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南京大屠杀”、“慰安妇”、“七三一细菌部队”逐渐从日本教科书中被删除,日本有关战争的影视作品和书籍越来越习惯于将日本人置于受害者的立场。日本悄然由侵略战争的发动者和加害者转换为了受害者。由此,我们不得不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就是:作为东亚国家的中国和日本,对战争的记忆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与冲突、割裂与背离。中日历史认识问题成为横亘在中日关系上的一个重要障碍。
二战后,日本始终存在着一股否认侵略战争历史史实,否认侵略战争性质的势力。对强制劳工、“慰安妇”、日军遗留生化武器等战争遗留问题否认、抹杀或故意缩小。日本右派政治家不断参拜靖国神社、不断抛出否认南京大屠杀、否认“慰安妇”的言论。诸如,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等右派保守组织,企图误导日本国民的战争认识。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日本一批有良知的学者、记者、教师、律师、普通民众本着对历史负责、客观对待历史的态度,思考和研究日本的战争责任。他们编辑资料集、发行简报、举办演讲会、展示会等,还深入日军侵略过的国家采访战争的受害者、幸存者,亲手调查、搜集战争期间日本军队的罪行和证据,为构建日本民众对战争的客观、正确的记忆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是第一个站出来,全面采访、全面揭露日军侵华罪行的日本记者,也是第一个将整个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告诉日本人民的学者。1971年他初次踏上了调查侵华日军战争罪行的采访之旅。他的采访以连载方式在发行量近千万份的《朝日新闻》刊出,其中多篇报道涉及南京大屠杀。他的《南京大屠杀始末采访录》在日本出版后引起很大反响,右翼分子对他恨之入骨,攻击他“卖国”,给他打恐吓电话并骚扰他的家人。2003年,在日本右翼势力的怂恿下,南京大屠杀时开展杀人竞赛的“百人斩”刽子手向井敏明、野田毅遗属向井千惠子等三人,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将本多胜一告上了法庭,企图对“百人斩”历史进行翻案。之后的这些年,本多胜一一次次在法庭出具历史资料,为捍卫历史真相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日本历史学家家永三郎也为了揭露历史真相,坚持在教科书中记载日本在二战中所犯罪行,与日本政府打了35年官司,其勇气及不屈不挠的精神令人钦佩。还有一些日本的民间团体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思考和反思日本的战争责任。例如:以反对化学、细菌、核武器为己任的“日本ABC企划委员会”、支持日军细菌战受害者索赔的“要求国家赔偿七三一部队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律师团”、“七三一细菌战审判运动委员会”、针对否认南京大屠杀舆论成立的“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调查南京大屠杀全国联络会”、“南京证言会”以及支援中国战时被抢掳劳工、要求日本国家赔偿的“日中劳动者交流会”、“支持中国人战争受害者要求会”等等。在“慰安妇”问题上,日本一些市民组织,特别是一些妇女团体对中国和韩国的“慰安妇”幸存者进行了大量的采访、调查和研究。1996〜2004年期间,“查明日军在中国的性暴力实情、支援索赔诉讼会”对当年日军在山西省盂县实施性暴力的情况进行了多次连续的采访调查,进行着大量取证、研究和声援活动。参与调查的不仅有研究人员、律师,还有学生、公司职员、主妇等一般市民。他们通过大量取证、口述记录进行学术研究,还对盂县“慰安妇”幸存者的对日索赔进行了声援。2009年开始,“二战时期日军性暴力图片展”在山西省武乡县、北京、西安、广州等地举办。这主要是由日本一个市民团体推动的,致力于开展帮助日军性暴力受害者的对日要求谢罪和赔偿的诉讼,同时要将她们遭遇的苦难和充满勇气的斗争告诉日本国内外的广大人民,最终谋求杜绝战争和性暴力。
近几年,一批有关日军侵华期间中国战争受害者的著作问世,例如:《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日本社会评论社2002年版)、《黄土地村落里的性暴力—大娘们的战争仍未结束》( 石田米子、内田知行编,创土社2004 年出版) 、《鼠疫与村落—731 部队的细菌战与受害者的创伤》( 上田信著,风响社2009 年出版) 、《被731 部队占领的村落—平房村的社会史》( 关成和著,KOUTI 书房2000 年出版) 等。这些著作无疑在纠正右翼教科书的历史观、构建日本人的战争记忆中有着积极作用。
近几年,日本的一些民间团体与中国、韩国的民间团体及学者合作,针对日本右翼历史教科书合作编写《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分别在中日韩三个国家出版发行。中日韩三国的民间团体和学者共同举办“历史认识与东亚和平”研讨会。这些都显示了,对战争责任有着清醒认识的人们,正在相互交流、相互理解中探寻着一条跨越国境,建构战争加害国与受害国共同历史记忆的道路。(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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