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福斯特 布莱特·克拉克：星球危机

　　不断追求更多的财富积累需要消耗越来越多的能源和资源，并产生出更多废弃物，这成了 “资本主义制度下环境退化的绝对的普遍规律”。生态分析无可辩驳地表明，我们正面临地球的极限。不仅指数级的经济增长难以为继，而且有必要减少世界经济的生态足迹 ( ecological footprint) 。由于经济与生态消耗难以截然分开，这就意味着世界经济规模也一定不能增加； 相反，它的规模要减少。基于此，在一万亿吨 ( 希望是 7500 亿吨) 碳排放到大气中之前，世界经济必须完全摆脱化石燃料这种能源，但这又会加剧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如果没有化石燃料补贴，世界资本主义工业经济要以目前的形式继续下去是不可能的。

　　垄断资本和 “繁荣下去”

　　为了理解为什么生态问题对资本主义来说如此棘手，以及我们为什么必须摆脱目前的星球危机，有必要读一段《每月评论》编辑哈里•马格多夫( Harry Magdoff) 和保罗•斯威齐( Paul Sweezy) 写于大约 40 年前的话：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是，产量和生产力的不断提高是医治资本主义一切弊病的最好的灵丹妙药。很明显，这个神话已经受到严重的动摇，因为我们已经意识到原材料和能源的日益短缺，而各种形式的污染正在对整个人类的健康和福祉产生着日益严重的影响。事实证明，增长本身不是什么万能灵药，而是病因。但人们该如何在停止增长的同时保持资本主义企业的运转？ 例如，如果没有增长，生产机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产业会萎缩下去，因为它们将仅限于替换设备的生产。资本品产业的衰退反过来会造成就业的下降和消费者需求的降低，这反过来又会导致消费品生产工厂的倒闭。

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种做法是，我们不去控制增长，而是通过减少污染和更加合理地使用原材料和能源，将注意力集中到减少增长的影响上面。很显然，这样的做法需要高度的社会规划： 整个经济的大规模转向，其中包括人口分布、交通方式和种植地点———如果不触动土地、工厂、股票和债券等方面的私人财产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这些方面都不会纳入真正的社会规划———的变化。

　　无论从哪一方面触及这个问题 ( 控制增长或重组现有的生产、运输和居住模式) ，我们都会遭遇资本家以及那些保卫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无法正视的对抗和利益冲突。最后，阻碍任何有效行动的，是当今技术的社会潜能与生产方式私人所有制的反社会后果之间的矛盾。

　　尽管现在的环境问题事实上比写作以上文字的时候要糟糕得多，但这种分析一点也没有过时。增长不是 “万能灵药”而是 “病因”，这一点更加明显了。今天，“成功的关键，是将过去几个世纪的基本趋势反转过来，而不仅仅是放慢速度”。然而，就资本主义而言，扩张是这一制度自身生存的需要。正如默里•布克金 ( Murray Bookchin)所说： “‘说服’资本主义限制增长，和‘说服’一个人停止呼吸一样困难。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无休止地增长的制度，由于这种本质，使资本主义 ‘变绿’、使其 ‘生态化’的尝试注定会失败。”

　　但正如马格多夫和斯威齐所描述的那样，另一种做法同样麻烦。数十年环境政策的失败反映了资本主义无力进行社会和经济的规划。尽管实现了一些小的环境改善，但全面规划和行动方面的所有尝试都被这个制度系统地破坏掉了。毫无疑问，如果我们以理性而有计划的方式利用目前人类的能力和自然资源，我们已有的社会技术潜能是可以解决我们最为长久的环境问题并改善人类的生存的。然而，当所有这些理性解决方案与“生产方式私人所有制的反社会 ( 和反生态)后果”理所当然地发生交锋的时候，现有的潜能就被完全丢弃了。

　　资本主义在其垄断阶段具有高度的劳动生产率，常常会出现资本的过度积累，以及由于市场饱和、生产性投资缺乏盈利途径而造成的停滞。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继续生存并获得垄断利润率，资本主义变成了一种内在浪费的经济———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生态上。我们这个社会的特征是： ( 1) 大规模的、不断扩大的、渗透到生产结构中的促销； ( 2) 为增加销量而进行的有计划的报废； ( 3) 为少数富人生产奢侈品； ( 4) 惊人的军费和刑罚国家 ( penal － state) 的支出； ( 5) 金融、保险和房地产市场表现出的整个投机性上层建筑 ( speculative superstruc-ture) 的发展。这个制度的特点是，当经济浪费深入到生产本身时，现代社会就会出现巨大的经济过剩。所有这些都消耗了大量的能源和资源，产生了生态末端废弃物 ( eco-logical end － waste) 并被倾倒在地球上。它还最大限度地增加了产品的毒性，因为塑料和其他石化产品毒性更大，而且在经济上也更为便宜。正是因为这一点，权威的系统生态学家霍华德•奥德姆 ( Howard Odum) 强调指出，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寻找 “繁荣下去”的道路———必然包括消除内在的“奢侈和浪费”。

