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锦清：中国三农问题历史逻辑与发展主线

　　第二条线索是政府与农户的关系。秦汉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小农经济的国家：中层阶级--也就是贵族阶级被消灭了。所以秦汉以后我们看到，国家的行政权力直达农户，而每一个王朝兴起后的第一个任务便是编户齐民，税收不是以村为单位，而是以户为单位。这在欧洲封建社会是从来不存在的。这就决定了政府，即国家与农户关系不能用西方国家的一般理论来理解。理解中国传统的核心，其实有两个字已经标识出来了，那就是"国家"。中国的"国家"这两个字是不能被翻译的，翻成什么？"state"？"nation"？"country"？"motherland"？"No"！它只有在中国的语境中才能被准确地解读。脱离中国语境，无法理解。国者，中央集权的官僚国家，家就是小农家户，国与家之间没有任何的中间界限。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把所谓的地主、富农、中农、佃农和雇农等都看作小农的不同样式，他们共享一套伦理价值。因为古代社会最核心的伦理道德价值都是建立在"家"的基础上，"三纲"作为国家法律的基本原则，其中有两项建立在家的基础上，一项同家有紧密联系。没有一个民族这样把伦理关系和法律关系建立在家庭伦理的基础上。国家与农户关系的核心是税赋关系。国家所以编户齐民，因为有土地就有税，有丁就有赋。从国家的角度来讲，有家才有国，作为一个聪明的统治者，必须维护小农经济的再生产能力。只有国家有效地维护小农经济的正常税赋能力，然后才能得到正常的税收，养活皇家和各级官僚。但是，随着王朝持续和推移，人口膨胀，土地增加有限，农业剩余的大部分要被农民自己的家庭吃掉，剩余越来越少；同时，国家的官吏越来越多，也越来越腐败。这样，对农业剩余的汲取越来越多，最后必定是"官逼民反"收场。中国的农民从来没有发生过与地主之间的战争，而"官逼民反"则比比皆是。官逼民反，怎么逼？只能逼出农民可怜的剩余，以至于农民不能再生存下去，就造反了。从这个方面来讲，帝王最聪明的地方在于保护农民。古代国家治理的目标是"治平"，不承担发展的任务。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的入侵，向西方学习，要工业化，要抗击西方，就必须提出工业化强国的任务。而强国任务、工业发展需要资本积累，问谁要？西方国家好解决，向海外贸易要，向殖民地要，而我们只能向占人口多数的、最贫困地农民要。整个50年，农民税赋占20－30％，国家通过高额的农业税和统购统销，每年从农村转移出去900亿斤粮食，甚至达到1千亿斤。那就是说，这与解放前农民交给地主的租和交给国家的税，基本上没有重大的差别。这是国家以土地所有者的身份，榨取了从前地主所获得的地租。这就是共产党消灭地主的一个理由。地主阶级消灭了，但近代中国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积累让我们别无选择的采用新的方式剥夺农民。现在的问题是，当农民50年来已经为国家的工业化奉献了那么多积累，为什么农民不能分享工业化的红利，这在道德上怎么讲？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当农业（农、林、牧、副、渔）的总产值在2000年已经下降到GDP的12.3％，也就是说，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农民可以不要养政府的时代已经到来，农不养工、农不养政、以农养农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已经可以废除一切农民负担，包括农业税。那么，现在农民承担的税费有多少呢？不同的统计口径有不同的说法。农经局的一项估计是平均一年从农民身上取得的税费加上罚款约为1200个亿，国务院农调所得估计是1780个亿，而湖北监利的李昌平估计是4000个亿，有的人可能估计的更多。我的估计是在2500－2800个亿之间。这个钱能不能免掉？我们2001年的财政收入是1.6万个亿。其实，有人估计，如果包括预算外的其他收入，总量达到3万亿。那么，拿出1/10来解除农业税赋，既合理又可能，想想单是北京申奥就支出2800个亿啊！至少把农民承担的义务教育全部由国家财政承担起来是没有问题的。需要多少钱呢？大概是600个亿/年，这个可以做到。所以，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应该是国家为农民拿多少才合理的问题，现在的状况是不合理的。尤其是50年来，农民已经为国家的工业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农民是不是还能继续为市场、为城市、为政府无私奉献？不合理。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历史上国家与农户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封建王朝中晚期的那种紧张关系，有可能在共和国的50年、60年、70年间展现出来。

