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海军 张毅：生态文明视野下政策分析的理论建构

　　可商品化的价值 不可商品化的价值 当

　　代

　　选

　　择 代

　　际

　　选

　　择 非利用价值

　　生产原料、生活消费

　　及娱乐产出 地球生命支持系统

　　来源：汤姆·泰坦伯格, 2003，第25页[13]

　　从上面提供的生他系统服务价值的评估体系中可以看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评估体系将生态系统与人类的关系区分为现实价值和潜在价值。现实价值往往包括生态作为工业原料的价值（直接利用价值），也包扩那些不能商品化的价值。即为人类生存提供的生命支持系统的价值，以及审美、教育这样的非经济意义上的价值。生态系统服务的潜在价值则肯定了生态存在的内在价值，以及代际选择的价值。可以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体系的构建是一种兼顾人类社会发展与维持生态系统平衡和生态存在的内在价值之间的一种折中方法。很多学者认为，激进的生态伦理或者“深生态主义”的主张是不能实现的，因为我们在形成可持续发展以及更深层次的哲学和生态伦理学的时候，一直都是以人类的眼光来看待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的，因此最终我们要实现的仍旧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发展模式，只不过这种发展模式在原有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基础上向自然环境的维续和生态系统的平衡做出了让步。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评估体系深刻的反映了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伦理主张之间的张力。

　　（三）从环境影响的广泛性出发扩大损益分析计算的主体范围

　　1、地域广泛性

　　涉及到环境影响的公共物品的提供可能会使更大范围的人收益或者失利，这种范围远远超过了经济活动的范围和影响的程度。在某些环境问题上，主体资格甚至已经扩大到了全球居民这样的一个范围。对于政策分析中要考虑到的这种成本收益承担主体的广泛性，恩德斯称之为“混合的全球和地方公共产品或环境收益”，“在一些特别相关的例子中，地区性的利益不足以达到对资源或生态系统的保护而总的利益就可以。通过寻求为全球利益补偿地方经济的机制，从社会角度来讲有利可图的这类项目，可能变得具有可行性。”[14]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就是一个关乎到全球居民的“全球公共产品”，那么这一政策计划要得到实施除了在政策分析的过程中体现这种主体资格的扩大之外，恐怕最为重要的还是如何建立一种得到国际性的“政策（分析）实施的治理结构”，通过合理的国家和地区间补偿机制来实现全球生态治理的成本收益分摊。

　　除了这种全球性视野的环境治理和政策分析之外，更多的政策选择分析是在区域生态治理的基础上作出的。例如，美国原子能管理委员会就在环境影响的报告中得出结论说，“从辐射中排放的氡对人类健康的影响超越了美国的国界，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有害影响大约应该占到北美大陆整体预计的百分之十。在最后的分析中，原子能管理委员会总结了核辐射对加拿大和墨西哥人的影响，并给予他们完整的主体资格。但是欧洲、亚洲以及世界其他部分的人则没有被计入在内……在接下来对核废料残渣进行的管制性影响报告中，环境保护机构把美国国境之外的人所占的权重设为零。”[15]

　　2、利益多样性

　　上文中曾经提到，生态系统与人类的关系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不仅仅包括为人类生存提供水源和食物，为工业生产提供原料这样的价值，还包括生态、美学教育等等很多方面的价值。《生物多样性公约》中就指出了如下价值，“生物多样性的内在价值，以及生物多样性及其组成部分的生态、遗传、社会、经济、科学、教育、文化、娱乐和美学价值。”如此看来，这些不同的价值反映了不同人的利益所在，也就是人类对于自然生态的需求和不同的偏好，而这些偏好随着政策分析方法变革和建构，也应该得到政策制定和政策分析过程的考虑。

　　政策分析方法应该通过各种复杂的技术来实现对利益多样性的考虑。仅仅通过显性偏好是不能够充分揭示人的利益多样性和偏好的多样性的，多数情况下，需要估价的环境物品与服务通常并没有在市场上进行交易.这些有关舒适性的服务等等，那么就需要有一些评估技术可以用来对这些资源赋予货币价值，而这一信息又可以被综合到较为传统的成本效益分析中去。既然不能通过市场价格的变化来反映不同的人在生态方面的偏好和利益取向，就要求一种基于公共调查的意愿评估技术，或者其它的方法来对这些不同的需求和偏好进行评价。除了公共调查这种直接询问式的方法之外，还有许多间接的方法来实现政策实施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方面的收益，这些方法与意愿评估方法一起被称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法。

