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疫情给中国带来的危与机

　编者按   5月1日，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助手们私下讨论了关于剥夺中国“主权豁免权”一事，以使美国政府或新冠疫情受害者能够对中国提起诉讼。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当局正在以一种新冷战意识形态处理中美关系?而这是否也意味着全球化危机的进一步扩大?正如本文作者所说，“今天这个变化的局面，是非常严峻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我们无论怎么做思想准备都不为过。”然而，相比于美国近年来在处理中美关系时所遵行的政治理性，作者担心的是“我们很多人仍然以经济理性来看待这场斗争。”而这将使我们无法看清当前形势，无法去面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金融硬脱钩局面。

　　疫情所形成的危机

　　我们先来看，疫情实际造成的重要影响是什么?很多人会把这次疫情和历次发生过的重大危机作比较，但我们认为，这次危机所形成的很多情况是前所未有的。

　　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爆发的时候，美国也是采取了超级量化宽松，同样是零利率、大量增加流动性，流动性增加造成的是石油、原材料、粮食等大宗产品的期货交易的交易价格猛往上走，也就是说大量的流动性进入期货市场，会造成期货价格的上行。而这次，因为突然遭遇到与疫情爆发几乎同时期出现的沙特和俄国在石油价格上谈崩了，最后双方都在加大石油的出口量，而同时又由于疫情造成的石油需求大幅减少，以及物流的中断等等因素，使得石油价格甚至是现货的价格都降到了负值。又由于现货交易价格和期货交易价格有相关性，现货交易价格变动直接影响到期货，就导致这次期货市场不仅没有上涨，反而出现了价格的大幅下滑。所以，这次危机和上次的危机应对是完全不同的现象。

　　从2001年，美国爆发新经济危机，也就是IT泡沫崩溃的那次经济危机以来，西方主导国家、尤其是美国，它的实体产业已经大量外迁。经过了20年左右的西方产业大转移，客观上造成了西方典型的生产不足。西方的实体产业主要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尤其以工业门类最齐全的中国为代表，这就造成了以中国为主的生产过剩。也就是说，一方面是中国生产过剩，一方面是西方生产不足。二者如果在产业资本阶段，还可以战略性互补——我生产的产品输送给你，来弥补你的生产不足。

　　但现在的问题是，2001年以后，西方产业大转移实际上是按照跨国公司追求利润的导向而形成了全球的产业布局，它的产业链是分散的，哪个地方的生产要素最适合哪一种生产部件、最适合哪一个产业链的环节，这个产业链的环节就布局在哪儿，他一定要靠全球的物流来保证这个产业链的供给通畅，也就是说物流是保证供应链最基本的一个条件。但现在物流几乎停了，大量的飞机积压在机场，轮船压在港里边，集装箱堆积如山，物流被破坏了。

　　产业链、供应链都被破坏了，这种情况下爆发的是全球化的危机，无论是生产不足的一方，还是生产过剩的一方，现在都无法再去做战略互补。所以这次疫情对于已经实现了全球产业分工、全球产业布局、产业链按照全球布局来完成一个产业结构的全球化来说，意味着它造成了全球化的危机。

　　全球化危机的规律作用

　　今年二月份，在疫情还比较严重的时候我做过一次演讲，一上来就先跟大家说，我们要搞清楚概念，现在的形势并不是经济危机，也不是一般的金融危机，而是全球化危机。这个全球化的危机某种程度上是内生的，因为它不是反全球化造成的——当然反全球化也是个很大的力量，它其实是全球化自身内生的追求利润的规律所造成的。这个概念一定要讲清楚，是内生性的规律作用导致全球化的解体。

　　很多企业在今天仍然试图按照原来全球化的框架来复工复产，二月份还没有强调复工的时候，沿海的一些省份很着急，比如广东、浙江、福建这些地方，但实际上，如果按照以前那种加工贸易型的外向型经济来建立沿海的出口型经济，这些地方将会遭到巨大的冲击，因为全球产业将重组，产业结构不再按照现在的结构来安排了。所以我希望，不要简单地按照过去传统的全球化产业结构来形成自己复工复产的计划，如果我们今天不调整思路，整个的经营都会遭遇到巨大的困境。我同样要提醒银行部门的同志，如果我们的金融部门不注意这个重大变化，恐怕我们很多支援复工复产的贷款也会如泥牛入海。

