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等：生态文明战略下的三农转型

　　二、生态文明视野下的城乡互助与社会农业

　　21世纪的国家战略调整是必然的、正在实施之中的。这些年对于“三农”最大的调整就是国家向农业和农村大规模地做倾斜性的投入。比如2017年，各级财政对新农合的人均补助标准提高到450元，其中中央财政对新增部分按照西部地区80%、中部地区60%的比例进行补助，对东部地区各省份分别按一定比例补助。21世纪以来，用于“三农”的财政支出中40%左右用于农村低保、社保、教育、医疗开支，60%左右用于农村基础建设。现在绝大多数村实现“五通”，也因此出现各种各样的投资商开始下乡。最近，由于城市地产已经泡沫化、金融饱和，所以有地产商下乡抢占农村有绿色资源开发潜力的乡村地产。

　　客观地看，我们所说的生态文明多样性，与内生性地具有多样性的农业是直接相关的。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生态文明与乡村振兴，两者之间是紧密相关的。据此需要重新理解乡村中国的基本问题。面对全球三大资本过剩危机及其转嫁问题，我们以“生态文明”为重要内涵的乡土社会改良工作，也越来越被各界认可。

　　（一）生态文明视野下的社会改良

　　一是生态建筑实践。如果把生态文明视作一个理念，那么建筑本身就是这种生态理念的文化体验。而且，针对农村中比较严重的厕所问题，我们建造了粪便与尿液完全分离的、适用于干旱农村的生态厕所。还有生态化养殖，所有的排泄物都可以经管道通向沼气池，回收变成有机肥，不污染环境。生态化建筑的建造方式是农民协力造屋，而不是习惯于使用钢筋水泥等高污染建材的建筑公司。

　　二是生态农业。这是新时代爱农业的新领域。开展乡村建设实践，发动群众深入乡村去办小经济，包括小型循环经济农场。发展生态化发酵床养猪维持有畜农业，实现一个“六位一体”的循环经济体系——大棚里面的微生物发酵床养猪和大棚里的沼气池连成一体，外面挖鱼池，鱼池旁边的弃土堆成小丘，小丘上是小型果园，大棚和鱼池旁边是露地菜园，再把菜园旁边做成粪尿分离的干式厕所。厕所虽然简陋，却是中国第一个粪尿分离的干式厕所，真正的生态厕所。这一套叫作“六位一体”循环农业，完全符合“两型”农业——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的绿色生产方式。随之，这套体系搞到2005年基本完成，可以做自我维持可持续的发展试验。

三是市民参与式社会农业。市民向农场租地种菜，直接参与到生态农业的生产中，也有些市民通过订菜、农场配送的方式参与。但市民需要先预付定金，这形成的是市民和农民共同分担农业风险。现在正在推广的是社区中的有机餐饮业。我们从2008年、2009年进一步以会议的形式推动市民参与式农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用教育、文化的方式把参与式农业、社会化农业结合起来。

　　生态文明意味着教育、文化也应该转向生态文明内涵的多样性，所以我们从2008年开始举办社会化农业的会议，即社会支持农业的会议（也称为“CSA大会”）。其实恰恰是要让农业从一般的经济脱嵌社会，再回嵌到乡土社会，使农业本身具有的自然多样性的属性，跟农村社会文化的多样性的属性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把它称为“社会化农业”，即需要社会广泛参与的农业。从2008年办第一届到现在十年，全国已经遍地开花几千家。每年的CSA大会都非常热闹，把中央强调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集成一个万众创新，CSA、社会化农业其实就是万众创新。

　　（二）中国当前经济、社会结构中的双金字塔结构

　　上述试验达成的结果，就是使中国成为21世纪发展的双稳态结构（见图2）。

　　图2  中国当前经济、社会结构中的双金字塔结构（略）

　　中国的社会“金字塔”结构上面有很少的富裕阶层，约占人口10%；接着是一个4.21亿左右的中等收入群体，约占人口30%左右；最下面是以小土地所有者农民及派生的“非无产阶级化”的农民工为主的庞大小资产阶级群体构成的塔基，约占总人口的60%。因此，中国的一般社会底层不是赤贫，所谓贫困群体他们主要只是资源不足或现金收入能力差，这就是让海内外试图促推中国激进改革的政治家尴尬的所谓超稳态社会的基础。