　　除了在评估技术上考虑人们的利益多样性之外，进行政策分析的过程还要求在程序上尽可能的体现利益多样性的要求。比如，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会公开信息、召开听证会等等，这些程序本身得到法律的保障。不论是美国的国家环境政策法，还是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都对公共参与原则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以此来保障这种利益上的多样性会得到切实的实现。

　　（四）代际正义

　　1、存在价值与不利用

　　当某项政策可能会涉及到折现问题体现了两种情况，首先假设了这种情景即，我们试图用现代人的偏好来判断或者取代未来人的偏好。在一些坚决的生态系统者看来，折现本身是试图用现代人的偏好来取代和低估未来人的偏好，而未来人的偏好是不能够用现代人的偏好来加以衡量的。除此之外的另一种情况是，折现问题似乎体现了某种生态存在的经济价值，即无论我们用多大的折现率都体现了生态存在可被消费和得到经济补偿和恢复的可能性。而事实上，从生态伦理的角度看来，物种以及其他生命体以及非生命体都用有某种存在价值，这种存在价值决定了不可能通过补偿来恢复这种生态意义上的存在价值，因此维护和保存生态存在而不是进行政策设计从而进行经济上的估价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以其壮美的景色和独特的地理特征而闻名于世，如果要对这一地区进行开发的化，那么可能就不再存在这样壮美的景观，以及周围与此相关的生态系统，包括特定的生物群落和物种等等。那么，我们的后代人也将无法看到这样具有特殊审美价值和生态等独特价值的景观。当我们做出开发的决策时，未来人本身并不能与我们面对面地交涉和讨价还价，那么任何的决策都是我们凭着对未来人偏好的预测而做出的。事实上，这对缺席的一方也就是未来人是不公正的，尤其是像科罗拉多这样不可再生的生态景观。因此，在很多激进的持有生态伦理观点的人看来，当涉及环境的外部性危害时，如果未来人并不能够在场代表自身来表达偏好，那么我们就应该暂时搁置某些开发项目或者政策方案，从而保持生态环境的原状，也就是nouse（不使用）。

　　图2

　　资源价值估计实例

　　资源名称 个人偏好估计

　　(美元／年·人，1990年价) 资源保护价值

　　(亿美元／年，1990年价)

　　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可见的)　　　　　　　　　　　　　　　　　　　　　 27 54(27×2亿)

　　美国科罗拉多荒野　　　　　　　　　　　　　　　　　　 9.3～21.2 18.6～42.4(9.321.2×2亿)

　　澳大利亚纳吉自然保留地 　23.1　　 　5.1(23.1×0.18亿)

　　来源：皮尔斯，1997，第50页。[16]

　　2、贴现率的争议

　　近年来由于环境和资源问题日益受到关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那些涉及到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环境成本收益的贴现率的确定也备受关注。由于贴现率的多少很大程度上直接决定了政策方案是否符合成本收益的衡量而获得通过，因此贴现率就成为环境成本收益代际分配的一个敏感的技术问题。除了以上我们提到的“不利用”的这种坚决的生态系统主张之外，涉及到未来几代人福利的环境政策分析中的贴现率也备受争议。最具代表性的观点体现在国际气候变化小组（IPCC）对全球变暖进行的评估。在应对全球变暖威胁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成本估算当中，IPCC的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以及斯蒂格利茨都认为，低贴现率有利于正确估计未来损失的补救成本，以及为放缓温室气体排放提供预留资金。

　　不过正如斯蒂格利茨在《公共部门经济学》中所指出的，为什么经济学家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毫不奇怪，贴现率是政治争论的一个主体。毕竟代际之间的利益平衡更多的指向了正义和价值之争，而这正是政治问题的特有标志。因此，贴现率事实上已经走进了利益集团的角逐和多元利益协调的格局之中，也成为国际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国家之间面临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希望提高贴现率，这样虽然低估未来的环境收益和成本，使得可持续发展受到了威胁，但是却为当前的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条件。而发达国家倾向于低贴现率，在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实现环境成本收益的代际平衡之间做出了更多的努力。不过由于环境影响往往是跨域和全球性的，因此如何使发展中国家在保护全球环境中作出贡献的同时避免背上沉重的成本分摊包袱是非常重要的。（原载《人文杂志》，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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