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与应对中美经贸摩擦

　　对中国5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后，美国政府又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征收额外关税，并威胁对中国出口美国的另外2670亿美元商品征收额外关税。当前，探讨如何正确认识与应对中美经贸摩擦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美国试图改变多边贸易体制

　　特朗普政府挑起的贸易战绝不仅仅是针对中国，而是试图通过一场全球性的贸易战，改变多边贸易体制。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1944年7月，44国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举行创建战后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会议，达成《布雷顿森林协议》。基于该协议所形成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以美元为中心的金汇兑本位制，美元与黄金挂钩，其比价固定为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成员国的央行有权以这一比价向美联储兑换黄金，而成员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并保持固定汇率。凭借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权地位，美国超经济地发行美元，服务于本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目标，导致美元在20世纪60年代泛滥成灾，引发了三次大的美元危机。国际黄金市场掀起抛美元抢购黄金的狂潮，成员国央行则将持有的大量美元向美联储挤兑黄金。当1971年再次爆发美元危机时，美国黄金储备降至102亿美元，而外国央行的美元储备则高达459亿美元。显然，美国难以维持美元与黄金的官价，尼克松政府被迫于1971年8月15日宣布，美元停止按官价兑换黄金。当时外国人持有的610亿美元，也就永久性地丧失了向美国兑换黄金的权利。这是美国在二战后第一次单方面废除其主导的国际多边协议，导致二战后建立的国际货币体系崩溃。这种反市场原则的赖账行为，标志着美国开始进入霸权衰落时期。

　　霸权衰落的美国没有能力重构国际货币体系，但为了维持美元霸权，美国以武力威胁迫使石油输出国就范，将美元与石油捆绑在一起，石油交易必须用美元定价和支付。而“美元—国债”回流方式，使美元在全球的泛滥具有可控性。在牙买加协定浮动汇率体制下，美国依仗美元霸权，以单边利益支配了国际货币体系。它基于本国利益改变货币政策，直接影响各国货币的汇率和利率，而各国央行必须相应调整本国的货币政策。

　　美国贸易逆差根源于美元霸权

　　美国的贸易逆差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并且越来越大，根源于美元霸权。也就是说，美国享有通过印刷纸币支付贸易逆差的铸币税特权。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曾发出这样的感叹：为什么人们没有看破美元这位“没有穿衣服的皇帝”。客观地说，不是人们没有看破“皇帝的新衣”，而是人们看到美元霸权与美国超强军事实力的相互支撑带来的严重后果。长期以来，这种孪生关系压制了可替代美元的货币(如西德马克、日元和欧元)的发展空间，各国别无选择地使用美元。一种反市场的东西就成为了市场正常使用的东西。美元作为纯粹信用货币也就成了国际上的主要定价、支付和储备货币。但是，美元的这种霸权地位不具有可持续性。

　　2007—2009年的美国经济大衰退导致美元狂跌，1盎司黄金的价格接近2000美元。美元汇率的剧烈波动，使它越来越不适宜充当国际支付货币和国际储备货币。加之美国常将美元支付系统作为经济制裁中的“长臂管辖”工具(使用美元的国际支付系统被美国政治化了，而不是凯恩斯主张的“纯技术机构”)，因此，“去美元化”正成为全球性的潮流。如欧盟正在筹建欧元支付系统;一些国家的相互贸易采用本币结算;中国已启动了不以美元计价和结算而以人民币计价和结算的原油期货交易等。当然，去美元化的主要障碍是各国汇率的不稳定性。导致这种不稳定的原因，除了作为主导货币的美元汇率大幅波动的干扰外，主要是相关国家央行的货币政策缺乏协调。

　　可以理解的是，由于具体历史环境的不同，特朗普政府不可能像尼克松当年那样，仅凭一纸声明就改变国际货币体系的金汇兑本位制。特朗普试图通过一场全球性贸易战施以高压，迫使盟友和对手就范，以基于“美国利益第一”的单边贸易体制替代多边贸易体制。这样，特朗普政府就企图在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这两个关键领域，遏制相关国家的经济和科技的发展，确保美国利益凌驾于各国之上，美国也就再次“伟大”起来。

　　但美国霸权衰落到如此程度，“结束一个时代并迫使其放弃旧伪装”，成就特朗普这样的妄想非常困难，更遑论实现其“伟大的替代格局”(基辛格语)，以单边贸易体制替代多边贸易体制。“特朗普现象”并非“尼克松现象”的2.0版。特朗普政府发动的贸易战不仅遭到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反击，也遭到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反击，更遭到美国地方政府、企业、商业协会和民众的反对。这是尼克松废除《布雷顿森林协议》时完全看不到的。

　　共赢才能通向更好的未来

　　尽管美国政府挑起的中美经贸摩擦是史无前例的，但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相比，在最坏的情况下，我国失去的是5000多亿美元的出口市场，依然属于局部性问题。但如果我国不能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失去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展机遇，则将带来严重的全局性问题。我国的制造业会停滞在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导致社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途和命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有一个著名论断，“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不仅适用于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更适用于170年后的当今中国和其他各国。即使对美国来说，第四次工业革命也关系到其霸主地位的沉浮。特朗普挑起中美经贸摩擦的主因，并非真要实现美国经常项目的平衡，而是担忧中美在新工业革命中的零和竞争，会导致美国陷入“高收入陷阱”，失去霸主地位。人们应当看到，以机械化与智能化融合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涵盖了许多领域的科技创新，绝非一国靠一己力量就可以完全垄断的。中美经贸合作互利共赢，“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共赢才能通向更好的未来”。

　　当前需要我们有理、有利、有节地应对中美经贸摩擦，绝不会依赖美国市场来发展本国经济，也不能将本国经济发展与美国市场“脱钩”。因为美国市场主导着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在马克思看来，农业国若要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以公有制为起点向共产主义发展，必须保持“与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的联系”，利用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而不能隔绝于世，舍此没有他途。面对特朗普政府的极限施压和讹诈，我们必须保持战略上的定力，充分发挥政治上的智慧。

　　加快形成中国经济新优势

　　从根本上说，国际贸易源于国际分工以及各国在产业结构上的互补性。在社会分工企业化和企业分工社会化的当今，已超越了国际分工以不同产品为主的斯密—李嘉图时代，产品部件的国际分工和同种产品在各国的差异化生产，已成为本轮全球化中国际贸易的基础。由此形成的全球供给链和全球需求链奠定着各国合作与非零和竞争的基础。这是全球化不可逆的根本原因所在，也是中美需要建立合作与非零和竞争关系的客观基础。特朗普政府既不可能将全球供给链搬回美国，更不可能将全球需求链挪到美国。美国需要拥有近14亿人口的巨大中国市场和产能。构建中美合作与非零和竞争关系，关系到我国维护长期的外部和平环境和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要不畏浮云遮望眼，善于拨云见日，把握历史规律，认清世界大势。”我国应排除一切干扰，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中心，协调一切资源，利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新机遇，形成中国经济的新优势，从而改变中美经贸格局。

　　(作者单位：广东财经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广东东莞理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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