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守英 曹亚鹏：乡土生出的现代化

　　从近代乡村建设的经验看，改造乡村社会比认识乡土问题不知要难多少倍！改造乡村之难，在于外力介入一个本身结构、制度、文化高度契合的乡村肌体时，不管动机多么良好，抱负多么伟大，理想多么神圣，都可能因为这些力量介入的方式不当或因与这一复杂独特肌体的不契合而归于失败。到如今，乡建派的教训少见总结，而是被部分人效仿、神化，甚至误导；弃乡村而在城市摆开大工业化的路实际上成了现代以来的主线，主流观点在赞美这条工业化、城市化道路快速和成功的同时，很少有人反思当下城乡反差及乡村问题与这一道路的关联。费先生的乡土重建方案尽管是针对受到外力强冲击以后的乡土中国的，但是，他提供的是一个以乡村有机配合的结构为基础松动乡土，将农民和乡村纳入重建的方案。其路径是：将现代要素引入乡土工业——农民在产业和制度上的融入——乡村企业家成长——乡村精英参加乡村治理——疏通城乡有机联系——乡土复兴。这是一条以农民和村庄为本位，引入现代要素重建乡土的路。对比当下的乡村振兴，如果继续沿袭着强力的介入，自然会在乡村产业培育、活村主体、人力资本、城乡关系各个方面加剧着城乡脱嵌，乡村振兴的绩效与战略期待的距离自然难以弥合。

三 乡村长出的工业化、城镇化道路

　　“志在富民”的费孝通先生在平反以后又以70高龄马不停蹄地投入乡村发展之路。他思考和探寻道路的方法一如既往，从改革初期中国农村面临的日趋紧张的人地关系出发，正视农村劳动力过剩的沉重包袱，将“怎样把这样巨大的剩余劳动力转化成生产力”作为他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研究的关键问题。

　　（一）农业经济多样化的重要性

　　与他早期对中国乡村“农工、农副有机配合”的认识一致，费先生一以贯之地认识到农业单一化的危害。1957年写作《重访江村》时，他发现，在江村出现了水稻单位面积产量增加，农业总产值显著增加，但是农民收入没有明显增加的现象。他发觉，问题出在没有发展副业上，江村原有的养蚕、运输等副业不兴。导致这种局面的重要因素是计划经济时期“以粮为纲”，搞粮食支持城市发展大工业，不仅导致农民手中无钱，市镇上商品交换日益萧条，而且连带小城镇萎缩。直到20世纪70年代，这种限制农村单纯搞粮食生产的政策受到来自人口不断加速增长现象的严峻挑战，单纯依靠种植粮食的低收入，使广大农民在不断增长的人口面前无法维持他们已有的生活水平。为此，他提出一个重要命题：“要显著地提高这类地区的农民收入，单纯的从农业入手是绝对不够的。如果忽视了副业的多种经营，那就会发生严重的问题。”

　　从实践来看，改革之初中国农村破局靠的就是打破“以粮为纲”，实行多种经营。费老20世纪80年代回到江村时发现，拨乱反正之后的农村发生巨变，特征之一是由单一经济进入多种经营，多种经营包含了农产品商品化。他分析1979年以后开弦弓村农民收入增加的原因时提道：“那就是纠正了片面地发展粮食生产，而落实了多种经营的方针，大力发展多种多样的副业，不仅包括已纳入集体经济的养蚕业，而且扩大了各种家庭副业。”直到20世纪90年代，他呼应当时关于发展大农业的主张，提倡“家家户户，用自己的劳动力、自己承包的土地，发展农、林、牧、副、渔，能搞什么就搞什么。……我们说的庭院经济也是要发挥这个力量，把副业生产放到家里去干。”在他看来，农、林、牧、副、渔统统归农业的“大农业”已走出自给经济，发展了商品经济，为农村走上工业化的道路做了前期准备。农业和工业关系好比“母子”关系，“在基层、在中国农村，农和工是血肉关系，血肉离不开。这不是哪一个人想出来的，也不是哪个人想分就能分离的”。

　　（二）乡土工业化

　　光有农业的多样化，不足以使乡村脱胎换骨，费老认为还是要工业化。乡土社会如何工业化呢？从理论上，主流的观点是将工业化在城市展开，他20世纪30年代就对此予以了批判。从实践上，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的工业化就是采取的建工业基地的方式，但无法形成对乡村的带动。费先生的药方是，“在人口这样众多的国家，多种多样的企业不应当集中在少数都市中，应当尽可能分散到广大的农村里去”，即他所称的“工业下乡”。

