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生态文明： 中国模式的考验还是机遇？

　　我们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沉重代价就是环境的恶化。虽然国际社会公认，从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开始，全球环境就逐渐恶化，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方式对全球气候变暖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们自己过去30多年的高速发展也造成了很多环境问题，形势相当严峻，必须认真解决好，因为这将关系到中华民族未来的生存和发展。中国也曾希望能够避免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但后来的实践证明，我们还是没有走出“先污染，后治理”的怪圈，这可能也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历史宿命：尽管一个社会总有少数人会清醒地认识到，发展必须走一条经济与生态“双赢”的道路，但要使得整个社会都认识到这一点，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甚至需要等到污染直接威胁了多数人生活品质的时候，大家才会顿悟，从而走上真正的环保之路。西方国家是这样一路走来的，中国不幸也未能例外。但是在经历了不少环境灾难之后，我们终于提出了“生态文明”这个概念，表明我们对环保的认识有了新的飞跃。

　　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中国的环保也受到了全世界的关切。我在海外遇到环保专家，总请教这么一个问题：中国生态恶化的局面到底能不能彻底扭转过来？这是从邓小平分析问题的方法中受到的一个启发。邓小平做大的决策，总是首先把可能出现的负面影响估计透，估计到最坏的局面，然后再看中国有没有办法处理。如果可以，他就拍板了。当年与英国人谈判香港回归问题，邓小平就考虑了最坏的局面：英国资金带头撤走，其他外资跟着走。邓仔细考虑了这些可能性，然后作出判断：只要我们的政策对头，流走的资金还会流回来，即使这些资金不回来，其他资金也会流入。这个问题思考透了之后，他就在傲慢的英国撒切尔首相面前，把话说那么掷地有声，一锤定音。我们的生态环境现在很脆弱，这关系到我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所以我们首先要问的问题就是中国究竟能不能彻底扭转环境恶化的被动局面。

　　我请教过多位欧洲的环保专家，他们都告诉我：只要中国下定决心搞环保，一定可以扭转现在的局面。他们说，欧洲历史上的环境污染至少与我们现在的情况一样严重，但经过努力，欧洲今天已经成了环保相当成功的地方。伦敦的污染曾非常严重，伦敦过去的别名叫“雾都”，而“雾都”最大危机的爆发是在20世纪50年代。1952年12月伦敦曾出现过一周内4000多人死于煤烟污染事故。1953年伦敦的煤烟污染又导致800多人死亡。这样推算，我估计当时伦敦的污染情况可远远超过中国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欧洲最大的河流莱茵河曾被宣布为死河，大量生物死亡，人不能游泳，因此我推断：其污染程度可能不亚于今天的淮河、黄河。瑞士森林里的树木开始枯死，欧洲北海沿岸出现红潮。最后，欧洲人痛定思痛，形成了全民环保的共识，政府和民间都开始认真着手解决环境问题，严格立法执法，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欧洲环保专家还认为：只要我们善待自然，保护环境，大自然的自我康复能力非常之强，莱茵河、泰晤士河都是这样慢慢康复的。

　　有人说，我们人口压力太大，环保很难做。但我们也可以把这个问题作一个最坏的假设：我们的人口确实多，但按人口密度和资源拥有量来比较，我们比日本要好很多。日本60年代环境污染也很严重，出现过水俣病，曾在短期内造成1400多人死亡，这使得日本也痛定思痛，终于形成了全民的环保共识，然后经过仅10来年的努力，日本就扭转了环境恶化的颓势，使日本奇迹般地从一个污染大国变成了环保大国。如果我们在环保方面能向日本学习，首先做到日本今天做到的一半，我估计就可以扭转目前在环保方面的颓势。

　　另外，在生态文明这个问题上，我们也不是一无是处。一位德国朋友告诉我： 德国环保虽然做得好，但是德国的工业革命和上百年的内外战争毁坏了大量的森林，德国现在的很多森林，都是战后植树造林形成的，“从生物多样化的角度来看，我们是个非常差的国家，我们很多森林已不是原生态森林，连一条狼都没有。而中国现在还是世界上生物物种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我由此想到：我们要痛下决心，保护好我们的生物多样性，这就是保住了我们环境生态的根。生物多样性最终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现在还无法预料的巨大收益。

