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凯：当代中国农民身份问题的思考

　　反思国家政策与农民的关系，其实教训不仅出现在人民公社时期，不仅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前，改革开放以后也走过不少弯路。比如在对待乡镇企业、对待农民进城务工、对待农村的土地流转等事务上，都有过若干政策失误。之所以这些问题反复发生，是因为还有更大、更深层次的问题在意识形态领域没有解决，在制度设计上没有解决。

　　从农民到农民工，农民走出乡村进入城市，根本上说是农民对于旧秩序的反抗或者冲击。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对政府是个考验。是秉承既有政策让农民不出来或者少出来，还是顺应农民要求改革旧的社会管理体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相当时期内，政策导向是限制和歧视农民工的。虽然，当时政府的诸多提法和口号相当动听而响亮，但是，其实际行为却显示出，政府的既定思维还是试图改变农民，而不是改革制度。在这种思维看来，是农民又不听话了，甚至又犯错误了，需要管教。

　　这种限制歧视的思维定式具有深刻的意识形态背景，根本点在于对农民权利的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十多年前，曾有领导人在内部会议的讲话中指责农民，说农民不安心种地、盲目流动，特别是在火车站横躺竖立，很难看，强调应该采取措施。这种观点与当时一些市民对农民的指责如出一辙。一些市民提出要限制农民进城，理由是农民工衣帽不整，随地吐痰，影响市容。这也是每有大型活动和节日就清退驱赶农民的重要思想基础。对城市政府来说，强调城市公共交通紧张、水电供应紧张、公共治安不好，把诸多问题都归结为农民盲目“进城”。随后，则是指责农民进城抢夺了城市职工的就业岗位，似乎城市失业问题也是农民造成的。各种限制歧视性的政策规定在所谓“有序流动”、“有组织流动”、“减少盲目流动”的嘹亮口号下纷纷出台。正是借着这些政策的张目，针对农民工的罚款收费、甚至剥夺人身自由的收容遣送开始风行。

　　问题在于，是城市的市容和观瞻重要，还是农民的生计重要？如果农民工有宾馆住，何苦要露宿车站和街头？进一步说，是城市的市容重要，还是农民的人身自由重要，凭什么为了城市人的节日或者政府的重要活动，就要限制农民的进城自由？再如，为了不形成城市贫民窟，主张限制和清理进城农民。有人甚至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出现贫民窟，这是限制人口进入城市的功劳。形式上，中国的城市的确没有出现如印度和拉美国家那样的集中、露天的贫民窟，但是，这并不表示中国的城市里就完全没有“贫民窟”。城市的地下室、城乡结合部的农民房，也许可以被称为“中国特色的贫民区”。城市化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过程，伴随而来的是农民进城，他们要在城市谋生，寻求立足之地，这种过渡性的低廉住宅也就是必然选择。而城市政府究竟被动排斥还是主动协调规划，将会带来截然不同的后果。

　　三、权利空间与政治过程：农民的理性

　　这个村庄土地承包的故事，曾激发了本人对农民选择权的长期思考。

　　从1978年开始，农村家庭承包制已经推进了四年，基本上普及到了全中国。但是，到1982年夏天，在本人家乡，人民公社制度纹丝未动。这里是胶东半岛，是国内比较发达的农村，除了1960年代初期，基本上没有发生吃不上饭的情况。这里的农民颇引以为豪，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我们胶东比较富裕”。以本人观察，不论基层干部还是普通农民，绝大多数人对家庭承包不以为然。农民也知道别的地方在搞“大包干”了，但并不认同。不少村民见到我就说：“你在党中央政策研究部门工作，要向中央反映一下，包产到户不能一刀切。我们这里经济发达，搞大集体就挺好。”在当时，烟台地区的上上下下，在反对大包干问题上相当一致。最终山东省委不得不通过调任新的地委书记，改组地委领导来强力推进大包干。秋收的时候还是集体，秋种则已经分户了，人们开始在自己的土地上种麦子。

　　大包干以后的第一个春节，我回家探亲的时候，关于土地承包仍然是议论的话题。不少村民有怨言，说上边不该一刀切分地，说人民公社制度本来也是不错的，政府不应该强迫改掉。当时，面对村民的抱怨，我没有自己的看法和主张。我也不知道在我们这样的村子，土地是应该分户承包，还是应该继续集体统一经营。第二年我再回家过春节时，基本上没有人抱怨分地了，而且，谈到这一年的光景，话语间常常说起土地家庭经营的好处来。我问一些村民：“原来不是反对分地吗？”回答是：“人民公社搞习惯了，以为分开就不好。”我说：“如果现在要再搞回人民公社呢？”他们说：“那可不行！现在多好，粮食打得多，人也自由，再回到人民公社根本受不了。”