1981年他第三次访问江村时看到这里乡镇企业带来经济结构的历史性转变，农业与工副业比例结构倒转，工副业比重大大超过农业，使他隐约看到20世纪30年代所倡导的“乡村工业变质”图景变成了现实。通过追踪乡镇企业的发展，总结出根植于“人多地少、农工相辅”历史传统，借助城市技术人员流入等有利现实条件带动本地社队企业发展的苏南模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他甚至进一步将之总结为一条从乡土长出的工业化，“实现工农结合，消除工农差距”的道路。“这条出路就是人口不走向城市集中而把工业拉进农村，使农村里的剩余的农业劳动力可以向自办的工业转移。通过农村工业化来改善农村经济状况，以提高农民生活。”其特质是，在国家经济结构中增加工业的比重，而人口分布不致过分集中，甚至可以不产生大量脱离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工业的扩散还可以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缩小城乡差别。他将这条道路和计划经济的集中工业化进行了比较，批评后者是国家将投资布点的大中型企业主要放在三线，形成处在分散孤立的状态的形如“孤岛”的工业基地，再以此形成工业城市，造成城乡分离的不利局面。这种“集中”的方法不光使得工业孤立于传统经济之外，还使中国的工业孤立于世界之外。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是由中国农民搞出来的工业，在城乡二元经济的对立和体制局限下，他们以农村为基地，以地方性社区为基础，在传统手工业的基础上引进了机器，辅之以技术条件以及动力的改变和交通的改善，具备了使现代工业分散到农村去发展的条件。从沿海到内陆，中国农民创办的乡镇企业从星星之火发展成了燎原之势，其旺盛的生命力和普遍的适应性，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小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把农村里多余的劳动力变成了生产力，创造出财富，草根工业一步一步地发展壮大，创造出大量的财富，成了世人瞩目的“乡镇企业”，它不光融进并且改造了中国历史上以传统手工业为主的工业结构，也使中国工业大步融进了世界经济当中。这是一条具有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独特形式的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它与那种以农村的萧条和崩溃为代价的西方早期工业化——集中于都市里的机器工业兴起的同时，农村濒于破产，农民失去土地，不得不背井离乡涌进城市，充当新兴工业的劳动后备军——迥然不同。

　　（三）农民的城市化

　　在费孝通的富民理论里，农民的城市化一直是题中应有之义。他将小城镇作为城乡的纽带，认为小城镇是城乡发展的必要环节。早在20世纪30年代江村调查时，他就发现，镇与周边农村（“乡脚”）保持着密切联系，他将这种关系形容为“就像细胞与细胞质那样，相辅相成而成了一个细胞体”。小城镇的经济基础在农村，当农村经济单一时，小城镇就失去了其作为商品流通和小手工业生产中心的作用，小城镇由盛而衰。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问题就出在“左”的政策使星罗棋布的、和亿万农民直接发生关系的小城镇的地位和作用被忽略，农村和小城镇间千丝万缕的纽带被切断。20世纪80年代乡村发生的变化一方面在于把工业办到农村里去的工业化过程，另一面是乡村的城市化，即城市扩散到乡村里去，他将之称为“中国农民继乡镇企业之后的又一个伟大的创造”。

　　农民城镇化的逻辑在于，其一，它是乡土工业化的去处。办工业不同于农业，它必须要有一个集中的地方，要交通便利、有水有电，对于务工的农民来说又要距离适中。能满足这些条件的正是那些衰落中的小城镇，它使各村的农民可以“离土不离乡”地兼顾工农两业，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小城镇工作，带来小城镇人口在数量上增加，工业的兴起也带动了服务业、商业等第三产业的繁荣，使小城镇人口在结构上起变化。其二，起到人口合理布局的作用。“从集镇、乡镇、县属镇到县城，各个层次的小城镇都在起着层层截流人口、聚居人口的作用，十分有效地减轻了大中城市的人口压力。”他称小城镇为“做活人口这盘棋”的一个“眼”。其三，开辟了农民入城之门。他提道：“广大农民群众不是等着计划经济体制内层层报送、层层盖章的预算、立项、审批、拨款，而是说干就干、自力更生、自己投资去建设家园。”也就是说，广大农民突破了计划经济管理的束缚，探索采用市场经济的方式建设、发展小城镇。“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中国农民不仅是在创造着巨量的物质财富，也在创造着中国的市场经济和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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