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青梅：生活社会化：小农的经济压力与行为逻辑

　　市 场经济的发展全方位地改变了农民的生活,从吃穿住用行到教育、医疗几乎全部市场化、货币化。生活消费的种类、质量、样式增加,市场购买率大大提高,农民与 市场的关系日益密切,生活过程中除了粮食、蔬菜、油料和燃料主要是家庭自给外,其余的生活消费品主要由市场供给,如食品,衣服,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建 房所需的材料及劳务,交通和通讯工具,医疗、教育及其他服务等,家庭耐用消费品越来越普及。原有的由亲属关系和宗族网络提供的无偿服务逐步被市场的有偿服 务所取代,货币支出增加。“为买而卖”的目的不再是为了生活需要,更多的是为了增加收入,家庭自给性供给边界被市场的多样化供给和小农日益膨胀的需求所打 破。

　　2.生 活资料的丰富性。城乡之间的双向贸易给农村市场增添了活力,丰富多样的生活资料进入农村,大大刺激了小农的消费欲望,凿井可饮、耕田可食,自给自足的乡村 生活已不能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求。泥泞的小路,低矮的房屋,简单落后的生产生活用具与便捷的交通,别致的高楼,发达的商业,热情的服务之间的巨大反差,曾 使小农把从农村进入城市,从“农民”变成“工人”作为自己追求的最高目标,但随着1970年代末国家启动的市场化改革打通了城乡之间的断裂,城市消费品源 源不断流入乡村,农产品与工业品之间的交换越来越全面而频繁,乡村“小市场”与城市“大市场”之间日益交融在一起,城乡分工体系走向一体化,市场化和社会 化重新塑造着农民的生活方式,此外,网状的交通网络、快捷的交通工具、先进的通讯手段进一步打通了城乡之间的断裂,农民进城更加方便,许多日常生活消费品 可去城市购买。对农民而言,城市生活由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变成近在咫尺的现实,只要有钱,有能力就能过城里人的生活,由此推动越来越多的人外出挣钱。

　　3.生 活水平的差异性。传统小农向现代小农的转变,打破了农村内部高度均等化的生活方式,不同小农能力上的差异以及机会的不平等,造成村庄内部农户的收入差距。 农村日益城市化的发展以及城市给农民工提供的不同的机遇,使得部分农民通过自己的能力使家庭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他们或者迁出村庄,在集镇或城里生活; 或者在村庄中修建漂亮的楼房,购买大件耐用消费品,如汽车、空调、冰箱等,成为其他小农比较和羡慕的对象。富裕农民有能力提高其生活水平,并在社会交往中 逐步提高消费档次,农村中礼尚往来的惯例,促使其他农户不得不按照同样的标准进行消费,进而提高了村庄平均的消费水平,消费水平的提高给普通农民的生活带 来巨大的压力。

　　此 外,城乡之间生活水平的差距也是客观存在的。尤其是近年来一系列城乡隔离体制被侵蚀,城乡人口流动规模和速度前所未有地推动着城乡之间的对接与交融,越来 越多的人走出了乡村,见识到城市生活的美好和城乡之间的差距。这种差距使小农尤其是年轻的农民不断更新自己的生活观念,他们认为自己生活的意义不仅在乡 村,而且在城市,城市化生活成为其追求的目标。但是城市生活的高成本又把小农严酷的挡在城市之外,许许多多的农民工只能在城市的边缘日夜辛劳的工作,就如 同一只青蛙扒在井的边缘看外面的世界,那种新鲜与美好的生活令人向往却又无法获得,城乡之间现实的差距逐渐转变成农民心理上的落差,给农民造成极大的压 力。

　　在 与城市和村庄富裕农户的比较中,人们的消费需求急剧扩张。在消费主义经济时代,农民生活的市场化、社会化程度显著提高,农民日益走出以前相对封闭状态,与 整个社会的联结程度越来越紧密。乡村与乡村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交通条件的改善,极大地缩小了农户与外界的物理距离;广播、电台、电视、电话、手机、网络 等信息技术的更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提升了农户与社会的沟通能力。在此背景之下,外来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对农民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尤其是城市迅速膨胀的消费欲望和强烈 的消费刺激借助于现代化的快捷方式传递到农村,引发农民对物质生活标准、生活水平的急速扩张,而且在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需求层次也急剧上升,他们越来越 不满足于以前的生活方式,对生活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饮食而言,结构单一、简单重复的消费习惯得以改善,肉、蛋、蔬菜、水果的市场购买率增加,烟、 酒、副食的消费增加;衣服消费也体现了多样化和更新速度快的特点,“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村庄里的裁缝失业了,在穿衣 上,农民在注重实用性的前提下努力向城里人看齐。在教育和医疗方面,国家义务教育的普及和合作医疗体系的建立,一定程度的分担了农民的生活成本,小农在与 外部的交往和社会交换中对教育和医疗的需求呈快速增长的趋势。教育程度与货币收入之间虽不是绝对的正比关系,但教育程度越高,发展空间越大,从农村走向城 市,分享城市文明成果的机会越多,所以,只要家庭条件允许,农民愿意让孩子多读书,除了九年义务教育之外,职业教育,大学教育成为众多孩子的选择。医疗卫 生方面,乡村医生和医疗机构设备简单,医疗技术有限,无法满足人们对医疗卫生的多样化需求。