　　这是个非常关键的判断，希望大家理解，内生性规律导致的全球化危机，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全球化的解体和全球产业重构。

　　另外，这次全球化是金融资本推进的全球化，我们把它叫做“金融全球化”。当产业资本大量外移到发展中国家的时候，西方主导国家进入金融化，这是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为什么这次金融资本全球扩张会内生地形成一种规律，导致全球化解体?因为金融的从业人员很少，它是追求流动性获利的。当西方主导国家的产业资本大量转移出去的时候，它的资金就析出产业资本，进入到金融领域。

　　在金融这个领域中，就业吸纳能力是非常低的，我们以纽约为例，华尔街作为全球的金融中心，能够吸纳的从业人员只有30万左右，而纽约地区有1000多万人口。因为其吸纳就业的能力很低，所以金融资本扩张一定造成大量的失业，并且产生严重的两极分化。自从80年代新自由主义盛行，美国推进以金融为主导的全球化——我们叫做金融资本全球化以来，美国的两极分化现在已经到了最富的0.1%人口占有全部财富的25%左右，而占40%左右的下层社会，连400美元存款都没有的境地。现在在美国做新冠的测试，至少得好几百美元，也就是说40%的下层社会人口支付不起测试的费用，所以现在，大量死亡的也是以穷人为主。

　　所以客观地看，在疫情打击之下，美国尤其凸显了富人才能得到医疗，而穷人基本属于自生自灭的状况。越是两极分化，越容易导致穷人的情绪化发泄。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一看到疫情爆发会先去买武器?很大程度上是怕社会失序，而社会失序的背后，是政治家们利用穷人的情绪，来推动一种民粹主义的法西斯化的排斥，这当然也包括种族主义，包括各种各样的东西，因此这个世界要乱套。在全球化大危机所带动的社会失序面前，将会出现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动乱。无论我们怎么做思想准备，恐怕都很难抑制得住这样的演变趋势。所以真正导致这个社会失序的，是两极分化。

　　内在规律影响全球化的原因

　　为什么说这个规律会进一步影响到全球化危机呢?是因为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一样，靠直接税作为主要税收来源，当大量的人失业，中产阶级转化为下层阶级的时候，税收就少了很多;富人又可以靠其他的手段，比如去找一些太平洋岛国避税，去找避税天堂注册，他当然就会逃离，于是美国的税收就减少。政府要想覆盖公共开支和政府开支以及庞大的军费，大家知道美国一国的军费顶了很多国家军费开支的总和，比如2019年，它有7000多亿美元的军费开支。大部分政府开支因为没有税收来支撑，所以只能靠发国债，发国债就得依赖美联储，靠美联储增发货币才能买国债。于是乎美国官方的政治力量就越来越被金融资本联合组成的美联储所绑架，大家互相变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于是，金融资本主导了美国政治。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是明显的要反全球化的措施，各种退群，并且直接说要美国再度伟大，怎么再度伟大?把产业资本强行拉回美国，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对于美国正当政的政治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因为可以以战时状态强令产业资本回流。这几十年来我们都在讨论经济理性，很多出发点都是从经济理性出发，但是人家现在是政治理性先行，强调一定要把实体产业拉回来，借着疫情，即使拉不回所有的实体产业，至少把战略性产业关键性的部门要拉回来，以防止受制于人。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应该充分理解产业资本大量外移的美国如何积极地想拉回产业资本，想形成一个产业结构相对完整的国家。

　　这相对其他国家来说要容易得多，因为美国本来就是世界上农业商品量最大的国家，它是个农业强国，尽管它的农业占GDP比重很低，只有百分之一点几，但这是因为它的第三产业占比太高了——玩儿金融短期内就能够创造交易，交易的增加值就是金融GDP，所以它的金融部门占比太高，再加上其他各种各样的服务业，第三产业的占比一直占大头，当然就造成实体产业的占比比较低，但是仍然是很强大的，尤其是美国的军工，全球第一。如果把其他的关键产业和关键部门拉回来，美国很容易就会实现他在相对比较高端的制造业，比如设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上占有领先地位。所以我们得理解，美国要实现自己相对比较完整的产业结构，在一产、二产和三产都形成对世界的主导地位，这一点对于保证美国单极霸权的长期存在是绝对必要的，因此美国这样做，是有其客观需求的。

