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共产党不仅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也为世界谋大同。习近平总书记首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呼吁“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华共同体传统，针对国际社会的共同问题提出的中国方案。中华共同体既是政治共同体，也是民族共同体，更是文化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与实践特征。这将为广大发展中国家选择合乎自身传统的发展道路，为促进世界多元文明的交流互鉴，为淬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价值贡献中国智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制度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不能定于一尊，不能生搬硬套外国政治制度模式。”中华文明政治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深度融合的产物。

 

　　首先，中华文明政治共同体根植于中华悠久传统。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从不断流的文明形态，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没有分崩离析，根子在于政治共同体。它通过建立集中的政制结构，确保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的完整；通过确立稳定的政治中心，保障了行政体系的执政效率和施政效果；通过强化民本思想，塑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政治伦理，形成了强大的协商共治传统；通过完善科举制度，选贤任能，促进阶层流动，确保了政权体系的开放性和先进性；通过大一统政治共同体的制度实践，塑造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政治底线。即便在历史上中华民族最弱的时刻，大一统仍是中国人恪守的基本共识，亦是中国总能够从分裂中走向统一的历史逻辑。

 

　　其次，中华文明政治共同体重塑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马克思深刻批判资本主义国家为“虚假共同体”，主张建构国家与社会和谐共生、个体与集体共同发展的“真正的共同体”。马克思主义政治共同体强调国家与社会的全面协作，而不是国家与社会的分裂对抗；强调协商民主的有序推进，而不是冲击秩序破坏稳定的激进民粹；强调国家治理的多方参与和社会矛盾的共存转化，而不是以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名义出现的对抗和斗争。由此，社会主义中国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伦理；必须强化人民民主，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必须重视追求团结、讲求实效的协商民主；必须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促进整个社会的大团结大联合。

 

　　最后，中华文明政治共同体升华于中华民族复兴征程。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饱受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政治分裂的苦难。辛亥革命之后，一味效仿西方的民主试验导致了中国更大的政治分裂与混乱局面。此后，正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把人民组织起来，扭转了“一盘散沙”的涣散局面，承担了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重建了政治共同体。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动员组织起了最广泛的人民群众，成功进行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涉及范围最广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变革。从革命到建设，从改革到复兴，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才能够成为统揽各方力量的政治中坚，才能够实现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才能够不断巩固壮大中华文明政治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56个民族共同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中华文明由中国各民族共创共传共享，形成了悠久的民族共同体传统，充分体现了鲜明的民族和谐交往之道。

 

　　中国各民族历史上虽然不乏冲突，但最终都在不同阶段铸就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先秦，商族起于东夷，周人起于戎狄，由夷狄而入华夏以主中原。在秦汉，秦人出于西戎而一统六国，完成了从西到东的华夏整合，汉朝设置“都护”经略西域而完成了由南往北的国家统合。在隋唐，经过魏晋南北朝以来的胡汉交融，王朝统治者一改以往“贵中华、贱夷狄”的民族歧视，代之以“爱之如一”的平等态度。宋代到清代，王朝统治者提出“皆是国人，不宜有分别”“胡汉一家”“华夷无间”等思想，创制一系列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民族宗教法规和管理体制，奠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格局。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史清楚表明，每一次民族大融合都促进了国家大一统和中华文明大发展；每一次国家大一统和中华文明大发展都强化了民族共同体意识。其和谐之道在于不同区域的农耕、绿洲、山地、草原文明的交流交融；在于不同民族的政权对于先进文明的主动选择弘扬；在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始终具有不断完善的制度实践与体制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融互鉴而形成的文明。”中华文明之所以没有随着盛衰兴亡而断流中止，之所以能够遇强则强与时俱进，始终得益于中华文明是一个文化共同体，海纳百川，包容开放。

 

　　一方面，中华文明以文化认同塑造文化共同体。判定一个民族是否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一员的标志，不是种族，不是血缘，不是地缘，而主要是文化。正所谓“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自秦汉以降，“夷”不断通过接受中华文化而变为“夏”；反过来，“夏”也可以放弃自己原来的文化传统而变为“夷”。历史上多个少数民族政权在军事上打败了中原王朝，却在文化上主动遵奉中华文化。这些少数民族往往并非出于被统治地位而被迫接受中华文明，而是在处于统治者强势地位时主动选择中华文明。无论是作为“多元”的源头，还是作为“一体”的支撑，大多数少数民族在制度文明、语言文字、天文历法、文学艺术等方面都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壮大作出了积极贡献。他们不仅是中华文明的接受者，更是中华文明的创造者。

 

　　另一方面，中华文明兼收并蓄会通外来文明。历史上，先有印度佛教的传入，后有西方基督教、伊斯兰教传入，中华文明均对其接纳吸收，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中华文化主干，变外来宗教为中国化宗教。近代以来，面对西方重大冲击和挑战，中国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进程，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正是因为中华文明开放而不封闭，包容而不排他，中庸而不极端，和平而不好战，面对文明的差异，中华文明才主张文明对话，而不是对抗。即使在中华文明被西方文明强势打压的时候，中国的思想家们都没有放弃这一努力。正如梁启超所说：“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它化合起来成为一种新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树立世界眼光，更好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这里的“统一起来”“联系起来”和“结合起来”，充分体现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义。中国人最爱讲同呼吸共命运，中华文明最推崇“协和万邦、四海一家”，这为全人类建立祸福相依、安危与共的命运纽带，构建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第一，中华文明追求天下大同，从无海外殖民。中国自古讲道义、重怀柔，崇尚“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反对穷兵黩武与扩张征服。历史上，中国与周边国家建立的是礼尚往来的朝贡体系而非掠夺性的殖民体系。明代传教士利玛窦对此感慨，“虽然他们有装备精良的陆军与海军，很容易征服邻近的国家，但他们的皇上和人民却从未想过要发动侵略战争。我仔细地研究了中国长达四千多年的历史，我不得不承认，我从未见到有这类征服的记载，也没听说过他们扩张国界”。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也更多的是靠自身力量实现发展，而不是靠对外转移矛盾或攫取资源。比如中国的人地矛盾非常突出，用世界上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0%的人口，靠的是我们越来越精密化的农业生产和杂交水稻，靠的是数千年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伦理。全球化时代，中国会积极参与国际分工，进一步挖掘自身资源和市场优势，着力突破制约发展的资源环境瓶颈，致力于通过同各国不断扩大互利合作，有效解决关乎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

 

　　第二，中华文明崇尚推己及人，从无强迫他人。既然是命运与共，就必然坚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既然是四海一家，就必然平等相待、和谐相处。中华文明命运共同体精神，始终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强调“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同理心；反对“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狭隘观念，反对“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的先发制人手段，反对非此即彼、唯我独尊的排他性心态。这些历经千百年的宝贵思想，很多已被世界公认为普遍伦理，刻在了联合国总部大楼大厅的墙上。

 

　　第三，中华文明坚持不往而教，从无文化霸权。作为命运共同体，中华文明从不进行强加于人的文化输出，更不推行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霸权主义。我们坚持文化多样性，绝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绝不会一厢情愿地输出意识形态。中国两千多年没派出一个儒生去外面传播过四书五经，反倒是全世界很多人来主动研究儒学；没有派出军人、教士、商人四处辐射性地向外征服输出，而是坐在原地，秉持自信，润物细无声地包容吸纳异族异质文化，最终形成民族文化共同体。中华文明共同体传统显然具有处理大规模人口、多文明形态共处共融的历史经验，显然可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