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建兴：乡村治理的新议程

　　科技支撑，现在村委会委员早上起来20多个APP都在指示做什么工作，不胜其烦，所以我们衢州市的龙游县、湖州市的长兴县，把20多个APP整合到一个平台上，就变成一个创新项目，可见现在科技对它的影响力。这里面我等会儿还要跟大家做出一些思考，我们科技网络建群以后，到底是有利于乡村治理，还是对乡村治理来说是一种“双刃剑”？我一直认为在服务领域智慧治理的有效性要高于社会管理领域的有效性。我们现在越来越感受到线上的群，它是不断激化的概念，比如说根据某一个线索，性别、宗教、性取向、收入水平、某一个议题的专注者来组成这个群，这个群具有不断激化不断加固自己的倾向的，所以这个对一个公共理性的建立现在是存在紧张关系的。

　　治理体系。这是2013年我在我自己的家乡浙江桐乡乌镇跟当时的市委书记我们两个人策划出自治、法治、德治，我们当时叫“三治合一”，十九大报告里面叫做“三治结合”十九大以后浙江省把它又更名为“三治融合”。那个镇还建立了三治融合馆，建这个馆，器和物的建很容易，怎么来体现自治、法治、德治，以后凡是社会治理领域更多，以后多向大家征集，建一个纪念馆怎么建，建一个成立馆怎么建，我参与他们的馆怎么来设计的，所以要体现人的重心，体现活着的人的重心，动态的重心，所以这个馆里面专门设了议事会场，专门要体现这个东西。其中基层自治是我们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这个不能改变，所以基层自治是本，但是自治有可能是低水平、低质量。为了实现高质量、高水平的自治，我们才提出法治和德治，所以这不是A+B+C，这是A+BC，这不是三足鼎立的关系，法治是底线，德治是高线，有了法治，这个自治的秩序就能建立，没有自治也可以，所以我说不是三足鼎立，自治+法治就可以建立现代社会秩序，但是如果没有法治的话，这个秩序的成本可能就会比较高，所以+德治，这是我整个一个思路，自治+法治这个底线+德治这个高线，法治、德治都是来实现高质量高水平的自治，是这样一个逻辑，这样一个表达。

　　怎么样实现自治、法治、德治的融合呢？三治融合它应当是乘法，自治的载体里面要体现法治和德治，法治的载体里面要体现自治和德治，德治的载体里面要体现自治和法治，这才叫融合。我有一篇文章《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自治、法治与德治及其相结合》，今年第8、第9期《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讲三个治什么关系，三治融合、三治结合是如何可能的。

　　在嘉兴市，以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理念来开展垃圾分类工作，叫我去做评委，让村书记、村主任打擂台，你这个村里怎么做的，那天有9个村书记来打擂台演讲，讲他怎么用三治合一、三治融合的理念方法去解决垃圾分类问题。现在比较好的表述，我认为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没有善治就没有乡村振兴，我们指的这些体制和体系中的元素跟大家说一说。

三、乡村治理的八大核心议题。

接下去是对当前乡村治理党委政府所确定的八大核心议题。今年中农办、农业农村部、中组部、中宣部、民政部、司法部《关于开展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工作的通知》。提出要建设乡村治理示范区，要围绕以下八个方面来开展工作，所以我把它刻画为目前的八大核心议题，现在中央六个部门认为乡村治理的核心议题就这八个。

　　（一）探索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体制。

　　刚才讲了，无论是共建还是共治，还是共享，“三共”，张文显老师到桐乡去参加自治、法治、德治论坛，他的主旨报告就是三治与三共的关系，共建、共治、共享的关系，这个要来论证的，你怎么体现出共建、共治、共享？乡村治理里面怎么来共建，怎么来共治，怎么来共享？共享的问题可能是特别重要的问题，在乡村治理中要体现出来。共治，刚才专门讲了，社会治理的三层含义，第二个共治。共建，怎么来建设这个社会？我觉得讲共建大家都能接受，大家一起建设没问题，但是共享比较难了。

