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兴：灾疫伦理研究的背景目标视域方法

　　灾疫伦理学，就是在这样一种生存背景下形成的，它面对人类作孽自然、作践地球所种下的生存苦果，而谋求如何补救以及如何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危险状况的生存导向学问。因为，要在灾疫发生后减轻灾疫，要在频频爆发的灾疫面前减少灾疫，防治灾疫，人类、社会、时代以及政府、团体、企业、个人都必须学会自我检讨，而这种自我检讨要真正富有成效，必须将其置于伦理之域，予以伦理审查。所以，当代人类在灾难重重中要走向自救与重建，必须构建灾疫伦理学，因为只有通过它，才可为欲望重重的当代人类理性地走向生态整体存在的世界，搭建起一座认知的桥梁、价值导向的阶梯以及精神重建的坚固堡垒。因而或许可以说，灾疫伦理学是当代人类面临种种灾难与不幸而谋求开创新的幸福之路的路标与桥梁。

　　2、灾疫伦理学构建的目的方向

　　灾疫伦理研究，是引导人类生存朝向理性、生态、健康方向发展的实用研究。为此，它必须构建实践理性价值体系、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为当代人类排除存在危机，降低生存风险，朝着理性、生态、健康方向谋求存在发展，提供认知视域、价值导向、行动原则和方法引导。

　　具体地讲，灾疫伦理学探索的首要目的，是引导人类重建生态理性精神与能力，勇敢地面对存在现实，清醒地认知生存困境，理性地谋求突围与改变时代生存境遇的方法与途径。

　　客观论之，我们的存在现实有两个层面，即存在的一般现实和特殊现实。作为前者，我们始终生存于一个不确定的或然性世界里，“一切问题，都生发于一个或然性的世界之中，每个人都是这个或然性的世界之中的生命。人们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或然性世界之中。从坏处说，他的存在包含着一场赌博。世界是一个冒险场，它是不确定的，不稳定的．．．．．．．．．”[2]（P20）正是生活世界的这种极富变化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往往误导我们迷失道路。作为后者，我们很难驾驭自己勇敢地面对自己的本性，因而，我们在更多的时候是以欲望为指引，而把迷失的道路视为正途，在这条迷失自我的所谓正途上，为了欲望的满足和感官的享乐，不断地升级对自然的战争和对人的战争，从而制造出源源不断的存在危机和生存风险。

　　因而，我们所面临的存在现实和生存困境，集中地表现为迷失道路和制造生存风险。频频发生的当代灾疫，不过是这种道路迷失和生存风险的具体表现。构建灾疫伦理学，就是直面如此存在处境和生存状况，回应更加不确定、不稳定、并且变化无序的或然世界，回应久被遗忘的人类本性和放纵的欲望，寻求拔除危险、重建生态秩序的存在世界和生活世界的途径、方式与方法。

杜威曾认为，哲学产生于一种对生活的回应，一种对生命在或然性世界中的处境的一种回应，而伦理学作为对哲学的普遍实践方式，就在于它本身就是对遗忘的人性的回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对放纵的欲望的回应，对迷失道路的回应，对无序生活世界的回应。这种回应，就是拨乱反正，就是重建，就是人对自身的重新回归，就是重新开辟“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管子.五行》）[3]（P365）的生态整体道路。

　　灾疫伦理学要担当起引导当代人类重新开辟“人与天调”的生态整体道路之重任，必须引导人类重建“生境”。所谓“生境”，就是使生命与自然(或个体与整体)生生不息地生育、生长、繁衍的环境。“生境”是一个生存论概念，它本身内蕴着一种伦理意蕴，一种关于生命与生命、生命和自然、个体与整体的伦理价值倾向。生命与生命、生命与自然，以及生命自身得以生生不息地展开生存的全部条件，能够互为体用的生存论方向，恰恰展示了生命本身既是目的，也是手段。因而，人如何看待自身生存的环境问题，实质上是人如何获得能够生生不息地生存的生境问题，进一步讲，这实质上是人如何对待生命、如何对待自然的问题，最终是人如何对待自己的问题。这是当代人类要开辟新的生存之路、谋求完整生存之道所必须解决的根本性问题。

