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兴：可持续生存式发展：强健新生的生态文明道路

　　高碳社会与高碳地球，这二者之间构成一种互为因果状态：只有当高碳社会形成和不断强化时，地球的高碳化状态才由此产生；一旦地球进入高碳化状态并持续高升时，整个自然宇宙就会发生巨大失律性裂变，地球遭灾、人类遭难。面对此而开辟可持续生存式发展的生态文明道路，则必须行动起来消除地球的高碳化状态，追求低碳化生存。

　　追求低碳化生存，首先改变一次性石化燃料（即煤、石油、天然气等）的动力能源结构，构建以太阳能、风能、水能、植物能等可再生能源体系。

　　追求低碳化生存，必须从制度、法律、政策等各方面全面引导和规范生产和生活领域克服高碳化和高污染化排放，奖励去污染和低污染化，构建社会生产和生活消费环保化和绿色生态化。

　　追求低碳化生存，必须抛弃地缘经济而追求全球性经济。从根本上讲，高碳化生存追求地缘化经济，亦即地理资源经济，这种经济形态有三个特征：一是其经济必以地缘为绝对疆界；二是其经济必以地下或地面物理资源为原材料；三是其经济行为体现强烈的竞争性，并且竞争构成了高碳化生存经济展开的根本动力，它贯穿在个体、企业、地区、国家之间。因而，地缘经济片面张扬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思想中的竞斗原理，并认为只有竞斗、竞争才是生，才创造生。如上三个特征规范引导其经济行为形成极强的侵略倾向。这种侵略倾向主要展开为两个方面，一是自然侵略，其典型表现就是无所顾忌地征服、改造、掠夺自然；一是地理侵略，其主要表现就是殖民主义扩张和市场垄断。与此相反，低碳化生存追求全球性经济，亦即宇宙资源经济。这种经济形态也有三个特征：一是其经济必然全面打破其地缘疆界而追求全球化：地缘经济追求对地球资源的掠夺、对社会财富的自我聚敛；全球经济却追求对地球资源的滋养，对社会财富的共济。二是其经济必以地上资源或太空资源、宇宙资源为原材料。三是其经济行为高度协同，并且其协同性构成了低碳化生存展开的根本动力，这种动力机制同样贯穿在个体、企业、地区、国家之间。因而，全球性经济将全面遵循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原理，这即是竞斗原理和自我限度适应原理。竞必须以自我限度的适为准则并以实现其适为目的，惟有如此，竞才是生，竞才创造生。如上三大特征规范低碳化生存的整个经济行为，必须是协同生生化的。这种协同生生化主要展开为两个方面，一是协同自然并促进自然生境化；二是协同社会并促进社会生境化。

　　追求低碳化生存，必须破除物质幸福论目标而重建生态幸福论目标。从根本上讲，高碳化生存是以人类为中心，其最高目标是无限度的物质幸福论。因而，高碳化生存以发展为主题，并且其发展定位又必以经济为中心，以物质财富高增长为指数。与此相反，低碳化生存是以生命为中心，其最高目标是有限度的物质幸福，即生态幸福。因而，低碳化生存必以可持续生存式发展为主题，并且其发展必以自然、生命、人、社会四者的共在互存、共生互生为准则，以生态财富的增长为指数。所以，低碳化生存应该以节俭生活和美学创造引导生产为内在动力机制。

　　灾疫防治：可持续生存式发展实施的普遍社会方式 客观地看，人类当代存在危机和生存困境的重要表现，就是频频爆发、首尾相连的灾疫。灾疫的全球化和日常生活化，构成了当代人类生存的基本面貌，并构成当代人类可持续生存式发展的根本的世界性难题。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开辟可持续生存式发展道路，不可能绕过当代灾疫这一世界性难题，而是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全球化和日常生活化的灾疫之难。为此，灾疫防治构成了当代人类开辟可持续生存发展道路的普遍社会方式。

　　在当代社会，根据日益全球化和日常生活化的灾疫之难，防治灾疫应该在整体上构建起“预防治理为本、救助治理为辅助”的灾疫国策，然后在预防环节确立起“治理为本，防范为辅”的战略。这一国策和战略实施的重心是“治理”，其治理的核心任务是重建。

　　以重建为核心任务的当代灾疫防治，之所以构成可持续生存式发展道路开辟的普遍社会方式，是因为“重建”赋予了可持续生存式发展以丰富的存在论和生存论语义。首先，当代灾疫防治的目标，是重建生境，重建生态家园，重建生态文明，此三者构成了重建的三步阶梯：重建的起步对象是生境，重建的最终目标是生态文明，由此，重建不仅是人类文化学意义的，更是历史未来学和自然生态学意义的。