　　这个故事耐人寻味。如果片面强调分地的经验，就会坚持认为这些农民落后，需要教训甚至强迫，这就像一些地方提出的“逼民致富”。但如果全面审视这个问题，结论恰恰相反：在特定时间条件下，农民们也许真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或者说，不知道哪一种制度安排对自己最有利。但是，如果有了选择的自由，有了反复摸索和试验的权利空间，他们就会逐步清楚，就会做出正确的决定。精英理论的秉持者坚持以为，精英比农民更知道农民的需要，要设计一套制度让农民接受，农民不顺从就是落后保守的表现，需要强制就范。然而，实践却告诉我们，只要农民有充分的选择自由，有决策权力，他们很快会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正确”的东西，也不可以对于农民进行强制。因为，在没有被农民认同和选择之前，谁也不知道这样的制度是否正确、政策是否有效。不论改革前还是改革后，农村政策方面出现的失误都可以归结为一点，就是不尊重农民的选择权利，甚至以种种听起来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剥夺农民的权利和自由。

　　改革的过程已经证明，人民公社制度是根本上不可行的制度设计。问题在于，这个制度的最初产生，也并非来自上层领导人的想象杜撰。同样，对于文革有直接导源作用的农村“四清”，本身也来自个别地区的工作经验。许许多多业已被证明错误的说法和做法，都是从一些地方的所谓“农民创造”中发现并提炼出来、进一步推广的。但是，从根本上说，问题并不是出在农民身上，而是出在上层领导，是上层在对待农民的态度和做法上出了问题。

　　这里的关键是，基层农村的“创造”本身需要甄别。有许多所谓农民创造和要求假借农民之名，是某种力量把农民“绑架了”。即便在个别地方，对于是否是农民的要求和创造还不能辨别，那么，只要有了根本上尊重农民的制度，那些强加到农民头上的做法和说法，虽然仍然难免产生，但是，起码可以保证那些坏的东西无法大规模地兴风作浪，甚至持久为害。

　　在大跃进过程中诞生的“人民公社”经验，也许对于个别地方的农民来说，未必是个错误，因为单就个别地方来说，未必搞不成“人民公社”。现在仍然有个别村子还坚持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或者说，即便搞不成也没有关系，再改回来就是，如果农民尝到了苦头自然会自己纠正。问题在于，个别地方的“发明”被上层认定为“历史的方向”。这是第一个错误。实际上，“历史前进”的方向或者“历史的规律”是没有那么容易判定的。接下来是更大的错误，就是强制推进这些理念和制度设计，不准别的选择的可能存在。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农民外出就要被作为“盲流”严厉打击，就是“资本主义尾巴”，农民的身份自由被剥夺了。在这个意义上，人民公社甚至被认为实质上是“集中营”，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今天，人民公社作为一种具体的制度安排已经被废除，这种制度背后的思想理论基础或者说意识形态基础正在消解，但是还远未泯灭。

　　我们说农民具有伟大的创造力，也并不是说每个农民都有伟大的创造力。就农民整体来说，肯定是伟大的力量，因为这个群体的共同选择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这个所谓“方向”，是说如果不是农民的选择，历史根本没有别的方向可走，换言之，其他的方向必然是失败的。问题在于，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农民的选择？或者说如何知道这是农民作出的根本性选择？就特定时期来是说，也许农民自己也不知道选择什么，或者该做出怎样的选择。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办法是，把选择的权力交给农民，只要有了选择的空间和自由，在反复的试验摸索中，农民肯定知道自己最需要什么，并且知道怎样满足自己的需要。

　　对农民来说，选择的自由何其重要，在反复的摸索中，能够纠正失误，找到正确的办法。个人的自由，包括身份自由、职业选择自由、迁徙自由、表达自由等，又是何等重要。有了这些自由权利，社会才能充满活力。这其实不是理论，而是生活常识。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人民公社的解体，农民没有生产经营和从业自由，就不会有这么多从土地上走出来的千千万万创业家，就不会有从民工流动中成长起来的千千万万管理和专业技术人才。那么，是否可以设想，随着制度的进一步开放，自由权利的进一步增加和落实，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政治生活和公共治理中，也会有更多的精英从农民中产生，从土地上崛起。政治权利的扩展和充实所带来的政治清明，必将如同个人自由所带来的经济繁荣一样，焕发出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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