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守英：十九大后的乡村现代化之路

　　下一步乡村问题会成为三农问题的首要问题，有可能是比农业和农民问题更棘手的问题，所以接下来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振兴乡村。振兴乡村我现在最担心的一件事是，就是跟新农村运动一样，又是一大笔钱去砸，去刷墙、修路。我觉得核心研究的一件事是，第一，大部分村的衰败不可逆，这是趋势性的。因为人是要走的，但是这个是渐进长期的过程。第二，重点要研究现在哪些村庄会活，这个可能是乡村振兴非常大的一件事，也是财政和金融口我觉得未来公共政策的重点。现在我们也都是摸情况，确实有一些村庄活下来了，我们要研究一些村庄怎么活。还有很大的问题是可持续的活，我们很多财政政策下去以后，做美丽乡村，尽快很漂亮，历史文化也恢复了，但是人不回，人不回村庄就不可持续。还有是乡村产业长不起来就不可持续，所以一个是怎么活，二是如何可持续的活，我觉得这是整个乡村振兴里面第一件事。现在最怕的是旗号已经打出来了，然后大家一股脑都去做，这是我非常担心的。

　　第二，城乡融合。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在给成都做城乡统筹规划的时候最早提出的概念，为什么提这个概念？这个概念跟原来有什么差别？我觉得我们整个十六大以来提的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化，基本上解决的什么问题呢？解决了城市有农村没有的问题，养老、社保、医疗，原来农村完全没有，但是十六大以来，我觉得是做了一些事的，非常重要的是城市有农村也有，农村哪怕低一点但是也有了，这是城乡统筹做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但是做了以后，整个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面临非常大的问题是，城乡统筹，成了是把农村的地统到城市去用，这种城乡统筹的结果是政府力量过强，另外是城乡二元体制不是削弱了，而是强化了。所以十九大报告提出城乡融合，我觉的融合是对原来城乡统筹的矫正。

　　未来面临非常大的一件事，要城乡融合，城乡发展空间要不要平等？我们上一轮城乡统筹基本是城市发展，顺便给你农村一点，但是乡村发展机会却没有，这是很大的问题。两个空间未来发展权利上如果不平等，那乡村衰败肯定进一步是加剧的。

这次城乡融合还是考虑到整个现在城乡关系的重大变化，我们已经从原来的单向城市化开始转向城乡互动，就是土地、资本和人，原来基本往城市跑，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这些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配置在发生变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也有很多要素在往农村走，但是走的原因在哪儿？非常大的变化是，城市对乡村的需求发生了变化。现在城里人对乡村的各种需求，包括休闲、旅游开始变化，变化以后带来了整个农业功能开始拓展。所以农业完全不是原来的农业功能，另外就是乡村价值开始上升。所以未来的城乡融合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城乡两个文明未来共存共生。

　　第三，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与现代化。我觉得这个提法是有公共政策含义的。一、可能写的人觉得农业和农村在产业和产品上有特殊性，资源配置和效率，跟其他产业比有竞争优势。所以在公共政策上有这个提法以后，有理论依据。二、我们从十六大以来，一直在提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公共政策是什么？就是不断加大财政资金对农业农村的投入，这个结果就是继续用农业的基础地位这个提法。现在面临很大的挑战是，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已经很低了。你继续说你是基础地位，说的人也不是太相信了，听的人更不相信了。另外我们加大基础农业财政投入以后的效果、绩效、分配存在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次用优先农业农村发展，这是公共政策的含义，从原来的权宜之计的调整。

　　另外，原来只有农业现代化的概念，这次加了农村现代化。我自己觉得这是理念上的进步，道理是什么？只有农业现代化的话，那基本上是我们原来农业为城市服务理念的延续。实际上是对我们原来单纯的讲农业现代化理念的调整。实际上乡村是农业和农村的有机体，如果农村只讲农业和农民的现代化，没有农村现代化，乡村现代化是不成立的。

　　第四，农村的地权和农民的地位。这里面涉及三个问题，一是承包权和经营权，我们原来这套制度安排是把承包经营权给到农户，但是现在2.7亿农民已经离土了，这些进城以后的人已经不再种地了，这些人手上的承包权怎么把经营权分离出来，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考虑的重大制度安排，你继续还拿着承包权，原来的集体组织成员有承包权，但是把经营权分离出去。原来承包权人吃地租，所以经营权和承包权分离这是一件事。二是期限，如果不能从原来有期限的承包期改到无期限，最起码可以做长一点，关于长久不变的政策文件里，最早考虑是写到70年。但是这次改成30年，这个制度到底行不行，我找了一个理由，承包期限的问题核心是制度预期问题，所以我们现在的制度预期从承包期限来讲，最早的提15年，第二轮到30年，这两个加起来是45年时间，45年时间再加2028年再延长30年，相当于是75年时间。从制度稳定性和制度预期来讲，农民是够了。一个制度给了75年，而且现在还种着，以后种的这块地到期了再给我三十年，从制度预期来讲我觉得是够的。

　　经营制度方面，实际上也是争议非常大的一件事，主要是在小农和大农之间。地方政府包括农业部门，还有学术界，都觉得小农一定要改，适度规模，多种经营主体，但是现在看到的情况是，这些年尤其是农口推适度规模流转，我们现在整个土地流转已经达到35%，从小农手上流出去。但是流出去以后现在面临的情况是，现在公司搞农业都不挣钱，原因是地租上去了，二是雇佣成本上涨。这些公司规模扩大以后，劳动生产率提高，但是土地生产率下降，所以整个公司规模是大了，但是没有利润。这是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新的经营组织合作社，但是这些合作社的情况是农民合不起来，农民把政府给的补贴，财政给的补贴，成立合作社把钱弄到手，分了就散。还有城市化达到70%的话，中国还有将近4亿的小农，所以这次提小农如果跟现代服务结合起来，这就是我们未来的规模问题，主要是通过服务规模化，还有就是区域规模化种植，另外是服务体系建设。

　　第五、乡村治理。这次提的乡村治理是很大的一件事，原来我们担心乡村治理最后变成集体的回归，但是这次提的我看了以后很满意的。还是在重建乡村秩序和制度，自治就是村民的自我民主。二是法治，和现代国家对接了。最后是德治，就要中国传统村庄的道德和非正式制度的约束。

　　本文源自村庄与城市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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