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国英：乡村振兴长策思考

　　第五，必须完成现行农村政策在实施对象上的转变。在全国城乡区划不合理、城乡各地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不匹配、村庄人口与农业从业人口相当不对应的情况下，我国农业农村政策体系内包含了许多矛盾，大量基础性的信息不真实、不充分。信息失真使我们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缺乏决策依据，甚至造成决策误导。2017 年，笔者在东部某省某镇做调查，注意到该镇85% 的道路被称为农村道路，并按照相应的规范建设和管理，但实际上该镇工厂林立，商贸繁荣，人口密集，农业从业人员只有5% 左右。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这种情况比比皆是。基于这种情形，现有农村政策也要转变，一些政策要归并为一般性的覆盖城乡的政策，一部分要转变为城市发展政策，还有一部分要转变为单纯的农业产业政策。通过这个转变，国家对农业农村的投入才会更精准，更有利于提高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振兴乡村的关键举措

　　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振兴乡村，需要国家一系列社会经济政策发生转变。笔者认为下列政策模式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农业技术进步模式转变。应该大力发展劳动替代型农业技术和水肥药节约型农业技术，前者如大中型农业机械，后者如转基因育种技术。通过这两类技术可以极大提高我国劳动生产率，改善农村环境。多年来，在转基因问题上，外行的声音压倒了技术专家的声音，极不正常，应通过有效的科普活动改变这种局面。

　　农地保护模式转变。现行农地保护政策的综合性约束力弱，效果不够好。应该将目前多种农地保护区政策统一为国家农业保护区，并对保护区内的村庄、河流、道路采用目标匹配度高的统一政策，增强农地保护的效力。此项政策的转变还应配套解决土地用途的预期不稳定问题，使各类土地价格回归正常水平，特别是降低农用地地租率。

　　城乡区划模式转变。如前文所述，不合理的城乡区划办法严重降低政策的有效性，也扭曲国民经济的基础信息，必须做出调整。应该将作为行政区划的城市与人口密度意义上的城市区别开来，将后一种概念作为区别于乡村的统计概念。例如，可以考虑将建筑用地连续的、人口总量超过两万，且其核心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超过5000 人的地理单元定义为城市，将城市以外的其他非工矿区、非机场等特殊设施的区域定义为乡村。按照这个定义，我国城市数量会增加到数千座，发达地区的某些村庄也会联合为城市。适应这个变化，我国还可以设立“县辖市”行政区划类别。这种城乡区划建立后，城市的设置将会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大量相关政策也会更容易操作。

　　城乡社会治理模式转变。如果城乡区划模式实现转变，真正的乡村就是另一番面貌，以往讲是乡村治理也会相应发生变化。若城市化率达到80% 左右、农业从业人口占比达到10% 左右，大量专业农户因生产发展需要，会分散居住，还有一些农户会与其他约10% 的逆城市化人口一起居住在小的村镇。这个时候，大量的村委会设置可能就不再必要，公共服务的中心将是一批小城市和少量的村镇。绝大部分农户距离城市不会超过半个小时的车程。农户可能会在自己的名片上写上自己的住地“某省、某县、某市和某路几号”。对于这样一个人口布局形态，社会治理不再需要区别城乡，农民就是市民，只是因为他的职业需要住在乡村。这样一来，城乡分野将只具有景观差别的意义，其他差别将不再重要。

　　土地产权变革。适应城乡融合发展的需要，土地产权制度以及农业经营制度也应发生变革。中央已经肯定的“政经分离”模式应该推行，乡村的公共服务由小城市或村镇直接提供，乡村经济服务由农民自己的组织及政府农业机构提供。乡村土地管理应该置于农业保护区框架之下。在土地用途不变的情况下，农业保护区内土地可以自由交易。通过此项政策转变，目前许多复杂的土地制度难题将不复存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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