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筱丹 温铁军：宏观经济波动与农村治理危机

　　1.20世纪90年代宏观经济周期作用于农村的4个方面

　　在中国更多地融入国际金融资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国内出现全局性产能过剩以及"再意识形态化"的市场化导向[21]方兴未艾的大环境下，本轮宏观经济周期及萧条阶段对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1）1994~1996年经济过热阶段政府大幅拉高粮价，起到了刺激了基本农产物生产迅速增长，中国在1996年提前4年实现了原定于2000年实现的一万亿斤的粮食产量目标；但接着1997年经济周期发生作用，城市需求相对减少，同时总人口增长仍维持预期速度，从人口总量和结构两方面讲，粮食消费需求都没有可能提前4年扩大——粮食供给本来就潜伏了短期过剩矛盾——当中国经济转向萧条后供给过剩矛盾显露，导致粮食价格和效益双下降（见图4）。

（2）在制造业产能过剩和宏观紧缩政策的共同影响下，乡镇中小企业经营状况再次恶化，但社区福利及政企合一下乡村政府消费的开支刚性，使得企业生产性贷款被大量挪用为地方政府消费，导致乡镇企业大面积负债，基层政府自发仿效"甩包袱"政策，纷纷以转让债务为条件对乡镇企业进行私有化改制。改制后脱离了社区属性的乡镇企业，不再以社区就业最大化为目标，在"资本增密排斥劳动"的机制下吸纳就业人数下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并且不再承担农村社区福利开支[22].实证研究表明，1991~2006年15年间，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率与乡镇企业就业人数增长率之间存在着强相关关系，皮尔逊相关系统为0.642[23]（见图5）。

　　因此，每一次经济萧条，农村基层"自收自支"的暂时平衡态都会被打破。其根本原因，仍然是农村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哲学意义上的对抗性矛盾还没有被正确认识，更难以形成合理的政策导向。

　　如果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29]分析大包干之后的中国农村治理结构，一方面在经济基础领域发生的主要是传统小农生产方式的恢复；另一方面，与这种经济基础所对应的上层建筑，如上所述，却并非是从这种"现实"的经济基础内在生发出来的，而是深居城市的上级政府在现代化目标之下人为地"外加"的、客观上服务于部门利益和"条块分割"体系的现代科层治理结构。国家权力下沉乡村的治理意愿，这样毫无缓冲机制地诉求于"传统"的小农经济基础及未能免疫于"帕金森定律[30]"的"现代"上层建筑，结果就是、恐怕也只能是"黄宗羲定律[31]"的再现。除非政府支付这种治理结构的全部开支，并对其隐含的制度成本承担化解之责。

　　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之中的人们应该把写入宪法和党章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批判的武器，如是，则可知，农村改革中高成本的上层建筑的构建，显然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由此，已经使乡土社会的整合成本越来越高，基层良性治理难以形成，并且表现出巨大的制度成本——农村周期性的治理危机。

　　不过，如果采用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的、微观的理论对这些复杂问题做分析，则会得出另外的结论——假如接受"政府公司主义"或称"政府公司化"理论，就可以把基层政府直接看作一种微观经济主体，那就完全可以按照经济主体的运行规律来研究并规范其行为[32].

　　然而，研究者沿着这种另类理论的轨迹做分析，仍然不得不推导出对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体系的改革取向，但那在现行体制下却几乎是不可能的。

　　注释

　　①三治问题指：村治、乡治、县治这三级乡村治理结构问题。

　　②本文只能在语意不清的情况下暂时借用"国家政权建设（State Building）"这个源自英文的概念，尽管很难有准确对应的中文。有关的讨论，参见张静：《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自治单位──问题与回顾》，《开放时代》，2001年第9期。

　　③作者虽深信自由之可贵，却并不意味着盲目接受"自由化"；特别是在了解其意识形态背景的情况下！

　　④本文在借用"中央化（centralization）"这个与"去中央化（decentralization）"相对立的概念时，与使用其他从不同语境的英语翻译过来的词语时感受的尴尬类似。有关概念和相关讨论可参阅《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中译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