　　我曾访问过哥斯达黎加，对此有一些感触。哥斯达黎加走过一段弯路。从50年代到70年代，政府鼓励砍伐热带雨林，建牧场养牛，因为美国快餐业迅速发展，哥斯达黎加牛肉出口到美国能赚大钱。但后来这里的人意识到，原始雨林的土层很薄，不适合农牧业，而保持热带雨林本身，就是保持了生物多样性，价值无限。我去了哥斯达黎加的热带雨林。热带雨林是可以看的，也是可以听的，给人的感觉真是奇妙，令人心醉。先是一股闷热的浪潮向你冲来，然后是各种各样奇妙的声音，鸟、虫、小动物的欢乐世界，还有色彩斑斓的奇异花卉，使你一下子感到大自然的勃勃生机。划着小船，沿河而上，两岸的树千奇百怪，一些树倒挂在水中，像是根雕作品。突然，看到了远处简陋的小平房，还有一大批奶牛，平房烟囱还都冒着炊烟，这时候你突然感到人类生活已经靠大自然太近了，千万不要再靠近了，再靠近，这些热带雨林也可能很快就要消失了。

　　环境和生态问题相当程度上与我们的体制和发展模式有一定的关系。但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恐怕还是要靠我们的体制改革和创新，而不是推倒重来。我们模式中的具体做法可以调整，但我们模式背后的一些思想，如实事求是、以人为本、不断的试验、政府的作用等等，仍然可以继续指导我们的环保工作。例如，中国政府决定，为了节约能源，夏令时期空调不得低于某个度数，冬令时期不得高于某个度数，这种强势的规定对全国环保都有意义。我们常说干部的考核指标只看GDP，结果造成了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那么，我们现在在干部考核项目中已经开始融入环保的内容，这就大大推动了我们的环保事业。也有人说如果我们能够像抓计划生育那样抓环保，一定能够解决中国的环保问题，这个观点不无道理。哥斯达黎加不富裕，但政府已经把“环保立国”定为国策。这个思路值得我们借鉴。我们能不能从一些省份开始试验“环保立省”？对那里干部的考核主要用绿色指数，而不是用GDP呢？

　　实际上，换一个角度看，推动环境保护、建设生态文明又何尝不是世界留给中国人的一个机会。美国在世界范围内软实力大幅下降，固然与其发动的愚蠢的伊拉克战争有关，但也与美国不愿意改变其个人自由至上与财富消费第一的生活方式有关。在欧洲，一谈到美国对能源的超级浪费和环境政策，人们只能摇头。但欧洲也有自己的大问题：虽然在环保意识和技术创新等许多方面，欧洲走在世界的前列，可是欧洲已是发达国家为主，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虽然北欧一些国家骑自行车已蔚然成风，但在多数南欧国家，每个家庭还是拥有或者渴望拥有两辆车。从这个角度看，历史似乎给了中国人一个机会：一个尚未完成现代化转型的中国能不能直接由目前的传统工业文明转向生态工业文明？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努力实现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赢，必须告别美国和欧洲已经走过的工业化道路，必须拥抱一种更为健康、更为环保的生活方式。这对我们来说是严峻挑战，但也是难得的机遇。

　　首先，这样做对中国自己有利。我们的环境已经无法支撑高污染、高能耗、低效益的生产方式。中国人均资源少，生态环境已经高度脆弱，环境污染已危及国民的身心健康，危及社会的和谐稳定，危及我们子孙后代的福祉。潘岳先生说要算两笔账，很有道理：一是算一下按传统工业文明的道路走下去，我们还要付出多少经济、社会、政治、健康的代价？二是走循环经济、绿色生产和消费、可再生能源的生态工业文明的道路，这个转型成本有多少，风险有多少，好处有多少。这个账算清楚了，我们就可以更加义无反顾地推动生态文明。

　　这方面，考虑得最彻底的大概是以色列。以色列政府已经决定大力发展电动汽车和太阳能。据《金融时报》报道，以色列准备用太阳能发电站来供电，全国使用电动汽车，在全国建设5万个太阳能汽车电池充电站。以色列的佩雷斯总统说：“太阳能是民主的，谁都可以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几年内我们的石油进口可以减少一半，10年内可以完全不需要进口石油。世界上的两大问题：石油是最大的污染源，也是最大的恐怖主义的资助者（石油生产国几乎都是以色列的敌人）。”以色列约有200万辆机动车，以色列计划投资50亿美金，建设大型太阳能发电站来解决这些汽车的用电需求。这个计划是否能够最终实现，现在还难以定论。如果我们撇开以、阿冲突这个政治因素，客观地看待这个设想，就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大胆的、极具前瞻性的设想，值得我们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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