　　不同角度的分析

　　从实体产业角度来说，美国在多要素方面都具有比较优势，比如说它的资金要素，它现在是零利率，也就意味着它的资金价格是最低的，资金成本是可以归零的。它的税收也很优惠，比我们低得多。它的科技是强项，所以它的技术要素也是有优势的。唯一的短板就是劳动力价格高，但如果它上的只是那些关键的设备制造业，上的只是具有技术领先优势的制造业，那么劳动力的成本是可以相对忽略的。当然它必须给现在越来越多的失业人口找到出路，这也是它的难题。总的来说，美国在产业资本回流的比较优势上其实并不弱。

　　美国的第二个重大优势恐怕很少有人谈及，就是它不论在产业资本阶段，还是在殖民化阶段——他在殖民化阶段是一个殖民地国家，因此它是一个反抗殖民者的ge ming 国家，它有话语优势，到现在美国人仍然把它的独立战争、南北战争都表述为高度的政治正确，也就说在意识形态上他是有话语优势的。因此美国在殖民化时代，它是殖民地ge ming;在产业资本阶段，它是后起国家，但是二战前后它是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并且形成了对制造业的制度权;

　　到金融资本阶段，毫无疑问，美国也是世界金融资本具有金融霸权的主导国家，它至今仍然是世界主要结算货币和主要储备货币的货币发行国，世界各国都得认美联储对全球货币政策占据主导地位的条件。所以美国拥有对制度权不容置疑的决定作用。同时它有话语权。配合制度权和话语权，意味着它的软实力是无可匹敌的。这一点我们必须看得很清楚。到现在为止我们在制度权和话语权上几乎不容置喙，很难插得进去。很多人说为什么我们在海外的宣传上似乎没有多少动静，积极的回应不多，好像是处处陷于被动，外面都在说我们的不是?是因为我们没有话语权。这些年我们已经注重在国内形成话语引导，但是在国外，我们在宣传、舆论、文化等等各个方面是相对比较弱的。因此美国的第二个重大优势，就是制度权与话语权，它的软实力是可以配合硬实力的，软硬实力结合在一起，就是巧实力。

　　美国在世界上拥有80多个军事基地，300多个地方有它的军事存在，此外它还有全球重要的能源、原材料、粮食和通道。以军事基地为背景，它能够有效地形成对不同地区以巧实力的运作，以最低的成本、最小的代价给予被运作国家或地区最大的损失。比如被颜色ge ming的国家，生灵涂炭，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比如在中国的港毒台毒藏毒疆毒，这四毒在海外都是有着极大力量的。有些人说我们现在的军事的力量可以拒拒敌于多少公里之外，然而现在美国用得着像过去那样出动海陆空军吗?给点钱就足够闹出一个“毒”的事件了;接着就是软实力的配合，我们没有能力在外面打舆论战，于是压力、制裁、封锁等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够我们喝一壶。

　　从竞争的角度来说，美国人为了让自己再伟大，它所考虑的国内因素一定会转化为国外因素，而这个国外因素首先针对的就是中国。我们是制造业最大的国家，同时也是金融总量最大的国家，我们在产业资本阶段和金融资本阶段都构成了竞争的条件。但是，我们既不强，也没有制度权和话语权的优势。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矛盾论来分析，我们处在主要矛盾之中，但却属于被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所左右、所运作的非主要方面。有些网友说，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尽管我们是穷国，但我们当时说话是有底气的，是很硬气的。然而那个时候我们只是处在非主要矛盾之中。