　　第三条线索是沿海和内地的关系。这个问题，沿海和内地，如果把中国分为沿海、中部和西部的话，那么近代百年以来，西部地区，我主要指的是少数民族、边疆地区，几乎没有参与中国的近代化的历史过程，深深卷入近代化过程的是中部和东部地区。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以及随后的五口通商等等，近代工商经济的发展在沿海和中部地区的意义大不一样。东部地区既受到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同时也得到了商品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好处，东部地区的一些城镇发展起来。在20－30年代，浙北的大部分县已经逐步从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向工商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调整，人口的就业结构也随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像苏南和浙北一带，当时农业人口已经下降到40－50％左右，基本上进入了工商业。沿海大城市，如上海，在短短百年时间（从五口通商的1842年算起，到1949年），从原来几十万人的小县城发展到400万人的大城市。那么些人口是哪里来的？不都是从周围的农业地区流动过去的打工仔打工妹。所以，近百年中，沿海地区经历了从农业向工商业的自发的转轨过程。这一过程其实还可以往上追溯到明中叶。现在江浙一带的城镇原来的基本雏形大都是从明中叶开始形成的。近代以来，沿海这一带的发展，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被抑制。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温州，它在解放初的人均耕地不足1亩，而当时全国平均为3.7亩。还有广东潮汕地区，现在人均耕地面积0.2亩左右，那就是说，在解放以前，那里的农民已经是半农半商半工，大量的劳动力已经转移到内地、城市和海外。所以在公社体制下把那些亦工亦商的农民重新按在土地上的时候，他们人均0.8亩的土地，怎么能够养活那么多人呢？事实上，就是在公社时期，江浙一带还是在经营土地外收入。我的一个表哥曾告诉我这样一个故事。1953年搞"四清"的时候，上级派来的工作队在永康县发现那里的很多大队的大队长都是地主和富农，他们认为这是阶级复辟，上报上级。中央后来专门派有关部门下来调查，结果当地的老百姓说，他们的主要劳动力都出去搞补（锅）打（磨）等手工业了，一般年初出去，春节回来。在家劳动的妇女老幼没人管，所以惩罚地主富农，让他当大队长。所以，为什么沿海地区在公社制废除以后社队企业迅速发展，并向乡镇企业转化？为什么在温州地区在改革中会以个体经济的形式出现，而苏南地区则是以集体经济的面目出现，这都是有历史基础的。计划经济30年，是对几百年来的那种发展趋势的中断，而20年来，则又得到接续。所以，当沿海地区迅速完成地方工业化过程，地方的财政主要资金也从农业剩余转到工商税，农业已经不重要了。我在江浙一带跑过很多县，那些地方的农民，你问他什么叫农民负担，竟然不知道，更别说什么"三提五统"了。96年的乡镇企业经济体制改革，转化为私有制，村集体经济收入没有了，这种情况下，部分地方又开始征收农业税。2000年浙江全省废除了农林特产税，同时，"三提五统"也随着农业税恢复了，但是，有些地方农民拒绝缴纳，政府也就算了。而原来在96年以前乡村集体经济搞得比较好的地方，很多地方是以工抵农了。所以，当沿海的乡镇企业趁国有企业体制转轨的笨拙和迟缓地几年里迅速发展起来后，一方面挤垮了很多国有企业；另一方面也使得中西部地区发展乡镇企业的空间微乎其微了。因为市场已经饱和了。中西部地区只有依靠地下矿产资源或是当地的原材料进行一些简单加工，而这些又正是日趋注重环保的中央政府所严厉限制的。机会已经不可能再给中西部了。如果中西部地区的地方工业也有一个像沿海在80年代那样辉煌的时期，那就意味着要有一个广阔的海外市场，这可能吗？

　　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来太晚了，因而我们不可能循序渐进的走完西方发达国家经过的道路，希望毕其功于一役，但这个赶超的空间太小了。1850年的法国人口总量为3600万，英国人口总量只有2000多万。1800年的整个欧洲人口规模是1.5个亿，同期中国的人口规模已经达到四亿。英国依赖于比它大几百倍的殖民地，从而完成了绰尔小岛的工业化过程。法国来晚了一步，它的工业化进程充满风险和斗争，德国更晚，必须依靠上层国家力量来推进工业化，结果是为寻求发展空间而发动两次世界大战，但每次都被摁在地下。美国则有它特殊的地方，因为美国的工业化过程中，尤其是在南北战争之后，进行西部大开发。当时规定，在美国居住两年以上的成年男女每人可以拥有160公顷土地，其他的国家可能吗？所以，沿海地区20年的工业化的完成是以广大国内市场为背景的，而广大中西部地区只能依靠广阔的海外市场来发展，这是不可能的；没办法只好搞些地方保护主义，假冒伪劣什么，搞点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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