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筱丹 温铁军：宏观经济波动与农村治理危机

　　[19]20世纪90年代初，农业部范小建（现任国务院贫困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曾经骑自行车考察20多个县，做出关于农民负担过重的调研报告，但这份斗胆直言的报告却命运多舛（遗憾的是该报告属于"内部"性质，不能公开引用）。有些部门的决策者还是将陈旧意识形态套用到农村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强调要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号召和推动农村教育、医疗现代化发展等。但，所有这些"加强"最终都成了加重农民负担的理由——因为，所有的上级文件只要是没有足够的配套资金，就可能导致已经开始滥用国家权力却没有监督和节制的基层政府、村级组织对村民横征暴敛。

　　[20]温铁军：《中国粮食供给周期与价格比较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03年第3期。

　　[21]作者注：无论过去强调计划经济还是现在强调市场经济，中国理论界及主导部门都存在把经济体制意识形态化以维护"话语正确"的倾向性问题。

　　[22]早在1986年，当时的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著名的青年学者杜鹰（现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周其仁等就发表了200家大型乡镇企业调查报告，指出乡镇企业的创办动机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社区就业最大化的。至于资本增密排斥劳动的机制问题，则是该所所长陈锡文（现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提出的。

　　[23]考虑到2003年以来数据口径不统一问题，以1990~2002年间的GDP 增长率和乡镇企业就业人数增长率进行相关分析，二者的皮尔逊相关系统为0.648，同样支持正文结论。

　　[24]1998年开始执行的市场化取向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改变了过去政府"在粮站门口摆五张桌子，前四张桌子分别收取乡里边的'五保统筹'、计划生育费、民兵训练开支、教育统筹，最后第五张桌子才能结算农民交售的粮食还剩多少余款"的组织费用征收方式，明确禁止粮站代收"三提五统".那些没有集体工副业或者没有足够的机动地的乡村，只能通过基层公共组织去农民那里敛钱。事实上，由于农户高度分散且自给自足，让乡村干部挨家挨户敛钱是非常困难的，今天农民说赶集去了不在家，明天说钱在子女手里，没有强制手段常常拿不到钱。从这个角度看，农村的干群矛盾部分是小农经济下"政府""过度动员"农户资源、而又无法解决与分散小农户之间高昂的交易成本问题的结果（温铁军，2003）。

　　[25]根据社会学的文献资料研究方法，一段时期内关于某种主题的政策出台频率，一定程度上与社会上该问题的严重程度成正比，根据对《人民日报》1946年创刊以来的政策法规资料索引，199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谈到农民负担过重问题，此后连年提及，但语气轻重和频繁程度不同；199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非常明确地指出："相当一部分地区农民种粮增产不增收，乱集资、乱摊派加重农民负担的情况相当突出。"以下《关于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情况的报告——1999年10月30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农业部部长陈耀邦）中的内容，可侧面反映1990年代末农民负担的严重程度："继1996年下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之后，去年以来又出台了若干政策规定。去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切实做好当前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1998年农民承担的提留统筹费绝对额不得超过1997年的预算额；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把减轻农民负担确定为农村工作基本方针之一，明确规定农民承担的合理负担一定三年不变；今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农业部等部门《关于1998年农民负担执法检查情况的报告》；7月，国务院办公厅又转发了农业部等部门《关于做好当前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意见》；10月中旬，国务院减轻农民负担联席会议召开"全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温家宝副总理就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提出了明确要求。"

　　[26]比如1999年3月22日中组部下发《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加强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的意见》，2000年2月9日《人民日报》刊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福建、湖南、山东、江苏、海南省少数农村基层干部粗暴对待群众典型案件的情况通报》；分别从正、反两方面反映了农村基层干部的"劣绅化".

　　[27]世界银行《2005年世界发展报告》讨论政府寻租行为时，用"俘获（capture）"和"庇护者-扈从（clientism ）关系"指称在政策制定中由于不公平信息分布和对决策的影响，政策向某些集团倾斜，从而损害其他集团的利益。另据谢岳（2005），"扈从关系"，也叫"保护主义政治"，指中国乡村社会在集权体制下的转型中出现的在"保护者-被保护者"的利益交换关系网内将公共权力私人化运用。这种私利性关系网络的扩张，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村民自治制度的正常运行和村民自我管理的良性发展，造成了合法的制度化权威的边缘化，"保护者"以国家权力行使者的名义向"被保护者"提供排他性服务，从中获取经济政治回报，往往使公共资源最终只服务于少数人的私人利益。

　　[28]康晓光（2002等）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形成了"精英联盟"，即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与知识精英们的联盟，精英联盟使社会利益分配向精英群体倾斜，同时也形成国家政权总体稳定的基础；农村中的对抗性冲突，属于大众处于被剥夺的状态而制造的"局部"反抗。精英联盟是内生的而且非常稳定的，一旦形成就很难被打破。杨鹏（2005）则认为现在进入了"精英间冲突"和"精英与大众冲突"的"双重冲突"时代。尽管两人对于精英之间的竞争格局持有不同的判断，但对于农村群体性事件，都认为是精英（或精英联盟）与被剥夺的大众之间的矛盾冲突。

　　[29]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则的矛盾运行的普遍规律是：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技术进步，在旧体制内无法容纳，要求打破旧有的生产关系；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将爆发社会革命；随着经济基础的变迁，整个巨大的上层建筑随之改变。本文注意到了马克思表述的概念在中国农村对应的具体内涵有所不同。

　　[30]1958年，英国历史学家、政治学家诺斯古德。帕金森（C.Northcote Parkinson）出版了《帕金森定律》（Parkinson's Law）一书，对于机构人员膨胀的原因及后果作了非常精彩的阐述，认为官僚机构都具有自我系列和持续膨胀的一般规律，也被称为"金字塔上升"现象。

　　[31]黄宗羲（1610~1695年）是中国古代研究赋税制度最深入、最系统的学者之一，他在《明夷待访录。田制三》中指出中国历代税赋改革，每改革一次，税就加重一次，而且一次比一次重；现代学者秦晖将其总结为"黄宗羲定律".

　　[32]"地方政府公司主义"（也叫"地方政府法团主义"，local governmentcorporatism ）是现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戴慕珍Jean Oi 教授在考察了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之后提出的概念；参见Jean C Oi （戴慕珍），"Fiscal Reform and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WorldPolitics，45（Oct.），1992.据此可以进一步认为，改革之前中央政府主导的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也是"政府公司主义"的。

　　参考文献

　　（1）赵树凯：《县乡改革的历史审视》，《中国发展观察》，2007年第9期。

　　（2）秦晖：《并税式改革与"黄宗羲定律"》，《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2002年第3期。

　　（3）温铁军：《危机论。我们到底要什么》，华夏出版社，2004年。

　　（4）张静：《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自治单位——问题与回顾》，《开放时代》，2001年第9期。

　　（5）温铁军：《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第1版。

　　（6）温铁军：《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战略与管理》，1996年秋季号。

　　（7）温铁军：《政府和集体"退出"之后的农村组织问题》，《第三届中外农业现代化比较国际研讨会会议论文集》，2003年。

（8）温铁军：《中国粮食供给周期与价格比较分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中国农村观察》，2003年第3期。

　　（9）张小虎：《转型期中国社会犯罪率态势剖析》，《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10）诺斯古德。帕金森[英]：《帕金森定律》（中译本），甘肃文化出版社，2004年。

　　（11）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

　　（12）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11月。

　　（13）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

　　（14）李先念：1979年4月5日李先念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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