　　整个毛时代，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矛盾是世界的主要矛盾，我们处在这两个超级大国都想利用的地位上。到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当时中国正在被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制裁之中，非常困难。80年代末我们爆发了通货膨胀加生产停滞，典型的滞胀形态的危机;加上1989年美国制裁，外资大量撤离。工业化高涨时期正需要资本增密的时候，突然资本归零，进入萧条阶段，海外舆论一片中国崩溃论。所以尽管这个时候苏联解体了，美国的对手没了，但中国仍然不在主要矛盾中，因为我们濒临崩溃。90年代美国单极霸权，一超独大。

　　中国在1997年应对东亚金融危机中表现出了举国体制，我们用资本控制的手段应对了所有资本自由流动国家不能应对的危机。在1997年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我们发现中国的金融机构——中农工建四大行的不良资产占比普遍高于30%，甚至接近于1/3。在一般的自由主义经济体制下，资产不良率达1/3就应该破产。但是中国没有，中国当时的财政和银行还没分家，银行就是财政、财政就是银行，财政没钱的时候，可以透支银行的资本金;银行出问题了，财政也要承担责任。于是国家财政成立四大资产公司，把银行的不良资产一次性全部剥离——一直处理到今天还没处理完，再由中央的外汇储备向银行注资，让银行轻装上阵，到2002年完成改造。

　　于是我们从2002年有了商业银行，在此之前银行和财政不分家，银行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手段。然而麻烦的是我们一开始就让银行成为独立的商业银行，要让银行混业经营。人家美国经过了几百年的银行业发展，几百年来只做存贷业务而没有投资业务，在金融资本不断扩张的条件下有了强烈的需求，银行才改制为混业经营。而我们从银行称之为银行的那一年起就是混业经营。就是在这个阶段上，尽管中国发展得很快，但是在金融资本阶段我们形成了独立的银行体系，开始进入金融资本竞争了，中国也就成了主要矛盾的非主要方面了。

　　1998年我们成功地应对了东亚金融危机，开始进入了新的增长，1999年就被布什政府定义为“邪恶国家”。这一年发生的很多事，南海撞机事件，“银河”号被劫持，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一系列事件都毫无道理可讲，明显的就是强盗手段。几个“毒”也是在那个时候扩张发展起来的。我们在这个时候被当成主要竞争对手、主要的敌对力量，但是很快，2001年美国爆发两大危机：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

　　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政治危机是911事件，导致美国不得不把它的主要矛头转向了中东的宗教极端主义。美国去打阿富汗了，而且很快就投入大量军力，几万亿美元开支消耗在那里。当时中国提出，在反恐上可以跟美国进行战略合作，于是双方在反恐这个领域中形成了合作关系。这也就意味着对中国的压力，特别是政治上的压力有所减轻。

　　经济危机是IT泡沫崩溃，美国大量的产业资本外移，这时中国从1998年开始搞大规模基本建设已经三年了，三纵两横的高速公路基本上已经成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基本建设条件最好、劳动力素质最高但价格也最便宜的国家。我们的要素价格偏低，所以美国，包括其他西方国家的产业资本纷纷涌向中国。在这个时间段，中国迅速接受了大量的外国产业资本流入，在短短的两三年里成了外商直接投资世界最高的国家，超过了美国。这是外资投入造成的。

　　外资流入使得中国的贸易量陡然上升，然而也造成2/3大类的产业被外资控制;同理，中国成为世界贸易最大的国家，这也是大量的外资企业在中国造成的。因贸易量大，而中国的人民币又升值，外资企业、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时候，他的贸易盈余还要吃汇差，逼人民币升值，于是大量的贸易盈余全都涌进中国。中国又是每一块钱进来都得对冲增发货币的，于是中国从外商直接投资第一的那年——2003年以来，我们的M2(流通中货币总规模)对GDP的比重很快增加，货币化的速度大幅度加快。货币总量增加的速度大幅加快改变了人民币的增发依据，它本来应该是作为主权货币，但现在却是以外汇储备作为增发的主要依据了。于是中国就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成了金融总量最大的国家。但麻烦又随之而来：我们的产业资本总量最大，但没有话语权、没有制度权;金融资本总量最大，但在金融资本阶段同样没有制度权、没有话语权。所以我们只能处在被人家当成世界主要矛盾的非主要方面的地位上。这无所谓对错好坏，只是一个客观演化。但这个客观演化的过程导致中国当下这样的不尴不尬的状况。

