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现代国家与社会组织,其政治意愿,政策动议都必须既要重视社会财富的创造与累积;也要建构完整的常态化收益分享机制,这不仅是“权利时代”的制度安排,也是“重商主义”，全球化之下任何国家组织和个人都不可避让的公共原则,没有人能够出逃,也没有谁可以作壁上观，或置身事外做一个不在场的看客。
这是现代人的宿命,任何人,无论政府、企事业，以及一切以组织形态存在的民间团体与个人都必须接受,都必须以“经济人”身份认领这种通行的规则和营生模式,才能明确自己所处的位置并看得清自己的出路,从而成为公共游戏中具有结合力的关系项,否则就得出局,就得弃权自闭,甚而被闲置于国家与现代生活之外。
我们知道,在消费时代,能够汇聚公共意志,主导政治得失的依据是权利，是一系列借助数量标注的账面经济,其秉持的政策选项虽不一定都能做到利益均沾，但却必须是，也只能是在当下兑现的政策利好和实物收获。
所以,无论什么样的管理和制度安排，都必须对当下的国家功能、公众心理，以及所有关系主体进行全息考量,其定义首先是财务算计和收益评估，而不是引经据典的意义争辩和理论空耗，是事关国家、社会组织系统中个人主权的讨价还价，斗智斗勇达成的一系列效率方案和交易规则,其遵循的是目标明确的牟利动机，关心的是资本化的投入与产出效应。
现代性开启了个人维权取代“公共义务”优先的政治哲学，这意味着名利主导生活的时代,能够激发社会热情,定义人事关系的原则既不是严谨的知识和价值观，也无涉远离日常经验的“普世公理”,而是见诸“个人优先”且毫不含糊的“囚徒困境”算计。由此，即便是民主理论所设计的政治游戏，其暗含的动机也是取决于市场化的“行情”分析，然后预估公众的偏好而策划的营销和推广,这就决定了其不太可能遵循良好的愿望行事,更不会自动生发出普遍的济世责任。其通常的要义是:参与者既不在乎公共空间有无指向美德的激情辩论,也不介意谁会奉行高尚的理想为人民服务,而是不动声色研判“政治消费”对个人生计的实际效用，关心的是选票投向所能产生的账面收益，如货币一样,人们对其拥有的兴趣仅是其交易功能而非货币本身, 在意的是，选票能否诉诸个人的处境改善而非其承载的伦理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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