　　⑤关于改革之前的经济周期分析，最早见于温铁军1988年在《经济学周报》上发表的"危机论"，现收入其文集《我们到底要什么》，华夏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

　　⑥参阅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11月。

　　⑦作者之一多年从事农村政策研究工作，对于农村的治乱循环感受非常真切，然而由于"冲突"话题的敏感性，多年的研究经验积累在形成论文时却时时受到缺乏公开论据的困扰。关于农村治理危机，本文借鉴社会学研究中的文献检索法，力图根据相关政策出台的密集程度来侧面反映农村社会的稳定情况，尚属粗浅的尝试，详见后文。

　　⑧根据实证研究，1953~198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与经济建设支出增长速度之间的相关系数达到0.80，经济建设支出与财政支出增长率之间的相关系数达到了0.95，基本建设支出与财政支出增长率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90，说明了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收支与国民经济增长、国家工业化之间的"三位一体"的关系。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以下如无特殊说明，本文中数据均来源于此。

　　⑨回城青年约为3000万至4000万人，与城里不能上岗的人加在一起，总计准失业人口大约有5000万~6000万。

　　⑩数据来源：张小虎：《转型期中国社会犯罪率态势剖析》，《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11]1979年4月5日，李先念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描述就业形势时说："大批人口要就业，这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就会一触即发，严重影响安定团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参见1979年4月5日李先念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第148页。

　　[12]根据杜润生先生的自述，1980年4月中央召开编制长期规划会议前的征求意见会上，杜润生跟时任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姚依林建议"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姚依林到邓小平那里汇报时提到"工、农业甩包袱".参见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114~115页，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

　　[13]农业生产之所以相对不经济，也是外部环境作用的产物——中国从1972年起逐步恢复了与欧美日的外交关系，开始从这些国家引进并上马了以轻工、石油化工和一些支农工业为主的新项目，在政府垄断条件下，化肥和农机等支农工业品产量增加并且"统销"到农业，导致农业生产成本大幅度增加，但同时"统购"的农产品价格却保持不变，因此，尽管粮食单产增加了，人民公社却是在高负债和低效益中运行，以至于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农村公社由于长期被提取剩余而严重亏损，成为国家财政危机时必须甩的"包袱"（温铁军，2000）。

　　[14]当时的这种改革，被刚刚重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人们说成是"财政甩包袱".参与过80年代初期改革政策研究的人们都知道，当年最有效的"三大改革"是：其一，"拨改贷"，即由银行代替财政来承担企业的投资职能（这就必然带来"利改税"的后续改革）；其二，农村改革；农村改革之所以是从地方开始，也是因为中央和地方分权的条件下，地方政府采取了自我决策。第三，"财政分灶吃饭"，实行中央与地方财政分级承包，主要因为中央财政不可能再承担地方政府的开支。而在当时的文件中，关于城市经济改革仍然像过去那样延用了对国营企业"加强管理"的提法。

　　[15]资料来源：历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转引自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人民数据库。

　　[16]具体的政策出台过程参见赵树凯：《县乡改革的历史审视》，《中国发展观察》，2007年第9期。

　　[17]中国改革体现的放权让利，被西方归纳为"去中央化/分权（de-centralization）"并予以积极评价。参见《世界银行2000年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

　　[18]如果改革之初的1979~1980年发生的经济危机是第一次的话，1988~1989年的经济危机可以算是第二次。与前次危机发生机制不同的是，1982年"利改税"、1983年国家决定由银行统一管理企业流动资金、1984年"拨改贷"后，银行"统管"逐步蜕变为银行"统包"，银行全面承担了原来由财政承担的支持企业资金来源的任务，因此，20世纪80年代后，除1998年以后的积极财政政策时期外，货币投放对国民经济增加的拉动作用显著高于财政支出，1980~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与货币投放/回笼的相关系数达到0.84，尤其是1984、1988、1992年，这一增长机制表明得格外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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