？弗塔多（1962）评述巴西的情况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只对产业工人开放的社会，对农民却不开放。事实上，我们的政治体制允许城市集团组织起来，以便在民主斗争的法规之内实现他们的要求。农业工人的情况则截然不同。因为甚么权力也没有，他们就不可能提出合法的要求和具有讨价还价的力量。」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不对称（甚至可称为「鸿沟」），实乃处於工业化之中的国家的政治症结。

　　在中国，共产党依靠农民运动，并通过农村保卫城市的武装革命道路，建立了政权。因而从道统上讲，共产党政权与农民血脉相连。然而，当共产党人带着泥土气息进入城市，其政治和经济的中心也就由农村转移到了城市，城市成了政府权力的枢纽和官员们角逐的场所，农村则逐渐成了边缘地带。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革命胜利以后，农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日益退居次要的位置」；相应地，城市居民的政治重要性呈上升态势。二者对权力资源的控制以及行动的能力上发生了此消彼涨的变化。

　　考察历史，我们会发现，中共建立政权后，依靠强大的权威以及带有浓厚平民主义色彩的意识形态控制7，通过没收官僚买办资本，实行农村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以及对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对几乎所有的重要社会资源的垄断和控制，同时也实现了对所有重要的社会活动空间的垄断与控制，国家完全主导了社会。这种政治框架之下，无论城市还是乡村都受到了国家的强力控制，城乡居民在利益表达和对政策影响方面并不存在现实的明显差别。这意味着，在完全的集权和计画体制下，利益集团分析方法和公共选择理论是不适用的。但是，问题是当时中国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战略，为了更方便地提取农业剩余，中共依靠集权採取了「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做法（陆学艺，2000），通过统购统销、人民公社和户籍制度「三驾马车」以及其他一系列配套政策，人为地割裂了农业与城市经济的联系以及农村与城市的联系，确立了城市偏向政策和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把城乡置於不平等的劳动分工和贸易条件之下，为城市利用不平等的经济、政治关系对农村进行剥削确立了基础，即人为地确立和强化了城市相对於农村的优势地位，以及城市居民对政府决策的潜在的更大的影响力。以至当后来决策环境发生了变化，即中共放松了政治控制，逐渐形成一个对利益集团压力做出反应的环境后（蔡昉、杨涛，2000），城市居民的这种优势地位和潜在影响力，就会直接影响政府制定甚么样的政策。

　　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二元结构与路易斯（1954）所总结出的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二元结构在性质上明显不同。按照一般规律，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农业的小部门化趋势，也就是库兹涅茨（1966）所说的「告别农业」的变化趋势，相应地农民的经济和政治影响也必然会趋於下降，城市居民的力量愈来愈强大，为了避免这种变化给农民带来在国民收入分配和社会价值分配等方面的不利影响，政府可以通过一定的政策安排和机制设计（mechanismdesign），加以协调和统筹。就像原西德农业法的第一条中声明的那样：「为确保农业参与国民经济的发展，需要利用一般经济政策以及农业政策上的手段，调整农业与其他部门相比由於自然条件制约所导致的经济上的不利地位，必须使之提高农业生产率，并使农民的社会地位与其他职业人口相平等。」可是，中国为了加快国家工业化而採取了城市剥夺农村和城乡隔离政策，这是依靠集权力量而实施的逆向操作，集权体制人为地赋予了城市居民相对於农民的特权。这才是问题的要害。

　　四、结构─功能8：二元结构导致三农困境

　　最近一个时期，各界人士争言三农，甚至连电梯工、计程车司机都能说上几句。这实在是个怪现象，然而也说明三农问题的严峻性。我在调查中，曾听农民说「我爷爷流血，我爸爸流汗，到了我自己则是流泪」。这句话换成可被接受的表达方式应该是，中国农民曾为共产党政权的建立流血，为国家工业化流汗，现在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则因贫穷和不公正的遭遇而流泪。而他们流泪是发生在整个经济快速增长，城市生活日新月异的情况底下，因而就格外痛苦，比流血和流汗的遭遇更惨。这也许就是三农问题形象的概括。

　　那么，为甚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为了深入理解这个问题，在分析中国的情况之前，我们有必要进行理论和国际经验的考察。

　　根据已有理论，在公共选择过程中，各社会阶层和集团之间的权力和影响是不平等的，有些利益集团处於明显的优势，他们的行动对政策选择产生重大影响，而另外的利益集团可能在政治机器这个庞然大物面前表现得束手无策和无足轻重。这意味着，不同的人群或阶层的政治影响是以不同的权重进入执政者效用函数的。因此，执政者在政策决策时，要综合社会各方面的利益，但首先要考虑某些强势集团输入的要求和支持。任何国家的执政者都可能对某些群体有着特殊的依赖。正如舒尔茨（1988）所指出的那样，「处在统治地位的个人在政治上依赖於特定群体集团的支持，这些集团使政体生存下去。经济政策在这个意义上讲是维持政治支持的手段。」社会学家布劳（1964）也有类似的看法，「政府权威依靠它作为合法权威受到的承认以及国民的主要群体对它的支持，就是说受到参与政治生活的并对公共事务关心的那些人的多数支持，而不必是所有居民的支持。」这说明，政府决策首先是要满足这些强势集团的要求，以换取政治支持，否则就会造成政治收益的巨大损失，甚至像亨廷顿（1968）所说的那样，「陷入政治的泥坑」。其结果就有可能是，尽管所有的官方意识形态都包含有这样的命题：现行的政策是为公众利益服务的，但作为一种权威性社会价值分配方案的政策，还是倾向了那些能够更为有效地参与政治生活的群体。正像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说到的那样，「国家的权力并不是悬在空中的，波旁王朝是大地产的王朝，奥尔良王朝是金钱的王朝，波拿巴王朝是农民的王朝。」摩尔（1966）分析了中国国民党政权，认为「国民党的主要社会基础是乡绅后裔、城市工商业和金融业的利益混合体」。简言之，政策不是决策人为了所谓的「全民利益」而设计出来的，而是各个利益集团竞争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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