　　疫情一发生，中国马上生产呼吸机，生产口罩等各种医疗防疫设备，国内不少人群对此好像有点儿得意，觉得外国也得靠我们。错!我刚才说了，中国国内的大类产业，2/3是外资控制，贸易总量大部分是外资制造，金融总量也是外汇储备不断增加造成的。如果被人家逼着硬脱钩，像现在这样，又是制造各种各样的借口，又是联合起诉等等，这些做法这都是阳谋，因为我们没有制度权，没有话语权，在竞争上我们并不处在优势地位上。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做好足够的准备应对硬脱钩。

　　在老冷战体系下，苏联体系搞的是计划经济，它的交易其实不是贸易，而是换货，调乌克兰多少吨小麦去保加利亚，从保加利亚调多少蔬菜到德国，德国调多少设备给乌克兰，然后乌克兰发展军工跟俄罗斯配合，等等。调货调的是实体产品，然后记账，所以它不进入货币经济，因为在苏联的教科书上，货币、金融是寄生性的，它不发展货币化，没有使用货币来完成交易。在换货贸易体系之下，如果计算经济生产总量和实体产品的生产总量，它并不小;一旦改成GDP，计算交易的增加值，就比人家差得很远，因为西方是按交易增加值算的，在金融领域中它的交易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

　　因此，尽管现在实体产业总量最大的国家是中国，有人算过，在2015年前后，按PPP法来核算的中国工业增加值已经是美国的两倍了，但是在GDP核算法下，因为人家有大量的虚拟交易，我们比他们还差得很远。然而我们的媒体、我们的宣传部门就那点信息来源，大家都趋之若鹜地说，我们2001年加入WTO得了全球化的好处，现在就得尽我们所能去复工复产来保这个全球化。有那个必要吗?谁说我们是搭了全球化便车?西方人说的!我们自己也大量跟着这么说，似乎我们真是搭便车得好处的。而实际是什么情况呢?我们不过是原来处在要素价格的低谷，跨国公司在它自己母国，在要素价格过高的情况下寻求要素价格低谷，把它部分产业的某些部门搬到了我们这儿，所以中国就变成了一个中间体的生产国，或者是叫作世界车间，这在产业上仍然只是受制于人的一种生产方式，值得自豪吗?

　　有些朋友说，我们的外汇储备达到了世界最高，然而这其实只不过是跨国公司买全球卖全球所造成的贸易盈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吗?我们来来去去不就换了人家的一堆纸吗?而且人家很多东西都不让我们买，换回来的这堆绿纸只能再拿到他们的国债市场上去买人家的国债，让人家得到了资本之后，再回过头来在我们这儿继续进行战略性投资，控制我们的产业;甚至拿这些还回去的钱来投资于军事形成全球霸权、形成文化产业来加强他们的软实力。

　　所以全球化的解体对于中国来说是不是真的就那么可怕呢?当然确实会造成很严重的挑战，但是从长期看，未必就绝对是坏事。任何事情都是两面的，甚至是多面的，我们的道家哲学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我们一向是多元的观点，不能只看到一面。我们这次被人家脱钩，很难脱得起，因为我们跟前苏联不一样，前苏联是一个换货贸易体系，每个单独的国家都不能完整地形成一个产业体系，前苏联可以直接控制所有在这个体系之下的国家。而中国现在只是零部件，只是以部件生产为主。这很难说我们已经构成了一套完整的生产体系。

　　大家都看得到，华为早在很多年以前就开始搞备胎了，因此它能够应对得了打击。而其他和华为相类似的高科技电子类产业，就不得不让步，不仅要认罪、要交罚款，还要接受人家的核查，人家还要派监督官来，这等于是治外法权，长臂管辖实际上已经实现了。类似于这样的情况不一一列举了，只是说，我们不能简单地用中国得没得好处来判断当前是否应该冒着疫情复发的风险来抓紧复工复产、维持全球化，而这个全球化恰恰是被全球化的引导国家来推进反全球化的一场大变革。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我们来说绝不是虚的，我们对于现在这场变局应该有足够的思想准备。然而很可惜，我们看到能够接受“全球化危机”这个概念并拿来讨论的学者很少。社会上有很多议论，说供应链要垮、全局化的产业链要解体等等，但我们看主流，我们的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讨论恐怕还很不充分。

