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奇：实现“三化同步”关键在深刻理解其内涵

　　推进三化同步，必须重新寻找农村改革的动力源

　　农村改革现在声音越来越弱。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靠改革推动，没有改革，就不可能有大的发展。这里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实现人的回归、“业”的重构、“场”的再造。所谓“人的回归”就是农民要有积极性参与改革。农村改革靠谁?就靠农民。30年改革成功经验的基本一条就是农民自己的创造，没有他们的创造，农村改革就不可能发展到今天。承包制之后，农民释放了家庭能量，有了剩余，发展乡镇企业。一看乡镇企业红红火火，国有企业就借鉴乡镇企业的做法进行国有企业体制改革，从而确立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位。中国改革的成功就是这样一个逻辑关系，没有农民的创造，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就确立不了，是农民开拓了这么一条路子。所谓“业”的重构，就是农村产业要有新的增长点，要发展新兴产业，让现代农业成长起来，重构现代农业的产业体系。所谓“场”的再造，就是环境，农村的基础设施、管理、服务都要跟上。

　　先说农民:农民不能只做改革的旁观者，而要做推动者。

　　现在农民对改革没兴趣，没有积极性，一说改革，就怕是又有谁借改革名义来剥夺自已的权益。现在有些改革让农民很寒心，没得到实惠，反而权益被剥夺。从大的层面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有许多方面的推进因素，但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靠“三户”的作用，即农户、储户、散户。农户的贡献:就表现在“三圈”上，即圈地、圈钱、圈人。

　　“圈地”：改革开放以来，3亿多亩土地没了，有专家测算，农民为土地付出了几十万亿的代价。国外修高速公路，买地的成本几乎占一半，我们大概只占不到10%的比例。城市膨胀、房地产开发就更不用说了，开发商几万、十几万一亩拿来的土地，转手一卖就是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一亩，后面的分配都没有农民的事了，农民就拿那么一点点补偿款。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研究: 1989年到2010年的21年间，全国土地出让金从4.5亿元飙升到3万亿元，增长了6732倍，而卖地收入相当于地方财政的比例涨幅也超过300倍。全国现有约600个高尔夫球场，大的占地5000亩，最小的也有1000亩，按平均每个2500亩算，总占地也达1500万亩，那就是1500万农民的土地。全国经常打高尔夫球的人员约33万人，为了这33万人的高档享乐，很轻松地就征占了1500万个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全国有180多个城市规划要建成国际化大都市，北京都没敢提要建国际化大都市，二三线城市却敢提，醉翁之意不在城，而在于可以借机征地。18亿亩土地红线怎么能守住，是个严峻的问题。“圈钱”：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加上邮政储蓄都是从农村吸储，基本上不给农村贷款，邮政储蓄是完全不给农村贷款，把钱从农村吸走建设城市、发展工业。农民从金融机构贷款只占全部信贷余额的5.1%，20多年来，这个比例几乎没有变化。“圈人”：政策上只给一句话——允许农民进城，就让城市繁荣了。城市本来有农民的份，但我们的二元制度实行之后就没他的份，打开城门让他进，农民高兴还来不及，哪还顾得上被剥夺了什么。2亿多农民进城打工，作出了巨大牺牲、巨大贡献。一个农民每年创造3-5万元的劳动价值，只拿走万把块钱，剩下的全部贡献给城市。储户的贡献:有人测算，物价涨了，利息没涨，就这一项，银行从储户那里一年剥夺利息大概14000亿，而储户的最大群体可能就是农民，人多啊，农民最相信银行，有点余钱没别的用途，就存在银行，但他不知道，本来想升值，却一直在贬值。有人测算80年代初的一万块钱，相当于现在的上百万，但如果存在银行，恐怕利息涨不了多少，物价涨了这么多，贬值那么厉害，农民还蒙在鼓里当“冤大头”。散户的贡献:我们股票市场上广大股民全军覆没的很多。我们的国有企业就是靠股市圈钱，才发展这么快，它的资金来源除了银行，就是股票市场圈钱。我们是世界独一无二的，在股市一路下跌的背景下，股市市值却保持一路增长，现在美国市值第一，我们是世界第二，达25万亿元左右。因为钱没地方放，存银行也没多少利息，人们只能到股市押宝，都想通过这个方式捞一点，结果不仅捞不到，反而血本无归。美国测算，50年来股民平均每年从股市获利8%-10%。建股票市场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融资嘛?让企业和股民都得到好处，但我们是违背这个规律的，就是牺牲股民利益为企业捞钱。农民在这样的背景下，改革的积极性大受挫伤。

