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乡村文化振兴与文化供给侧改革

　　摘要：乡村振兴的主体是人。人是有思想观念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呈现出城乡落差，农本价值解体。通过乡村文化振兴，赋予乡村生活以价值感、幸福感和快乐感，才能激发起人们愿意在乡村生活，并努力振兴乡村的活力和动力。在现阶段，农村文化领域的主要矛盾表现为农村人口日益增长的美好文化生活需要与供给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要加强农村文化供给侧改革，提高文化产品（服务）的供给质量和效率，形成健全的供给体系，提供丰富多样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更加注重文化供给的可接受性，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实现文化领域健康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乡村;文化振兴;供给侧改革

　　中共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的战略，这是解决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城乡差别问题的重大举措。要振兴乡村，首先得振兴人的精神文化。这是因为乡村振兴的主体是广大农民。农民是有思想文化观念的人。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只有通过乡村文化振兴，赋予乡村生活以意义感、幸福感、快乐感，才能激发起人们愿意在乡村生活，并努力振兴乡村的活力和动力。因此，在乡村振兴中，文化振兴比任何时候都更为紧迫。在现阶段，需要通过文化供给侧改革，为人们提供增量优质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以助推乡村文化振兴。

　　一、从“文化重建”到乡村文化振兴

　　文化有着丰富的涵义。广义的文化包括价值、道德、习俗、知识、娱乐、物化文化（如建筑等）等，狭义的文化主要包括知识、娱乐等，但贯穿价值、道德、习俗等思想元素。总体上看，文化属于观念形态，是对人的精神的塑造。文化具有特殊的力量，能够提升人的认识，形成相互联结的精神纽带；能够凝聚人心，在共同的文化活动中消解困顿，赋予生活以意义、价值和快乐。

　　中国有着数千年的农业文明传统，并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明。在漫长的农业文明时代，整个社会是一个以乡土为根基的社会，社会的精神文化体系是以乡土为基础形成的。无论人们走多远，位多高，其“根”在乡村，“魂”在家乡。费孝通先生将传统中国称之为“乡土中国”。“乡土中国”的含义不仅仅在于农业生产，还在于整个社会以农为本。社会的农本价值系统为人们生活在农村提供了行为理据，使得人们只有生活在乡村才能寻找到人生的终极目的和意义。与此同时，乡村自我创造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人们在极具乡土气息的文化活动中，获得辛勤劳作后的快乐，身心得到一定程度的愉悦，使其乐以忘忧，从而延续自己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生。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的“深度中国调查”看，传统农村有着丰富的文化生活形态。总体上，乡村文化为乡村生活赋予了价值和乐趣，使得人们愿意在乡村生活和劳作，形成了安于农村生活的习俗，由此创造了丰富灿烂的农业文明。美国的汉学大家费正清对此有深刻感受，在他看来，“对一个享有较高物质生活水平的美国人来说，使他感到惊异的是中国农民在这样困苦的生活条件下，竟能维持一种高度文明的生活。问题的答案在于他们的社会习俗，这些习俗使每个家庭的人员，按照根深蒂固的行为准则经历人生的各个阶段和变迁。这些习俗和行为准则，一向是世界上最古老而又最牢固不变的社会现象。”

　　20世纪以来，中国快速进入现代化进程中。现代化以城市为中心，与日益兴盛的城市相比，乡村日渐衰落。在马克思看来，“城市已经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而在乡村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隔绝和分散。”列宁认为，在工业化时代，“城市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精神生活的中心，是前进的主要动力。”在工业化、城市化时代，城乡地位的翻转，造成乡村衰落，其标志不仅仅是物质形态，更在于精神文化形态。重要特点是乡村“丧魂落魄”，农本价值的解体。乡村不再具有传统社会那样的价值优越感，反而被视之为“落后”，属于“问题”的范畴。

　　20世纪上半叶，梁漱溟先生面对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衰败深感忧虑。在他看来，当时的严重的农村问题从根本上说是“文化失调”。都市导向破坏了传统的风俗习惯和道德规范这一中华文明赖以存在的基础。都市化会造成中华文明“失根”“失魂”“失血”。只有复兴“以农立国”的中华文明，进行文化重建，才能为中国解决农村农民问题寻求一条出路。为此他提出乡村建设，基本任务就是依靠乡村自治，创造一种以理性和伦理为基础的新团体组织，由此推动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全面进步。

