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防止的几种倾向

　　在工业化城镇化阶段，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以在城市寻找就业机会，既是工业化城镇化本身的需要，又是农村人口自由流动的结果。现代化一定要以城市为经济增长极，各种机会也一定要在城市创造与汇聚。又正是大量农村人口进城了，他们让度出之前的农业与农村获利机会，留在农村的农民才会有扩大收入的机会。拉美国家存在的问题是，土地私有制和农村高度商品化市场化使农村土地向少数大资本大地主集中，农民进城失败不再有可能返回农村，因此不得不滞留漂泊在城市，挣扎在温饱线上，由此形成了作为苦难之源与动乱之源的城市大规模贫民窟。

　　中国现在正处在中等收入发展阶段，且正处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中国还有6亿多农村人口，若包括与农村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农民工，中国农民人数在8亿以上，其中有2.2亿农户。因此，中国与欧美日韩的情况完全不同。中国与拉美国家也不同，虽然中国与拉美一些国家都处在中等收入阶段，中国却没有形成大规模城市贫民窟，且中国现化化进程中保持了高度的社会政治稳定，其中原因正是当前中国保护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即一方面放开农民自由进城的机会，清除限制农民进城的体制机制障碍，一方面限制城市资本下乡，从而为无法进城或进城失败的农民留下了农村退路与基本保障。进城农民能力强运气好，他们在城市安居，无法在城市安居的农民家庭可以选择返乡。中国农民进城是为了在城市获得更多就业与收入机会，如果城市没有这种机会，进城农民就会回到农村，他们有回到农村的制度保证：国家限制城市资本下乡占据农民在农村的土地。

　　也就是说，如果要从国际上获得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或教训的借鉴，叶兴庆研究员提供的两方面国际经验都靠不住：第一，中国现在正处在快速工业化与城市化阶段，仍然处在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接近一半，这与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在完成了城市化、进入到高收入发展阶段且农村人口占比极低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或农业综合发展政策，是完全不具有可比性的。第二，拉美一些国家大量没有就业人口涌向城市形成严重社会问题，乃至落入到中等收入陷阱，是其土地私有制以及过度市场化所造成的资本对农民在农村退路的侵蚀和吞没。中国当前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已经为无法进城或进城失败的农民留下了农村退路与基本保障。

　　也许，我们可以从以上正反两个方面吸取对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国际经验或教训，即当前中国处在与欧美日韩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千万要防止片面学习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所实施的他们发展阶段的乡村振兴经验。这些经验不可学。同时，中国又要防止当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一些国家的教训，其中最重要的是，土地私有化（土地自由流动）和彻底市场化造成农村土地向工商资本的集中，进城失败的农民失去退路，从而造成了城市严重的贫民窟问题。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定要始终保留住进城农民的返乡权，这是农民的基本人权，是他们进路失败的最后退路，是农民的基本保障。基本保障是不能市场化的。

四、结论

　　当前学界和政策部门在解读乡村振兴战略时有太多乐观情绪，误会了乡村振兴战略的阶段性特征，误置了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毫无疑问，当前中国仍然处在史无前例的城市化进程中，中国仍然处在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农村首先是包括2亿多农民工在内的8亿多农民的基本保障。基本保障最重要的是保底，有时甚至是一种必要的资源冗余。千万千万不要用乡村振兴话语来折腾乡村，来为达到不切实际的目标而让农民丧失了农村这个最后退路与基本保障。

　　当前关于进一步推动农村市场化、推动城市资本下乡、城乡融合以及三产融合，以及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话语中，具有强烈的将农民基本保障的底线拿来市场化和拿来冒险的倾向。这种倾向是很危险的，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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