　　第二是农业:农业不能只是38、61、99部队的练兵场，而要成为农村精英的用武地。现在种地的就是妇女老人儿童，农业部调查平均年龄在五十几岁。农大的一个专家调查，在一个村里，一个五十多岁的人说自己是村里最年轻的劳力，谁家有什么重活都找他，没有年轻人在家。有一篇小说《当大事》里写道，人死了，村里找不到能抬得动棺材的人，只好把棺材拆开，就近挖坑掩埋。农村精英单向道地流向城市，没人愿意种地，这必须改变。现在80、90后最大的愿望就是成为“末代农民”，非常希望他爹是“末代农民”，那样自己就不做农民了;顶不济自己成为末代农民，他们的儿女就不再是农民了，这就是他们的最大追求。这种社会心态造成农村人才枯竭，而建设现代农业必须要有现代农民。因此，要创造适合农村人才成长的好环境，让农村一部分精英留在农村去显身手，让现代农业成为他们的用武地，使他们成为今后农业发展的主力军。

　　第三是农村:农村不能只是城市工业的消费场，而要成为新兴产业的发展地。家电下乡、建材下乡、汽车下乡，现在证券也想下乡，因为一片反对之声没下去，都是想从农民口袋里掏钱。农村是一个巨大市场，这是世界独一无二的市场，可以说是中国潜在的、战略性市场储备，八、九亿人在那消费。农村固然是消费场，但同时也应该是新兴产业的发展地，不然的话，农村想发展起来是相当难的，光靠城市支援农村、工业反哺农业，那都是输血，必须自身具有造血功能才能成长起来，农村必须培育自身内生性的物质基础，才能实现现代化。所谓新兴产业，一个是旅游观光休闲产业，潜力非常大;一个是特色农产品加工;一个是传统手工艺，许多传统手工艺都失传了，应该很好的开发，非常有价值;再一个就是新型能源产业，风能、太阳能、沼气、秸杆利用，目前世界的三大前沿科技——新能源、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这三大前沿科技中有两项在中国农村都可以很好地开发，新能源、生物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非常广泛。

　　因此，寻找农村改革的动力源要从这些方面入手。总之一句话:要实现人的回归、“业”的重构、“场”的再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做到这一点，农村改革才有新的动力。

　　推进三化同步，必须重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需要很好的进行调整。从大的宏观方面看，三次分配都有问题。第一次分配是靠市场分配，合理的结构应该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但现在是金融为王，谁占有的财富多，谁获取财富的能力就强，劳动占分配的比例很少，这是一个很不合理的结构。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数据，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续下降，2005年已经下降到36.7%，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而从1978年到2005年，与劳动报酬比重的持续下降形成了鲜明对比的，是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个百分点。第二次分配是政府分配，这里面有两个不合理，一个是税收不合理，高收入人该多征税的征不到，企业大老板整个企业都是他的，但他也弄个工资表只拿几千块钱工资，其实吃喝拉撒所有消费都算在企业成本里面，很难弄清楚实际收入。低收入人反而是人人纳税，每个人、再穷的人到商场买东西，那里面都有消费税，这是不合理的。美国只有20%的人纳税，香港也只有30%的人纳税。美国最近有138位富豪向国家提出报告:为了国家，多向我征税。而中国的富人却在比赛逃税。另一个是资源配置不合理，本来福利制度应该向弱势群体、生活质量差的人倾斜，咱们正好是反过来，农村人生活质量差，享受的福利待遇反而低;城市人生活质量高，方方面面条件都好，反而享受的福利待遇高，这是一种反福利的制度设计。第三次分配是慈善事业和社会捐助，发育不健全。我们的慈善机构就2000多个，美国大概是100多万个;我们的基金组织2000多个，美国是12.2万家。我国有1500万家企业，有过社会捐赠记录的不到1%，99%的企业没有社会捐赠记录，只有13万家企业有过。美国企业每年把纯利润的10%拿出来搞社会捐助，他们觉得这像纳税一样，取之于社会，还要回报于社会，是一种职责、义务，我们的企业还没有这个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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