　　我们原来老说中美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全球化是一种产业互补，但实际上，当人家要硬脱钩的时候，他们做好了足够的准备，他们的准备其实一直都存在，经过了一系列的调整，现在日趋完善了。现在最为成熟的就是北美自由贸易区这个体系，变成了区域一体化，这意味着加拿大丰富的资源可以直接用于美国的实体产业复兴，墨西哥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可以直接用于为美国生产低端制造业的产品，也就是说一般商品的生产可以放在墨西哥，原材料生产可以放在加拿大，那美国就形成了整个北美自由贸易区零关税的体系，这个体系可以保证美国的产业得到最优惠的条件。所以，北美自由贸易区将会是一个按照区域结构整合重组产业的典范。

　　接下来，很可能会出现欧洲的重组。我看欧盟的主要国家领导人没有一个是思想弱的，都是考虑问题很清楚的。欧洲现在拉得住的是东欧和某些中东国家的廉价劳动力，俄国的资源最丰富，所以一些冲突国家恐怕不得不做出让步来实现欧洲一体化的整合，当然这个困难度要比北美一体化大的多，但毕竟是一个可能的趋势。更何况欧洲经历了几十年的努力，已经在90年代建立了欧盟，尽管只建立了共同金融而没有实现共同财政，一个正常的政治经济体系应该是既有财政又有金融的。但不管怎么说，当产业重组的时候，欧洲仍然是一个可能进入区域一体化的体系。接下来，中国很可能进入到“东盟加中国”的模式，也就是过去的“东盟加一”，已经做得相当深了。东盟各国现在是区内贸易大于区外贸易，去年贸易的规模已经很大了，东盟各国的外贸顺差主要来自于对中国的贸易，而中国向东盟各国提供的上游产品也是东盟各国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

　　所以在区域一体化整合的过程中间，第三大板块很可能是“东盟加一”或者“东盟加二”。当然日本现在紧跟美国，但我觉得日本其实内在的文化里还是有一种很强的要脱欧入亚、回归到亚洲这个经济共同体中来的动力，只不过现在表现的似乎不是很强烈，还得服从美国区域战略的意图，因为它不是一个主权独立完整的国家。总的来说，亚洲，特别是东亚区域一体化的整合还是有条件的。

　　看清形势 客观对待

　　我们现在能看到，当疫情相对消退、世界产业重构的时候，可能出现的这三个大板块、三分天下，总要比一超独大、单极霸权要强得多。当然客观上，中国跟欧盟之间在产业上是有竞争的，欧盟现在在金融上占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的比重仍然不到30%，也就是说欧元体系并没有占主导地位，世界金融资本还是美国在主导。所以在产业上，中国跟欧洲的体系之间恐怕会有一定的竞争关系。但随着欧洲逐渐变成区域一体化的内部整合，这个互相竞争的关系会弱化。然而我们得看到，未来无论实现什么样的产业重构，恐怕还没有谁撼得动美国在金融领域中，也就是在世界资本主义的金融资本阶段的核心地位。

　　如果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来分析美国在今天的地位，我们应该看得到，早在奥巴马政府时代，当美国为应对华尔街金融海啸推出超级量化宽松的救市政策以来，它已经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形成了相对比较成熟的结构调整，最为突出的就是2013年10月31号，当美国准备退出量化宽松的时候，先建立了一个“1+5”的货币互换机制，把过去美国和其他西方主要金融经济体之间临时性的货币互换协议改成了长期稳定的货币互换协议。也就是说，美国跟欧盟、瑞士、日本、英国等其他的五个金融经济体联合建起了“1+5”的机制，以美国为中心，5个金融经济体任何一家出现了流动性短缺，其他几家的金融都会为它提供应对短缺的资金，并且按照没有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的利率来计算利率，这意味着这六家都不会再发生金融危机，尤其是不会发生金融短缺所造成的金融危机，因为它们的流动性能得到随时的补充。美国在金融资本阶段的核心地位，就靠着“1+5”这个机制来稳固。

