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大疫止于村野——生态文明战略转型的由来

　　很多地方搞产业化农业的项目，在某种程度上，是依靠银行债务或者地方财政补贴来维持的。越来越多的老板发现投入产出严重不合理，在农业上重资产建仓，可是收回成本的能力很弱。

　　同时，农村跟城市在市场经济上已经接轨了，城乡基本要素市场是统一定价的——农业劳动力的价格与在城务工的收益若是差距太大，是没有办法解决农业外雇劳动力投入的。若是要参照第二三产业的土地要素价格，农民只能抬高地租，20年前租一亩地要300元，现在至少要800元。

　　可见，推进市场化客观上是按照城市价格对农业要素定价，地租翻了2.5倍，劳动力价格翻了3到5倍。在市场决定价格的今天，农业产业化的投资企业高投入低回报是常见的，也因此时有听到企业老板跑路的情况。但是老板跑路了，农民既拿不回地也不能挣钱，只好找地方政府，因为签合同时是地方政府出面承诺支付地租，所以很多地方政府在替跑路的老板向农民付地租，本来亏损财政愈发苦不堪言。

　　好消息是，2017年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因为生态文明是国家战略调整中起着提纲挈领的关键作用的战略，那就要用乡村振兴来支持生态文明战略。唯有如此，才能改变过去20年搞农业产业化的粗放数量型增长的发展方式。2018年，中央强调农业供给侧改革一定要改变粗放数量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在这种必须改变生产方式的要求下，农业应积极转向绿色生产方式。

　　农业供给侧如何改革？

　　中央关于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文件要求农业要一二三产融合。我们在生态化转型的实践中认识到甚至要推进六产融合。六产融合意味着农业不再是某一个产业层次中的单一经济概念，而是要跨界、穿越，才能实现多业态的集成创新。并且，要主动把乡村振兴和六产融合做整合，把农业与金融这两个供给侧改革做整合，才能靠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来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实现六产融合的立体循环的两型经济。

　　我们上面谈到了大疫、生态文明转型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机结合，接下来将对乡村振兴应对危机挑战做相关性解读。

　　当前，农村有数以百万亿计的生态资源。若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到山水田林湖草沙综合系统开发，就得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最后实现“生态资本深化”。这也是生态文明战略转型的经济内涵所决定的内生逻辑。

　　具体怎么做呢？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深化农村三变改革，重构新型集体经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这意味着，将乡村社会的生态资源由村集体内部化实施三变改革，即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村民变股东，先由农村集体在成员内部评议定价。也就是，可以将农村集体地域范围内的闲置房屋、空间生态资源在本村成员内部通过资金变股金的方式完成对价，借用股票上市前的一级市场与战略投资人谈判发行价格的机制，完成村域资源价值化。

　　比如村集体有100万股金作为合作社内部融通，有人想借5万块外出务工，可以将家中闲置房抵押，形成资金和闲置房产的对价关系。再如，有人要做生意，希望把山林抵押30万，这就要内部评估山林及其乔灌草有多少价值？按多少抵押率给予贷款30万？在农村内部通过资金变股金的方式，可以先形成村集体经济组织内的内部市场，将过去农村的非标资源价值化，其与股票一级市场通过对价形成股票发行价格的道理相似。我们称之为农村新型集体经济内部化定价的一级市场。 通过重构新兴集体经济，将大量资源型资产完成初次交易。

　　当然，这第一道交易发生在农村集体经济内部的目的，是将资源型资产可标化。当农村空间生态资源转化为集体资产后，外部投资人使用资源性资产就只有经营权和受益权。为了激活政府投入到乡村的生产性沉没资产，需要政府各部门把这些在村的基础设施资产以PPP方式做股到村集体，村集体拥有使用权和收益权，而所有权仍然归政府部门，一来可以保证集体资产不被控制人搞私有化牟利；二来，村集体在共享这部分资产的同时也需要与政府实现共治。

　　当然，政府投入乡村的基础设施资产增加了农村集体资产的总量，将曾经属于政府部门的公共投入（上文提到的沉没资产）被村集体再活化了，同时也把国家和村集体共同拥有的空间资源性资产活化了，这就是重构集体经济能够激活国家投入的沉没资产的道理。

　　当农村的资源性资产达到一定规模后，就形成了农村集体经济公司化转型条件，曾经的村集体将变成村域资源性资产管理公司，可以凭借其资产总量对外谈判招商引资在城市一小时经济圈的范围内，本来就有大量农村可以转化为以集体作为资产管理公司的六产融合经济体。

　　从重构村级新型集体经济的财产关系变革再往上就是与金融供给侧改革相结合做大做强县域经济。需知，村级公司化可以发债。

　　一是对乡镇和县域平台公司做外部投资。多个村级资产管理公司对乡一级入股，可以形成乡一级的乡村振兴服务公司。二是村一级以自有资产入股在县级建立的平台公司，可以联合县级平台公司代为发行绿色债券，用县级发行绿色债券的数额对应获取国家增发的货币，这样就把增发货币投入到乡村振兴的实体经济上了。三是央行增发的货币就由此锚定在国家主权可控的生态化发展转型上，人民币就从锚定外汇储备而受制于海外金融资本集团，转为与国内生态资源价值化（货币化和资本化）结合的重归主权货币的过程中了。

　　这也是中央应对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挑战提出“国内循环为主体”的体现。

　　当生态资源不断货币化，不断增发货币，不断有绿色债券与增发货币对接时，乡村中的资源资产就盘活了。即使全球化崩解，那些锚定在本国主权控制下的资源价值化实现过程的金融部门也可以通过生态经济货币化和生态资本深化深耕“县域蓝海”。

　　其一，因为村内已经形成对价关系完成初次交易了，对外也就可以做二次交易了；当投资人能够在地方产权市场上对农村绿色资源做当期交割的资产交易，就意味着县域二级市场形成了。

　　其二，由于投资人来农村进行资源性资产交易，当这些资源交易中有了对预期收益的变现需求，比如对物业资产、林业资产等未来二十年、五十年的预期收益是多少做一定折扣率的变现，那就可以开展期货性质的交易，村域生态资源产品就变成在地方期货市场上可以做交易的资本交易品种了。

　　乡村经济公司化改革之后，利用现代市场可以将我国过去被动纳入金融资本全球化的一系列包袱甩掉。目前中央在讲国内循环为主的内外两个循环，我们应该主动将农村新型集体经济变成一个内循环的载体，也就是在生态文明战略的大转型中形成的生态资源价值化开发与三变改革的深改结合，这也就是空间生态资源的价值化实现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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