　　但 是,人们对衣食住行,教育、医疗等生活资料需求的扩张仍根植于农村经济中,离不开小农经济的束缚。农民本质上还是小农,经营规模小,劳动强度大,农业收益 有限。而现代化城市化的生活方式趋向与传统农业生产和收入之间形成了强烈落差,造成农户的生活压力。对以农业为生的农户而言,农业收入决定了消费水平,而 土地规模有限,农业利润率低的现实严重限制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农业加手工业的模式亦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增加缓慢的问题,使农民生活长期在低水平上徘 徊,无法满足人们对生活社会化的需求。伴随着城乡之间人口和贸易的双向流动,现代化、城市化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不断输入到农村,强烈刺激着农民的消费欲 望,引发人们对生活社会化的高额需求,社会化需求的增加与农业收入有限之间的矛盾增加了农民生活压力。

　　农 民生活压力的增加主要源于生活消费的无限扩张与满足需要能力有限的矛盾,这也是当今小农面临的重要难题。传统农民的生产剩余有限,生活开支充分计划,精打 细算,勤俭节约。随着农户生活的日益社会化,其生活消费早已超出自我生产,相当部分的消费品都需要从外部获得,尤其是已作为日常生活重要部分的教育、医疗 等完全依赖外部供给。与教育、就医等开支迅速上升相比,农民的支付能力却相对不足。“吃得饱饭,读不起书,看不起病”成为相当多数农民的实际生活写照。更 重要的是,生活方式的社会化造成农民消费欲望的急剧扩张,大众传播媒体的广告将各种消费信息传递给农民,使他们不再只是根据自己的生产能力和生活实际需求 支配自己的生活,在相当程度是来自于外部消费的刺激。与急剧扩张的消费欲求相比,农户满足消费需求的能力又十分有限。

　　小 农生活的社会化客观上提高了农民整体的消费水平,就消费规模、消费内容和消费支出而言,传统小农与当今小农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城乡二元结构所导致的收入差 距,市场化和社会化给农民带来的机遇以及抓住机遇的能力上的差异,城乡之间人口流动与双向贸易等客观现实,使人们对幸福感的评判远远超出了吃饱穿暖的低层 次需求,上升到与农村平均生活水平人群的对比,与农村高水平人群的对比,以及与城市生活水平的对比上,比较对象、层次的不断上升极大地刺激了农民的消费欲 望,使得消费需求的增加与满足需要能力脱节,降低了农民的主观幸福感,推动着更多人通过外出务工等途径努力挣钱,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

　　三、农民的行为逻辑

　　乡 土社会是熟人社会,血缘社会,传统小农主要是与自然进行交换,或者与社会进行初级交换,不需要特别的媒介。最开始的物物交换存在于初级交易场所里,一般没 有固定的交易时间、频次和规则,带有一定的随意性。农民为了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外,不得不从事副业生产,包括家庭纺织、养殖牲畜家禽、 捕鱼捉虾、种植蔬菜等,以达到自给目的。其他的日常生活用品,如简陋的竹木用具、草鞋、柴薪等,农民一般也自己生产制作,同时农民也有一部分产品需要用以 交换自己不能生产的若干生活用品,或者出售用以完纳租赋。这种简单落后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农民在消费中以自给性为主,崇尚简朴节约,通过延迟消费缓解收入波 动带来的生存风险,满足生存需求是农民的主要行为逻辑。

　　随 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交换开始走向经常化、多样化和复杂化,简单的物物交换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交换需求,货币逐渐成为稳固的交换媒介。农民的交换和消费 活动都不得不借助于货币这一中介来实现。货币与其他的媒介不同,它可以超脱于任何实物性的东西之外,不以交换内容、时间、地点和方式为转移,“社会生活愈 发达,人和人之间的往来也愈繁重,单靠人情不易维持相互间权利和义务的平衡。于是‘当场清算’的需要也增加,货币是清算的单位和媒介”13,这导致与货币有关的一切事物和活动都进入一个想象的、不确定的空间,从而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风险。对处于社会化之中的小农而言,其生活消费已经很难与货币分割开来,这最直接地体现在农户生活消费现金支出总额及其在总支出中比例的增长速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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