　　在 20 世纪之初的早期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家中，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凡勃伦( Thorstein Veblen) 雄辩地指出，一个由大公司主宰、并在垄断定价政策的影响下容易出现生产过剩和产能过剩的制度，天生就会导致经济浪费肆虐。其结果就是破坏了产品的使用价值结构，从而造成自然资源和人的劳动的浪费、实际生产与潜在生产之间差距的不断扩大以及真实社会需求的难以满足。凡勃伦写道，在垄断资本主义 ( 其特征是经济学家所谓的 “垄断竞争”) 条件下， “生产者”对其产品的可售性越来越关注，这样，书本上所说的生产成本的很大一部分理所当然地应当从能畅销的产品外观的生产中扣除。工艺与推销手段的区别就这样被逐渐模糊了，现在几乎可以毫无疑问地说，许多为市场生产的商品的车间成本应该主要记在生产适销的外观的账上……。

　　大概可以这样断言，对于被恰如其分地称为 “包装商品”的物品来说，包装占了其车间成本的一半，而对某些商品来说，则接近消费者支付价格的一半。毫无疑问，在诸如化妆品和家用药品等领域，更是大大超出了这个比例。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保罗•巴兰( Paul Baran) 和保罗•斯威齐通过《垄断资本》这部著作最大程度地将凡勃伦的思想发扬光大了。他们认为，垄断资本主义特有的促销远远超越了单纯的广告和促销。它呈现的是这样一种状况，即 “销售与生产实践相互渗透，难以分开”，这表明了社会必要生产成本和社会产品自身性质的深刻变化。巴兰和斯威齐将这种现象称为 “渗透效应”。他们以一项经济研究说明了这一点。研究者对 20 世纪 50 年代汽车车型变化的年直接成本进行了估算———这些成本大部分只与外观或 “马力竞赛”( horsepower race) 有关。他们证实，这些成本“惊人地高”，总计超过所售汽车总成本的 25%。这其中还不包括计划报废、维修成本提高、汽油消费增加等成本。

　　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浪费不只是表现在社会的表层，如军费开支、广告、投机等，非理性甚至还以哪怕是这个制度激进的社会和环境批评者都很少加以分析的方式延伸到了生产自身。今天，人们普遍认为，所有产品都是在最优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并且都是为了实现消费者的主权。但是，这两种情况都不是事实。在今天的美国经济中，大宗生产和为此付出的大量劳动造成了经济浪费，即凡勃伦所谓的 “支出”——— “总的说来，它不为人类生活或人类福祉服务”，而是属于非生产性的劳动。正如巴兰和斯威齐所说： “耐用消费品新款式的设计师、为这种款式的生产重新装备工厂的工程师、将铬合金装在汽车上或调和新 ‘版’牙膏的蓝领工人、为老式肥皂生产花哨的新包装的印刷工，以及帮助建造新公司的 ‘水晶宫’的建筑工人，都是由相当大一部分社会产出支撑着的庞大销售大军的成员。”

　　换句话说，现代生产中的大部分劳动都没有增加社会的经济剩余，反而要从经济剩余中支出，在这个意义上，它是非生产性的。这种情况的发展也表明了资本主义经济使用价值结构的毁灭，这种经济不再由社会使用价值 “C”支配，而是日益受到资本主义使用价值 “CK”的支配； 它将交换价值的实现作为唯一的目标。这样，由于引入了如此明确的资本主义使用价值，M—C—M'的问题就变成了 M—CK—M'的问题。交换价值量的增加，从而我们社会所衡量的经济的增长，就不能再被认为是人类福祉的总体进步了，它更可能意味着相反的一面。帕卡德在其 1960 年的著作 《废物制造者》中，援引了权威工业设计师布鲁克斯•史蒂 文 斯 ( Brooks Stevens) 的 话。他 说，“我们的整个经济建立在有计划的报废基础之上”，但他否认这造成了 “有组织的浪费”制度，因为它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尽管这个理由值得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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