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龙 赵佳程 时卫平：论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特色

　　【内容提要】 以西方环境管理思想发展轨迹为参照，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有什么特色呢？本文简要地梳理了西方环境管理思想变迁、政策与管理实践，从文明史、发展话语和问题视角讨论生态文明的涵义，从人类发展史和中华民族史的历史维度、中华民族振兴的现实需求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民族使命解析生态文明内含的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开放的知识体系构建和集成过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指引下，党和国家需要践行生态文明理念，兑现建设美丽中国的政治承诺，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指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 生态文明 内涵 现实维度 特色

　　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之一。学界和政界十分重视对生态文明概念的诠释（卢风，2017）和对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解读（吴舜泽，2019），从为什么建设，建设成什么样，怎样建设三个角度回答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三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很不协调的局面，党中央开展了一系列的谋划和实践探索，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两项制度文件，构建了生态文明建设制度的“四梁八柱”。党的十九大将“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与“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写入大会报告（黄承梁，2018）。我国加快建立健全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的目标责任体系，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以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环境风险有效防控为重点的生态安全体系（《习近平出席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2018）。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党和国家的意志，融入我国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建设中，成为全球推动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实践和中国方案。确保到2035年我国总体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生态环境质量实现根本好转，基本实现生态环境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以及美丽中国的目标（《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坚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2018）。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迅速普及，对凝聚学界、政界的共识，推动全社会树立生态文明观，落实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部署，开创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引起了国际学术界高度的关注。在西方主流群体对中国崛起尚存疑惑且心态复杂的背景下，国际主流学术界尚难以接受生态文明的话语。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当今人类文明的辩论。当新自由主义的旋风遭遇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西方世界必须直面中国的迅速崛起，非主流学者隐约看到了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另类”选择和对现代性的“另类”解释。然而，这些先发达国家总体上难以认同生态文明是人类现代化进程的选择和对现代性的解释之一，西方学者尤其难以接受人类会有一个新的西方不熟悉的文明时代来临。我们应当不断叩问：当中国的人均消费能力达到美国的水平，世界会变得怎么样？西方学界和政界感觉到阵阵凉意，不改变富裕人口的消费模式，地球上的资源环境就无法满足需要，而如果要改变，西方消费者将如何适应呢？西方社会需要做出怎样重大的调整呢？当今主流的关于经济发展，关于人类与自然、发展与环境的思想和学说或许将失去意义。

　　从21世纪初开始，西方精英分子不断推出新的帽子，如“新殖民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等来阻止中国获取全球资源。为此，一些西方政客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表现得忧心忡忡，认为这个倡议将大幅降低中国与世界各地的运输成本和贸易风险，沿路国家的经济发展将更加融入中国迅速现代化的进程中，使得中国拥有更强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在过去二十年中，西方消费者已经习惯了消费全球资源，或利用全球资源在中国等地加工的商品和服务。一旦中国的消费能力大幅提升到美国的水平，将极大地影响西方消费者的生活水平，也必将影响西方大国从工业革命以来已经形成的寄生于发展中国家资源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基础。因此，在学术界，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就真正成为具有中国的特色，且从情感和学术逻辑上都很难与西方学者沟通的一个名词。

　　文明必须在历史纵向和当代横向的比较中才能自我定位，这就要求我们与西方进行沟通，而沟通的前提是在学理上讲清楚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内涵。本文结合笔者从事生态文明建设研究的经历，总结多次参加国际会议，与西方学者讨论甚至辩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所形成的观点，以西方环境管理思想演变脉络为背景，试图回答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问题。

　　一、西方环境管理思想和发展实践

　　在中国政策语境中，环境保护往往指的是污染排放管理，而生态建设指的是自然生态系统管理，包括地球及其海洋、森林、湿地、草原等分系统的管理。然而在英文政策语境中，环境（environment）指的是地球对应于人的其他组成，而环境管理包括中国政策语境中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全部内容。

　　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最先感受到工业文明带来的空气、土壤和水体污染，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锐减，荒漠化等一系列环境问题，以及环境问题引发的诸如食品安全危机、民族冲突加剧、社会动荡等一系列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欧洲人带着“文明”来到美洲大陆，开发蛮夷之地。少数浪漫主义精英从另一个视角观察北美大陆，欣赏印第安人的文化和荒野之美，黄石国家公园由此诞生，开始了人与自然“一分为二”哲学指导下的自然保护政策和制度实践。从20世纪中叶开始，这些发达国家从哲学、伦理、科学研究、教育、立法、全球治理等不同角度寻求保护自然资源和维护生态系统的理论和方法（佟立，2016）。西方工业化、殖民化过程中出现种种环境问题的背景下，孕育出一批环境管理思想大师，创作出一批环境管理巨著。《沙乡年鉴》让人们认识到需要正确处理并重新构建人和土地的伦理关系（利奥波德，2014）。《寂静的春天》让人类认识到工业化对自然环境的巨大损伤，认识到管理生产、消费行为和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行为的紧迫性（卡逊，2017）。《盖娅：新视野看地球上的生命》动摇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基础（拉伍洛克，2007）。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开启了人类悲观主义思潮的序幕（梅多斯、兰德斯、梅多斯，2013）。在1980年之后的新一轮全球化进程和新自由主义的狂飙突进下，悲观主义因生物、智能、能源、材料技术的不断进步而备受怀疑，剧本被悬置。由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Gro Harlem Brundtland）领衔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有力推动了环境和发展议程的国际化，促成在里约大会上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等国际公约，形成了国际环境治理基本框架。主要工业化国家的政策、法律和制度迅速升级，从1.0版环境污染控制，到2.0版环境管理，再到当今主流的3.0版生态系统管理。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对环境问题的思索已经跨越生态学的边界，进而提出了一批又一批新概念、新话语。偏向于政策实践的名词包括：生态系统管理（ecosystem management）、景观恢复（landscape restoration）、基于自然恢复方法（nature-based solution）、以权力为基础的方法（right-based approaches）、绿色经济及循环经济等。这些名词真正的内涵大同小异，都强调多利益主体参与，多部门协调，传统知识和土著居民保护，对社区民主赋权，建立透明清廉的政府等。具体到特定的生态系统类型上，提出的新概念和新话语则更多，如在森林管理主题下，思想层次上参与式林业、农用林业、社会林业、社区林业、碳汇林业、森林景观恢复等各领风骚；在技术层面上，速生丰产林、工业人工林、能源林、混交林、生态林、保护林、近自然林等经营技术不断革新。与此同时，一批又一批学者创造了新的理论以支持环境管理实践。从经济学逻辑上，从哈丁（Garret Hardin）的“公地悲剧”、奥尔森（Mancur Lloyd Olson）的集体行动逻辑，到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的公共事务治理之道，为指引人类环境管理提供了理论上的逻辑。从单一政策、法律和机构改革变迁，到技术、权力、话语干预，再到社会生态系统、韧性、脆弱性等人与自然因素合成变量，社会科学视角的自然系统管理理论一直在演进之中。既可以说是人类在环境管理上迅速积累相关知识，也可以说人类依然在黑暗中摸索构建人与自然相处的知识体系和理论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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