　　相应地，中国在经济上也是一个金字塔形的稳态结构。不同于西方倒金字塔形的经济结构，中国连续多年大规模投资形成的实体资产构成了中国经济金字塔的底层，约有500万亿实体资产，包括向农村投入公路铁路和电网都是实体资产。虽然国家投资到农村了却收不回来、大量地压在银行的账上造成资金流动性差和银行低效率，但这种大规模基本建设投入改变了农村的土地价值，城乡土地资产随基建投资增加升值到约为200万亿；实体资产增加带动对应的货币增发，现在只有约180万亿，还有增发空间；位于金字塔最顶层的债务约为60万亿。实体资产大而货币总量小，经济就是相对稳定的。并且，实体资产增加就可以继续带动货币增发，作为分母货币总量增大，政府债务作为分子的债务率就被缩小。［7］

　　中国经济社会总体上形成的是一种中国特色的双稳态的结构，但现在形成新的挑战因素，主要是中产阶级崛起后带来的治理压力。一方面，中产阶级崛起但尚未形成有组织的社会表达；另一方面，政界、学界并没有适应性的应对策略，甚至没有对舆论失控、治理劣化的根源产生足够的重视。以农业为例，在以往推行农业产业化、追求数量型增长的时候，各种各样的科研指导思想和政策路线都没有考虑现在最具有引领消费能力的就是中产阶级。实际上，中国中产阶级消费与世界中产阶级消费有共性，即追求安全。因此，中产阶级的崛起必然带来从绿色农业到生态农业的转型，以及社会化农业在中国的发展。所以我们才说，要看到这个世界正在起变化，农业面对的最大变化的就是中产阶级消费不再是大众化的，而是这个市场由中产阶级引领。进一步看中产阶级消费，一定是个性化、定制化的趋势。我们有四亿多中产阶级人口，大致是美国中产阶级的三倍、欧洲中产阶级的两倍；由此，中国会逐渐从消费主义的大潮中醒悟过来，转变成莱茵模式的绿色消费。这将极大改变对农业的供给侧改革的要求。

　　三、从农业1.0到农业4.0：在历史变迁中理解“一懂两爱”

　　从世界农业的历史及其转型角度看，在生态文明时代的农业与过去的农业有本质性区别。农业1.0主要是把农业当成第一产业，它是伴随殖民化而产生的。把农业作为第一产业的主要目的是让殖民地的农业提供剩余来使欧洲占有剩余、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这种发展的结果就是殖民地的大规模农场。

　　（一）农业1.0：农业一产化的规模经济

　　农业1.0也可以叫作农业一产化的规模经济，以殖民化来推行大农场为主的生产方式。因此，这种集约化大生产模式在非殖民地条件下很难形成。在亚洲，除了被殖民化统治了400年的菲律宾之外，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原住民国家无论现代化与否，也无论认同何种意识形态，都没有条件搞大农场。与全球化有关，且非常有现实意义的是：也只有规模化大农业，才能与美国“粮食金融化”的全球化战略直接结合。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美元与黄金脱钩，石油和粮食成为美元长期占据世界储备和结算货币地位的两个锚。规模化大农业集中度高却长期亏损，需要政府大量补贴才能维持运营；跨国公司通过控制此类低收益甚至负收益的粮食生产大农场，就成为农业类跨国公司在世界农产品期货市场上做多空投资的基础，即跨国公司在占有较大农业市场份额的条件下足以左右国际价格。每当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释放出大量流动性的时候，都会流向粮食市场造成价格暴涨，由此直接导致发展中国家进口粮食意味着进口通货膨胀，演化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乱。因此，西方在进入金融资本全球化时代之后，农业1.0主要服务于金融资本阶段霸权国家的全球战略。［8］

　　（二）农业2.0：工业改造农业及发展困境

　　农业2.0是什么?农业2.0意味着用工业的生产方式改造农业，也叫作设施化农业、工厂化农业。当农业剩余来支持工业资本积累，到已经发展成为大生产（mass production）的时候，工业大生产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规律性地出现生产过剩（over production）。福特主义大生产造成1929—1933年大危机，在城市产业资本全面遭受生产过剩的情况之下，美国开始把过剩的生产力转向农业，接着就出现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农业过剩。1998年遭受工业过剩之后，把过剩的工业生产力转向农业，产生了所谓“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战略。［9］大约从2005年，中国就开始出现农业相对过剩。由于很多人不接受10年前的情况，继续促进数量型增长，就演变为农业的全面过剩。现在仅稻米一项的国家库存，十年都消化不完。之前长期追求的数量型增长，靠财政补贴产生的稻米，国家还必须以保护价收进库，但这并不是适销的优质米，而大部分可能是籼米或者其他低质粮，产量高但是口感不好，市场没有销路，于是造成高库存，再不消化库存就变成陈化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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