　　在世界工业化、城市化的大趋势下，梁漱溟先生的主张显然不合时宜，他的实践也屡屡受到挫折，他本人也为之叹息:“工作了九年的结果是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但是，梁漱溟先生对于以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会造成农本价值的解体，农村农民被遗弃，农民难以在乡村生活中获得价值、意义和乐趣的担忧是值得重视的。他希望通过文化重建，重建乡村价值和乐趣的思路也是有积极意义的。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大规模工业化得以启动，他还建言献策，不能在工业化进程中忘记了农村，忘记了农民。

　　20世纪后期，中国历经艰难曲折，终于解决十多亿人的温饱问题，从而步入大规模和快速度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这一进程无疑使得包括广大农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都从中受益。但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城乡差别日益突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问题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既有的精神文化系统难以为人们愿意在农村生产和生活提供足够的意义感、幸福感和快乐感。面对现代化的城市崛起，农村不再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快乐的地方，而只是不得已的栖息之地。

　　当下，大量年轻人“义无反顾”离开乡村，走向城市。其重要原因是缺乏“义”。在乡村务农除了收入不高以外，更重要的是被认为“没本事”“没能耐”。根据笔者及所在机构的调查，当下农村的性别结构严重失衡。大量青年女性奔向城市、落户城市，农村青年男性娶妻难，只有背井离乡脱离土地。一部分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后的最大不适应是文化的匮乏和心灵的荒漠。他们返乡是一种不得已为之的行动，但凡有机会有条件，便不会像其先辈那样自愿“叶落归根”和向往“回归乡里”。

　　老年人务农和居住农村在全世界是一个普遍现象。但农村老年人对自己的社会地位的评价低于城市。据2011年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的抽样调查，农村老年人认为自己社会地位低的比例达到22.6%，城市则为7.2%。这就意味着相当部分的农村老年人仍然在农村生活是属于不得已的选择。与此同时，农村分散，青年人大量外出，老年人没有昔日“儿孙绕膝”的乐趣，最害怕精神孤寂。文化本是将老年人联结在一起的最好纽带，但由于缺乏文化纽带，老年农民找不到生活的价值，不能通过共同的文化活动忘记日常生活的失落，以致在宗教迷信中寻求精神寄托。

　　中共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的战略，是解决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城乡差别的重要举措。而城乡差别不仅在于物质差别，更在于文化落差。要振兴乡村，首先得振兴人的精神文化。因此，在乡村振兴中，文化振兴比任何时候都更为紧迫。近些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农村农民问题，非常关注乡村的价值，提出要记得住“乡愁”。2018年3月，习近平第一次提出乡村文化振兴的理念，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是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思考，反映了现阶段中国农村精神文化领域面临的突出矛盾。

　　一是农村初始改革主要解决的是吃饭问题。随着物质生活由温饱到小康的转变，文化小康提上议事日程。在绝大多数农村人口解决温饱以后，存在的问题是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之间的不对称，物质获得感与文化获得感的不均衡。在相当多数的地方，人们富了口袋穷了脑袋。总体上看，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农村人口对美好文化生产的需求在迅速增长。2013年至2016年，全国城镇人均文化消费从945.7元增长至1268.7元，人均绝对值增量323元，年均增长率10.27%；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文化消费从174.8元增长至251.8元，人均绝对值增量77元，年均增长率13.86%。近些年电影发行的主要增长地域是县乡，小城镇青年成为重要消费群众。

　　二是原有的乡村文化体系所依托的条件发生变化。传统乡村社会的意义感在于有一整套文化体系及其依托。如集体化时代，集体劳动、集体娱乐，虽然物质贫穷但有文化赋予的存在意义。农村改革以后，实行分户经营，集体公共文化供给缺乏物质基础和组织依托。人们难以通过集体文化消解家户经济单位内生的冲突和矛盾。根据我们的调查，物质生活的获得感与精神文化生活的幸福感并不是绝对对称的。在许多西部地区，尽管物质生活相对贫困，但长期历史传承的共同体的文化生活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幸福感和快乐感，社会心理问题不甚突出。相反，在长江区域的典型的家户生产地域，物质条件大为改善，集体性的文化活动欠缺，精神心理问题更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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