　　（二）要探索乡村治理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机制。

　　乡村治理不仅仅是稳定有序，你还要跟经济社会发展，要促进我们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我这里给大家举个例子，我在新疆公益论坛上做了一个演讲，就起源于尤努斯先生访问浙江，孟加拉国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尤努斯先生，他是穷人银行家，小额贷款普惠金融之父。我那天跟尤努斯先生对话交流，我就把他的普惠金融解读为一种社会治理创新，我说如果说普惠金融是一个金融的重大创新，你应该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不是得和平奖，你为什么得的是和平奖呢？因为不仅仅是金融的现象、经济的现象，而是社会治理创新，也就是通过格莱珉银行的做法，大家都知道这个，他把钱借给妇女，五家人家才能借，成为一个小组，四个小组成为一个大组，每个小组每个星期都要开会的，积累社会资本，形成一种社会合作互助的机制。所以哈贝马斯说经济的媒介是金钱，政治的媒介是权力，社会的媒介是团结。格莱珉这个词在孟加拉语就是乡村的意思，它的乡村银行虽然是金钱这个媒介，但是实现的是团结，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三种最主要的媒介，哈贝马斯说，格莱珉银行现在成为孟加拉国最大的银行，有多大的势力呢？他有900多万个客户，按照每一户一家五口人计算，大概四五千万人，四五千万人跟格莱珉银行有关，什么概念呢？孟加拉国大概1.4亿人口，13的孟加拉人都跟格莱珉银行有关，而且坏账率只有百分之一点几。前面毛利斯先生好多人都尝试这样做都失败了，今年中国建设银行跟他签了战略合作框架，接下去看看是不是走出格莱珉银行中国的路，这个意义不仅仅只是金融的概念，这就是乡村治理跟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是紧密相连的，能够积累社会资本，促进社会的团结和友好。

　　我刚才讲了桐乡的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模式，他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载体，叫农信贷，你自治、法治、德治，你的自治水平有了德治和法治水平比较高的，你就可以授予比较高的信贷，如果你还了贷款，你将会授予更高的信贷，应该说是三治融合的一个非常好的载体，这些载体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都不是先天可以复制的，都是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所以这个载体里面体现自治、法治、德治，今天不讲具体的故事。

　　（三）探索完善乡村治理的组织体系。

　　最核心的是要完善农村的党的基层组织。探索健全以党的基层组织为领导，村民自治组织、村务监督组织是基础，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合作组织为纽带，其他经济社会组织为补充的组织体系，实现村级各类组织按需设置、按职履责、有人办事、有章理事。这是乡村治理的组织体系。

　　（四）探索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路径。

　　不能将三治结合作为政府自上而下的考核指标。我们在这篇文章里面曾经提出一个构想，用自治指数、法治指数、德治指数来刻画一个社会治理水平，可能有利于我们来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说拿来进行考核。

　　（五）完善基层治理方式。

　　（六）要完善村级权力监管机制。

　　这就是浙江宁波宁海提出的小微权力的36条清单，小微权力的监督制度，制定权力责任清单，加大基层小微权力的腐败惩处力度，宁海的36条，现在宁海的县委书记到鄞州区去做区委书记了所以他把这36条又改造为“三清单一流程”，把基层农村的干部们都管住了，都规范住了，也保护他们了，你要做什么事情查一下有这个权力我就签，但是这个清单不能太清晰，要有模糊地带。我给他们的建议，一个是执行小微权力清单，或者“三清单一流程”坚定不移，另外一方面高层级党委政府要赋权、赋能村支部或村党委。既要有“三清单一流程”，又要给基层赋权、赋能，既是规范运作，又是创造性工作，这两个可以结合起来，否则基层干部是没有一个人有动力的，都在这个清单中找，找不到我就不办这个事。

　　（七）创新村民议事协调形式。

　　村民议事会，温岭的民主恳谈会等等，很多形式，还有参与式预算，都是很重要的故事。此外，为本地村民、外来居民、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参与议事提供平台。现在到浙江的乡村里面外来人口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元素。外来人口数量最高的是广东，有3600万，我们大概有1600-1800万外来人口，有相当一部分，哪怕在城里打工也在乡村住在农民的房子里，这些人的财产权、治理权一定在乡村治理中得到体现，要创新，村民不仅仅是指户籍意义上，还要包括外来居民，这是中央乡村治理工作会上一个字都没提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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