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贵：中国三农问题政治经济学

　　7关於意识形态的作用，这里需要做一补充说明。依我的理解，意识形态具有确认现行政策合乎义理以及凝聚集体的功能，同时也是社会政治集团合法化和进行合理辩护的观念体系。从某种角度讲，它可视作是节约管理国家的交易费用的有效工具。事实上，正如厂商可以借助广告影响购买者的选择行为一样，意识形态也对执政者权威的合法性和他所推行政策的合理性起到了广告作用，因而执政者总是要费尽心机操纵舆论和宣传工具，通过投资於教育和宣传而使人们受到意识形态上的谆谆教诲和劝谕。为了强化其观念工具的有效性，意识形态总是自封为真理和绝对知识，并通过平民文化（不是学者文化）的教条，如诉诸公式、口号、标语等通俗化的形式而强化其效果，从而在社会团体中形成「对统治合法性的信仰」（the belief in legitimacy）。伦斯基（1984）曾以苏联为例做出解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他说：「在这个问题上大概再没有比苏联更好的例子了。在这里，一部分人1917年夺取了对国家机器的控制，并运用国家强制性权力去将国家的教育系统和大众传播媒介转化为一种巨大的宣传工具，在一代人当中，绝大多数俄国人皈依到了对共产党的事业的真挚坦诚的支持上。」中共在这方面的行为一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强大的共产主义教育曾为有关政策提供了强有力的合理性辩护。这种教育将社会整合成一个有利於对共同事业纯粹献身的庞大体系，人们虔诚地依附於政治共同体，并不断为之做出贡献，而不期望在每种情况下都得到明显的回报。李约瑟曾特意表明他对1958年的中国的实地观察印象，「我所得到的最鲜明的印象是，有些西方人认为中国人是受武力强迫劳动的想法完全是脱离现实的幻想。与此相反：我们所看到的是人民自觉自愿，满怀热情，共同努力提高生产和实现现代化（有时越过了政府计画的要求）」。然而，就像哈贝马斯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成员发现的那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意识形态的定义就是虚假意识、梦幻、颠倒性反映。在马恩看来，意识形态是一种「虚假的意识」，是「唯心的词句、有意识的幻想和有目的的虚伪。」（见《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恩格斯致梅林的信）。

　　8结构─功能分析方法最初由马林诺夫斯基奠基，后经帕森斯的创造性发展而被广泛应用，在分析社会经济系统和组织体系的运行和效率时十分流行。这一理论把政策作为外生变数，与此不同的是，本文的研究将政策视为内生变数，即结构影响政策，政策决定功能。

　　9见《北京青年报》1995年4月28日。

　　10再比如，1970年韩国开展的新农村运动中，政府不仅是强有力的组织者，而且是积极的直接参与者，政府为新村运动的顺利进行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到1980年的十年间，政府投资总额达到了27571亿韩元，兴建了大量的农村基础设施，包括农田水利设施、乡村道路、农村市场体系、能源设施等，极大地改变了农村的面貌（白雪秋，2000）。日本对农业和农村的支持更是不遗余力。1994年，为了应付贸易自由化的冲击，日本政府做出了一项高达6兆100亿日元的投资决定，专门用於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发展。这一巨额投资对日本的农业安全和提高竞争力，起到了重要作用（吴立山，1999）。

　　11关於三农问题的严峻性和城乡的不平等，有大量的描述性的文献，几乎俯拾皆是（包括网路论坛上大量的故事和评论）。其中，安迪·罗思曼《中国的农村危机》和郭岩华《内陆农村：中国下世纪的最终之敌》有选择性地块辑罗列了中国农村大量的消极东西，不能准确地反映中国农村的真实情况，未免失之偏颇，但还是让人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安迪。罗思曼形象地指出，「如果你最近访问过上海或北京，你可能会问为什么要担心中国农村地区的现状。从上海金茂凯悦大酒店的53楼边喝饮料边讚赏满目的摩天大楼，或在紫禁城容纳1000多人的场所听着三大男高音演唱，都足以让你忘记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国家，然而大多数中国人从没见过大城市繁华的方面。中国可能是世界第三大电脑硬体出口国，但也是有着数亿农民从未在飙网过的国家。」

　　12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县乡财政与农民负担」课题祖（2002）的调查，自实施义务教育以来，在农村义务教育资金投入比例中，中央政府负担的部分仅为2%，省和地区（包括地级市）的负担部分合计起来也只有11%，县和县级市的负担为9%，而乡镇则负担了全部的78%.问题是，即便乡镇政府将其近80%的财政支出都用於义务教育，仍然不能满足需求，这就造成乡镇政府不断向对农民徵收教育费用。

　　13需要说明的是，1978-1984年是中国农民的黄金时代，这期间的农村改革增进了农民的利益，但同时并没损害城镇居民的利益，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因而这期间的城乡关系一度好转。

　　14沃勒斯坦（1974）在研究「世界体系」时指出，在不平等的国际劳动分工和贸易条件下，世界日趋两极分化，形成中心──周边的依附格局；周边的现代化不能走西化道路，只能通过「脱钩」谋求自身发展。与此不同的是，中国城乡关系尽管极不平衡，城市持续地剥夺农村，但农村的发展不是要与城市脱钩，相反，必须实行城乡一体化的统筹发展。

　　15见《梁漱溟学术精华录》，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6月第一版，第495页。

　　16萧瑞、李利明：〈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之路──访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经济观察报》2002年9月30日。

　　17本人不同意取消乡镇政府的说法，而是主张乡镇直选。直选的好处首先在於民主，在没有民主传统的国家打开民主的缺口，还在於可以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我还要提到的一点是，根据我对一些基层官员的近距离观察，他们所好的是四件事，即喝酒，打麻将，洗桑拿（找女人）和跑官要官，这四件事?琢怂?窍嗟钡氖奔浜途?Γ?萌擞幸恢植豢删纫┑母芯酢Ｒ坏┦敌辛酥毖。??诤艽蟪潭壬细谋湔庵肿纯觥?r

　　18《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史达林论政治和政治制度》，第285-286页。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

　　19同上，第861-865页。

　　李成贵，1966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免责声明：本站文章图文版权归原作者及原出处所有 ，文章内容为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站。如果您发现网站上有侵犯您的知识产权的作品，请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会及时修改或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