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不激进的革命

三、“新社会”建设的整体性及其未来视野

　　中共乡村建设的初衷是为了使农民摆脱贫困状态，以支持战争动员，但随着实践的深入，已经远远超出了物质需要的层次，逐渐扩大到了社会观念、文化教育和文艺娱乐等层面，实际上推动了更为深刻的社会革命。关于这一实践形态，蔡翔关于“新社会”的论述14是一个恰当的概括。提到“新社会”，人们很容易想起《白毛女》中“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想到打倒地主的阶级斗争场景。不过，在国共内战爆发之前，阶级关系比较缓和，“新社会”建设主要指推进中医药结合、破除迷信和兴办村学等实践，也包括塑造新的社会关系和伦理观念等内容。

　　严格来说，“新社会”建设指向的是中国现代乡村建设共同面临的问题，但延安的实践并非以村或县为单位，而是囊括了陕甘宁边区的广大区域，涉及一百五十余万人口。在1944年的边区文教会上，毛泽东提出：“无论教育、艺术、卫生、报纸那一项，就都是要告诉边区一百五十万人民自己起来和自己的封建、迷信、文盲、不卫生等旧习惯作斗争。”15这无疑是最具普遍性的社会动员。同时，延安的乡村建设是整体性的实践，其推动的社会革命，如妇女解放、改造二流子和识字运动等，并非单独进行，而是将之嵌入家庭、劳动组织和社会机构当中，通过改变生产、生活关系来实现的。孙晓忠指出：“改造二流子、土地改革、互助劳动、移民运动等生产形式，首先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来进行。这个尝试还包括在家庭和公共生活之间的关系中来处理家庭问题，达到改造家庭，再建新社会和新国家。也正是在‘新家庭’的改造中，催生了农民的政治感觉。”16无疑，正是由于政治、经济等的现实变革，才真正引发了社会观念的转变。不过，中共高层一开始就意识到，单靠乡村本身的力量，很难取得乡村建设的成功。1944年8月13日，毛泽东在给秦邦宪的信中指出：“没有社会活动（战争、工厂、减租、变工队等），家庭是不可能改造的。”17由此，我们能够看到延安革命的整体面貌：乡村建设是和其他革命实践，如军事动员、经济建设、工业发展等彼此促进，才得以深入展开的。

需要申明的是，延安乡村建设中的互助合作、家庭手工业和初级合作社等形式，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有效实践，而非中国乡村的出路。在给秦邦宪的信中，毛泽东进一步明确：“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可见，延安的乡村建设并非乡村本位，毛泽东描绘的以合作化和工厂为基础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无疑有着开阔的未来视野，新中国成立后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正是这一理念的持续。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可以说，建设“新社会”和“新国家”的目标，决定了中共革命的远景；在具体实践中，“新国家”“新社会”和“新人”之间的相互勾连、彼此推动，构成了中国革命的整体性实践，而乡村建设正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本文为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博士项目“延安戏剧新论（1936—1949）”（2017BS17）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潘家恩、温铁军：《三个“百年”：中国乡村建设的脉络与展开》，载《开放时代》2016年第4期。

　　②梁漱溟：《我们的两大难处》，载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2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73页。在这篇文章中，梁漱溟指出乡村建设的另一难题是“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权”，下文将予以讨论。

　　③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8编（生产自给），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

　　④［美］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陈兼、陈之宏译，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91—93页。

　　⑤费孝通：《乡土重建》，载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75—293页。

　　⑥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29页。

　　⑦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陕西省农村调查》，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56页。

　　⑧高自立：《铲除新官僚和新劣绅的专横》，载《新中华报》1940年8月23日。

　　⑨ ［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4—55页。

　　⑩费孝通：《江村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12页。

　　11［美］纪保宁：《延安道路的生态起源》，载《延安民主模式研究资料选编》，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11页。

　　12任弼时：《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载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1编（总论），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28页。

　　13毛泽东：《组织起来》，载《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28页。

　　14蔡翔：《革命／叙述：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8—79页。

　　15《文教统一战线方针》，载《解放日报》1944年11月1日。

　　16孙晓忠：《创造一个新世界——延安乡村建设经验》，载孙晓忠、高明（编）：《延安乡村建设资料》第1册，上海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页。

　　17毛泽东：《给秦邦宪的信》，载《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7页。

　　【作者简介】 高明：长江师范学院文学院（Gao Mi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Yangtze Norm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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