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守英 曹亚鹏：乡土生出的现代化

　　其二，实施乡村振兴要注意统筹考虑土地、人口、产业等诸要素发挥合力。费孝通指出，乡土社会是一个土地、技术、人口以及农业生产方式等诸多要素有机配合的社会，任何单兵突进的方案只会造成乡村更大的破坏。在新阶段，尽管乡土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但是乡村这种有机配合的特性依然存在。当下的乡村振兴也要统筹考虑人口、产业、土地等诸多要素的匹配，相关制度安排也应当是一个能够充分调动各类要素综合发力的体系，力避单要素驱动发展模式在乡村简单复制与蔓延。

　　其三，实施乡村振兴要准确把握城乡中国的阶段性特征。无论是早期提出“乡土重建”设想，还是在晚年对农村和农民现代化的思考和探索，费孝通所处的时代仍是人口集聚在乡村、城市吸纳能力有限的乡土中国时代。当下的乡村振兴所面临的外部条件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社会已经从以农为本、以土为生、以村而治、根植于土的“乡土中国”，进入乡土变故土、乡村变故乡、告别过密化农业、城乡互动的“城乡中国”，一方面是农民的高度异质化及其与乡村的经济社会关系发生分野，“农二代”引发代际革命，农业走向劳动集约化和多功能化；另一方面是要素在城乡间配置活跃，城乡分工与融合增强，乡村在分化的同时也迈向业态、产业、功能多样化。这就意味着，新时代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既不能固守乡土中国观念，也不能沿袭快速城市化惯性，而要充分利用“城乡中国”阶段城乡互动带来的机会，复兴乡村产业，活化乡村空间，以“活业”带动“活人”，进而实现“活村”。

　　其四，农民现代化的目标是他们向乡土社会告别。费孝通晚年尽管也看到了农民离土又离乡现象的出现，但是无缘看到此后大规模快速城市化对中国乡村和农民产生的深远影响。他主张以分业不离土的方式，鼓励农民投入到非农职业当中去，而不必将农民拉进城市接受城市文明的洗礼实现现代化。实践表明，简单的乡土松动并不会真正实现农民现代化。要使农民彻底告别原来的乡村社会结构，必须经过城市文明、特别是市场经济的磨砺和淬炼。特别是要看到当前，农民群体已经发生了深刻的代际革命，“农二代”出村不回村已经成为必须正视的趋势，因此，新阶段应当坚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并举，对进城农民的城市权利赋权，促进农业转移、农村人口市民化，实现城乡居民权利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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