　　不仅如此，“重建”还是一个历史学概念，因为在当代社会，无论是重建生境还是重建家园，都是一个历史性过程，这个过程或能找到明确的起点，但却没有终点。因为哪怕是灾疫后的重建，也不只是把倒塌的房屋、毁坏的公路桥梁重新修建一次就可了事，而是包括情感、心理、观念、文化、存在姿态、生存方式等等内容的重建。当代灾疫防治所追求的，不仅是重建其物理形态，更重要、更根本的是重建一种文化，一种精神，一种历史，一种未来，一种理想，一种存在状态、姿态，一种生存方式和方法。并且，“重建”更是一个生态学概念，它体现出开放性、动态性、生成性：重建不是封闭的，而是向社会开放，向全球开放，向未来开放。因而，无论是重建生境还是重建家园，都应该具有全社会视野、全球视野和面向世界的未来视野。

　　重建的社会学、历史学和生态学视野，决定了重建首先是生存论的，然后才是发展论的。惟有如此定位，才符合生态文明的要求。概论之，生态文明建设有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基础层面的内容，包括生态文明的存在论视野、生存论情感、哲学精神、伦理理想、社会目标、价值系统、生存方式、社会行动纲领、行动原则、道德规范等等；二是其行动层面的内容，主要指政治追求、经济模式、技术方向、科学定位、教育责任等等。灾疫防治中的重建，首先指向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方面，因为这是奠基。惟有奠定起这个基础，频频爆发的当代灾疫才获得根治的可能；也惟有奠定起这个基础，生态文明才在当代灾疫防治的重建中逐渐形成。一旦奠定起这个基础，当代灾疫防治必须指向政治、经济、技术、科学、教育领域，以可持续存在和可持续生存为基本准则，引导政治追求、经济模式、技术方向、科学定位、教育责任的重建。由此两个方面的规定与要求，当代灾疫防治必须自觉追求如下三个方面的重建展开可持续生存式发展。

　　重建生境主义价值导向系统：频频爆发的当代灾疫，根源于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是一个前后相续的工业文明进程。孕育这个进程形成并推动这个进程展开的，是惟物质幸福论价值导向体系，它以人类中心论为思想基础，以物质幸福为目标，以二元分离为认知方式，以傲慢物质霸权主义为行动纲领，以绝对经济技术理性为行动原则，以机械论和实利主义为价值核心。其中，二元分离的认知论，确立起了人的中心地位，也为人类构建物质幸福目的论体系，提供了最终的依据和理由；机械论是在二元划分基础上定位自然世界的使用价值，为人类自己征服、改造甚至蹂躏自然世界，确立起自我确信的最终依据和合法理由；实利主义是人类实现物质幸福论的基本战略和价值导向，它具体展开为三个方面：一是经济主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物质需要----是首要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则是次要的。……人与物之间的关系高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决定性的转变，这一转变将现代文明与所有其他文明形式区别开来，它也符合我们的意识形态领域关于经济至上的观点。这也就是说，社会应当从属于经济，而不是经济从属于社会。在这个新的领域中，道德观被经济观所替代，它注重收入、财富、物质的繁荣，并把它们视为社会生活的核心。”二是人乃经济的动物：“这种实利主义或经济主义的另一个假设，反映在人是经济动物这样一种关于人的信条中。当用这种抽象的方式去看待人类时，无限度地改善人的物质生活条件下的欲望就被看成是人的内在本性。”三是“‘无限丰富的物质商品可以解决所有的人类问题。’这种信条与人是经济动物这种大众观点一起使我们作了这样的假想：物质财富与社会的普遍健康和福利之间的确存在着统一性。用最粗浅的话说，国民生产值构成衡量一个社会运行状况的标志。”

　　从根本上讲，由人本中心论、物质幸福论、机械论和实利主义四者构建起来的价值导向体系，才把人类引向了征服、改造地球的战争深渊，制造出层层累积的当代灾疫。当代灾疫防治要重建生境、重建生态家园，创建生态文明，必须扬弃由人本中心论、物质幸福论、机械论和实利主义四者构建起来的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价值体系，重建一种生境主义价值导向系统，它以人是世界性存在者为基本视域，以“生命-人本”为认知出发点，以生态幸福论为最终目的，以自然、生命、人、社会四者共在互存、共生互生之有机整体论为价值导向，以实现自然、生命、人、社会之间动态协调的生态利益为实质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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