　　今年3月份，又出现了一系列的金融波动，但是这个金融波动很快就又恢复了。美国曾经有过连续的熔断，但很快就又恢复到了股市的增长，并且美联储无底线量化宽松，直接去买美国的企业债，甚至去买垃圾债 ，那等于是它直接入市了。在这种情况下，在很短时间内它的金融危机就被消解了。随后又建立了“1+9”，除了原来的“1+5”之外又增加了9个，包括北欧三国，中国的前线国家韩国、新加坡，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资源国，巴西这样的资源国家，等等，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半核心，所有没有被它作为主要敌人的国家成为了半边缘，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就被作为边缘国家，在金融资本上被排斥在美元体系之外。

　　中国将来被动的硬脱钩，很可能在产业资本上走区域产业重组的道路。在金融资本上我们得考虑能否继续使用中国跟周边国家形成的双边货币互换协定，用我们各自的本币来做交易而不再用美元。这个准备，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年了，现在跟中国签订双边货币协定的国家差不多有100个了。如果美国发起硬脱钩，强迫中国脱离美元体系，人民币并不是一个完全没有交易地位的货币。所以央行及时推出数字货币等措施，都还是很重要的，这将有效地帮助中国在应对金融硬脱钩方面形成一些必要的手段。

　　今天这个变化的局面，是非常严峻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我们无论怎么做思想准备都不为过。我们有很多人仍然以经济理性来看待这场斗争，然而美国现在是政治理性，它们对中国的文化渗透，人家不说反hua，而是反gong,仍然用老冷战意识形态试图切割中gong与中国，这种做法是非常险恶的，这也是软实力、硬实力、巧实力的结合所形成的话语体系。如果我们继续用过去传统的意识形态看待今天的挑战，会连这样的提法——它到底是什么都分不清楚。

　　很少有人注意到我们今天真正有竞争实力的，不是过去接受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形成的那些话语，而是中国从1998年开始大规模推进以国债投资拉动基本建设，也就是投资拉动战略。1998年林毅夫说过，中国还有20年的高增长，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空间广大，还可以有很大的投资拉动空间。同时应该注意到，我们是用国债投资为上游的设备制造业、重化工这些看家底儿的工业建立了一个投资市场，这样才有了中国在基础工业，特别是重化工、设备制造业上形成了一个20年左右的发展机会。到2018年前后，中国的装备制造业在世界上已经是举足轻重的了，比如最近，大舰、第五代战机都不断地在制造出来，这些军工一定是依托着相当雄厚的基础工业才有的。

　　对中国来说，我们能够应对将来出现区域一体化整合的重要基础条件，就是这些年大量的国债投资于基础工业上，而基础工业基本是以国有为主，短期内不产生收益，但有利于我们现在应对这次大变局，有利于我们应对现在的硬脱钩。如果在硬脱钩之后，中国仍然可以凭借自己相对完整的产业门类形成区域一体化重组，那即便我们不说中国就是东亚区域一体化重组的主导国家，它客观上也得是。当然这是在不出现严重区域冲突前提条件下的设想。如果一旦南海冲突爆发，中国的“东盟加一”结构恐怕会受到破坏;如果出现如台海战争之类的事件，恐怕东亚的整合也会出现严重的冲击，因为日本、韩国、新加坡这些美国的盟友得表态，它们得跟着美国走，加入到制裁中国的行列之中。

　　类似的这些事情，我们现在恐怕都要未雨绸缪了。如果形势是按照我们预测的方向发展，全球化转变为全球区域一体化的整合，并且区域一体化的整合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新冷战意识形态，那我们现在无论怎样做准备，都应该是不为过的。当然首先是思想准备，首先要把形势看清楚，不能再简单地用过去那套话语，特别是90年代以来接受美国的那套话语来分析我们的是非对错，要去价值判断、去意识形态，我们才能客观地看待全球化的危机和全球化危机之后区域一体化整合的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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