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兴：灾疫伦理研究的背景目标视域方法

　　生命的世界和人的世界，是既相区分又相重叠的：人的存在以生命世界为母体，生命世界又无可逃避地落在人的存在视野之中。从宏观方面讲，如何使整个生命世界及其负载的所有生命能按照自身的本性而存在？从微观层面看，如何使每一个人都充分享受到生命安全与生命健康（或康复）的权利？合而言之，人或自然界的一切生命，如何能按其自身的本性而存在，并配享生存的安全与健康，这是生命伦理学和医学伦理学均不能解决的问题，它必须求助公共卫生伦理学。

　　客观地看，滥觞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欧美，热潮于当今世界之公共卫生伦理学，是一个综合性的新领域。虽然这个新领域兴起的直接社会动因，是突发性传染病的全球流行，但从学科自身角度看，它恰恰是临床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发展走向整合的自身逻辑体现。

　　众所周知，医学伦理学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其直接的社会动因是各种医疗环境变迁导致一系列道德方面的难题，需要伦理方面的解决。然而，医学伦理学自产生之日始，所面临解决的道德难题，始终是动态变化的：它所关注的重心，从早期的医患关系、医学专业主义，逐渐向器官移植、基因工程、生殖科技以及医疗资源分布等方向转移。而突发性传染病的全球性流行所产生的诸多新的道德难题，却是医学伦理学无力解决的。因为医学伦理学只局限于临床医学领域，为在特定医患人际互动平台上能够有效地解决医疗方面诸多不断涌现出的道德难题，提供微观的伦理尺度、伦理判据、伦理原则、伦理规范与伦理方法。所以，医学伦理学都只能以个人为出发点和目的，围绕个人自主权而展开。20世纪末以来所产生的各种各样突发性流行病的全球化传播，超出了医学的范围而进入公共卫生领域，成为现代公共卫生的核心问题。因为，流行病的盛行与全球性传播，恰好表明了社会环境比医疗科技更为强大、有力地影响和控制了人们的健康和疾病。所以，改善和建设社会环境，构成当代人类生活健康和预防、救治疾病的根本方式与宏观方法。

　　临床医疗所关心的是患者个人身体状况的改善，因此，医学伦理学是关于患者个人身体状况改善的伦理学，它是以个人为取向，关心的是个人（也包括与患者之治疗活动相关的一切个体，比如医疗工作者等）权益的维护与保障。公共卫生关心的是包括患者个人身体状况改善在内的整个社会环境状况的改善和建设。所以，公共卫生伦理学是关于整个社会环境改善和建设的伦理学，它是以社会和人口为取向，关心的是公众、社群之权益维护和保障。由此可见，医学伦理学的探索所贯穿的是个人自主原则，公共卫生伦理学建构却必须遵循社会公正原则。

　　医学伦理学所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微观领域的医疗行为得以正常展开以及医疗争议得以获得权益维护（包括患者、医护人员、医院等）的伦理依据、伦理方法、价值尺度与道德原则。作为以临床医疗伦理为基本内容的公共卫生伦理学，同样要以对微观领域的医疗行为和医疗争议方面的道德问题展开探讨为重要内容，但更根本或者更核心的问题，恰恰是公共卫生在制度、意识形态、政策决策、社会组织等层次上的伦理争议，以及公共卫生倡导与社会行动中的道德困境，解决这些伦理争议和道德困境的最终人性依据、伦理判据、价值导向、道德原则、行动规范等，才构成了公共卫生伦理学探讨的基本内容。

　　公共卫生伦理学虽然统合起了生命伦理学和医学伦理学，在疾病与瘟疫方面解决了人和生命如何可能按其自身的本性而获得生存安全与健康（或康复）的问题，但自然灾害对生命和人的威胁与危害问题，却被抛于其视野之外。公共卫生伦理学所面临的这一局限，恰恰为灾疫伦理学所弥补。因为灾疫伦理学不仅要关注人和生命的生存安全问题，也要关注人和生命的生存一旦遭受灾难的威胁问题，即无论是来自于疾病或瘟疫的全球性传播，还是来自于各种自然灾害的威胁，则必须得到最大程度的救治与康复。由此，灾疫伦理学不仅要统合生命伦理学、医学伦理学、公共卫生伦理学，更要关联起政治伦理学、经济伦理学、制度伦理学、法律伦理学、公共政策伦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人类文化伦理学、地球生态伦理学等众多应用伦理学科，而构成一个更宏大的学科视域，架设起一个全面开放、多元包容的学科审查平台。惟有如此，灾疫伦理学才能真正发挥它引导当代人类通向未来、创建生态整体生存世界的桥梁功能。