　　重建“生境”，必须立足于现实的存在境遇和生存处境。当代人类的现实存在境遇和生存处境是什么呢？是整个人类伴随着21世纪进程而全面进入了高生存风险的时代。并且，面对这样一种高风险的存在处境与生存困境，政治、法律、公共政策，以及国家行动或国际合作，都无法寻找到一种正确应对的方法和行之有效的途径。这正如尼克•博斯托罗姆《生存的风险：人类灭绝的场景及灾难之分析》中所指出的那样，当代人类所面临的已经具有毁灭性的地球和具有灭绝人类自身之可能性的各种灾难所堆积起来的“生存风险有一组特征，根据其有用程度足以把它们视为一种特殊的范畴。即；由生存灾难所造成破坏的最大量级；试错方法的无果；进化的生物及文化应对方法的缺乏；消除生存风险是一个全球性的公共的善的事实；所有后代子孙皆是风险担当者的事实；所需要的应对方法的国际本质；试题本身的高度猜测性及跨学科性；涉及评估生存风险概率的细微的、多重的方法论问题；以及整个领域的相对被忽视。” [4]（PP256-257）具有如上特征当代生存风险，是单一的政治、法律、公共政策所不能解决的，也是单边的国家行动或利益取向的国际合作所不能解决的，它需要彻底打破利益框架，彻底突破单边主义的实利模式，彻底抛弃工业社会那“傲慢的物质霸权主义行动纲领”和“绝对经济技术理性行动原则”[5]（P21），立足于生态，着眼于整体，从人性重塑、认知反思、价值重构与模式重建入手，去构建一个全球行动框架，包括全球化的价值导向系统、行动原则与方法体系。然而，这一工作是政治、法律、公共政策所不能做到的，惟有仰仗伦理学对灾疫伦理学的构建。灾疫伦理学的当代人类目标，就是为灾难频频的当代人类，谋求生态整体存在与发展，提供一个全球性的行动框架，包括伦理理想、道德目的、价值导向系统、行动原则和方法体系。

　　3、灾疫伦理学构建的开放视域

　　在当代社会，灾疫问题不是局部或偶然的，更不是孤立和静止的，而是一个体现人类历史之必然性的、具有广泛关联性的、且充满了动态扩张多元可能性的生态整体问题。对灾疫问题予以伦理审查与检讨，则必须具备这样一种生态整体的视域，把灾疫问题纳入人、生命、地球、宇宙之共生互动的整体框架中来考察。由此，灾疫伦理学不仅是伦理学的，还是政治学的、法学的、社会学的、公共政策学的、人类学的以及文化学的。不仅如此，灾疫伦理学还必须融生命伦理学、医学伦理学、公共卫生伦理学、公共政策伦理学、制度伦理学、法律伦理学、人类文化伦理学以及生态伦理学等诸多社会伦理元素于一体，并从而使自身获得生态整体的视域开放性。

　　表面上看，灾疫伦理学的对象是灾疫，但实质上是人和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命。因为一切灾疫都是相对生命而产生，所有的自然变异现象都因生命而构成灾疫现象；所有对灾疫问题的关注与探讨，最终都是为了解决生命存在的安全。所以，生命伦理学构成了灾疫伦理学的基本视域。

　　生命伦理学是认知生命存在、理解生命存在如何展开自身伦理本性的学问。因而，对生命的伦理拷问，决不能孤立、静止，因为生命始终与世界互为体用：“世界是以生命为实在方式而敞开自身；反之，生命却是以世界为平台来创造自身。生命与世界这种共在与互生关联性，使生命伦理学必须以生命为起点为目标，并以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之生生不息的动态敞开为极限视域。在这一动态生成的视域里，生命伦理学呈现出开放性的多元扇面：其宏观扇面，是地球生命伦理学→自然生命伦理学→宇宙生命伦理学；其中观扇面，是生物伦理学→动物伦理学→植物伦理学；其微观扇面，是人本生命伦理学，包括人的生命之生殖伦理学、死亡伦理学、健康伦理学、康复伦理学，以及人之自我实现的生命创造伦理学等等。”[6]（P80）

　　生命伦理学之所以构成灾疫伦理学的基本维度，是因为它为灾疫伦理学的构建提供了宏观尺度与方法；与此相反，医学伦理学却为灾疫伦理学的构建提供了微观尺度与方法。

　　客观来看，灾疫伦理学实际涉及两个方面：一是生命安全，二是生命的康复和健康。

　　相对地讲，生命安全问题，属于灾疫预防伦理学所关注的重心；而生命的康复和健康，则属于灾疫后重建伦理学所关注的重心。但这两个问题一旦落实到具体层面，都与医学伦理学密切联系，因为，医学伦理学本身就涉及到人的生命安全和生命康复和健康问题，前者即是医学的预防伦理学，后者即是医学的治疗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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