　　4、灾疫伦理学的探究方法

　　灾疫伦理学所面对的首先是人和生命，其次是物，然后是地球和宇宙。灾疫伦理学所需要解决的最终问题，是世界的生境问题。因而，灾疫伦理学为之努力的，就是引导当代社会重建起人、生命、地球、宇宙的共生互生之生态关系，全面促进人作为整体而存在，使其生存达到“人与天调”的良序状态，从根本上消除人造的灾疫之难，并进一步理性地杜绝人对灾疫之难的再制造。

　　为此，灾疫伦理学的首要任务就是引导人们重新认知世界，重新认知环境，重新认知人和生命，重新认知自我人性，重新认知我们过去的作为和自身所处的现实状况，重新认知我们未来面对的各种可能性。地球生命的多样性存在，是人的健康存在的物质基础；动物、植物的健康生存，是人健康生存的必须前提；地球和宇宙的整洁运行，是人清洁生活的必须平台；生命、地球、宇宙的良序运行和动态平衡，有赖于我们人类自己的理性节制和对自然法则的遵循。今天的人类，不仅生存在一个抗击洪水与天旱、高寒与酷热相交替预的劳顿环境里，更生存在一个飓风、酸雨、地震频繁发生的备受生死恐惧煎熬的环境里，还生存在一个倍受污染的环境里，噪音、废气、农药、激素以及各种工业生活垃圾，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我们脆弱的身体，同时也在不断试探着地球的终极承受极限：草原在缩减、沙漠在蔓延；河流在干枯、森林在消散；水竭见底的湖泊、存草难生的小山，粉尘弥漫的荒漠、油污浸染的海滩……地球自我调节修复的能力在一天天衰减、衰减、再衰减！冰山融化、温室效应，阴阳循环失节，四季消失，人体因此丧失自然的节律而处于一种无形的混乱。更重要的是，自从工业革命以来，科学和技术的力量把人类武装成了最凶恶的侵略者，在整个地球上，再也没有纯粹的自然，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了人类征服者的足迹；并且，人的足迹所到之处，就是生命毁灭，就是大地被掏空而荒芜，剩下的，就是生命的衰弱、疾病和面临死亡的呻吟。

　　面对这一残酷的现实，我们必须清醒：改变人类存在状况和生命健康状况的治表之法，当然是生命科学，是现代生物医学；但是，其真正的治本之法，却是地球生态医学，是生命生态科学，是生境政治学，是生命社会学和宇宙文化学。而灾疫伦理学，就是对以上各学科予以伦理整合的“全生”伦理学。

　　作为全生伦理学的灾疫伦理学，要担当如上使命与责任，必须构建自身并发挥全生人、生命、地球、宇宙的功能，必须重建其研究方法。并且，灾疫伦理学所重建的方法，必须体现生态整体的视野，必须把灾疫伦理思考引向生态整体的道路。基于这一双重要求，灾疫伦理学所需要构建的研究方法，应该是生态化综合的方法。因为生态化综合方法强调：地球和宇宙才是一切生命存在的立法者，人的存在和生存必须遵循地球和宇宙的存在法则。这是人类医治地球、恢复生命世界活力、促进生命健康存在的认知起步。灾疫伦理学必须遵循这一法则，并担任起为自然和生命护法的引导责任。而且，生态化综合方法主张认知视域的动态整合与多元开放，强调对灾疫问题进行伦理探索，不仅要有人类视野，也要有历史视野，更要有自然（地球和宇宙的整合表述即是自然）视野，因而，自然、生命、人类、历史，此四者的动态整合，构成了灾疫伦理学研究的真正认知视域。

　　生态化综合方法以自然、生命、人类、历史为四维视域，将人类和地球生物圈的存在和生存，置于人、生命、地球、宇宙之动态生成的大背景上来考察，则发现人与人、人与生命、生命与生命，以及个体生命与地球和宇宙之间，客观地存在着共生互生的关系。由此，人的生命存在的健康，不仅有赖于人化的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的健康，更依赖于地球生态环境和宇宙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依赖于物种的多样性生存，依赖于江海河流、大地山水之生命充满蓬勃朝气与活力，这才是灾疫防治和灾疫后重建的根本伦理考量。

*免责声明：本站文章图文版权归原作者及原出处所有 ，文章内容为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站。如果您发现网站上有侵犯您的知识产权的作品，请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会及时修改或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