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放：中间阶层的景象历史与社会主义未来胜境

高放：中间阶层的历史景象与社会主义未来胜境


作者：高放   来源：《同舟共进》2011年第3期   来源日期：2011-3-2




众所周知，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结构模式是最稳定、最可持续的。改革开放以来，原本凝固的社会阶层重新分化与流动，其中，中产阶层的异军突起是一个重要现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应开创一条不断壮大中间阶层以达到全民共同富裕的新路，形成陀螺型的社会结构，如果不努力壮大中间阶层，而听任官商勾结泛滥、不当致富的巨富丛生，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有功亏一篑之虞。



题记：改革开放以来，原本凝固的社会阶层重新分化与流动，其中，中产阶层的异军突起是一个重要现象。



众所周知，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结构模式是最稳定、最可持续的。2010年4月1日，温家宝总理在《关于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要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5月2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样提出了“提低，扩中，调高”的目标，其中的“扩中”，就是要扩大中间阶层。



但曾几何时，我们的财富不断地向富人阶层集中;而占据社会多数的底层民众的收入增幅远低于GDP的增幅;沉重的税收、房价和教育医疗费用已让一部分中产阶层“塌陷”，社会呈现出危险的“M”型结构。如果缺乏中产阶层这一“缓冲地带”，社会结构就会变为贫富阶层的直接对立，最终导致戾气丛生，矛盾频发，严重影响国家的稳定与经济发展。中国社会的命运是与中产阶层紧紧维系在一起的，一个健全的中产阶层的形成和壮大，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唯有这种力量的壮大快于其他力量，未来的改革才会趋于良性。这有赖于普通民众的广泛参与，也有赖于执政者拿出改革的勇气和智慧。



中间阶层是促进社会稳定发展与和平转型的中坚



人类社会的发展，自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经历了大约5000年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都是以农业为主体，以小农经济为基础，以个体化小生产为依靠。那时社会的阶级结构就已经是葫芦型，即底层的劳苦大众占绝大多数，上层的统治者占少数，中间存在着一个数量中等的中间阶层，如中小工商业经营者、中农、从事行政管理和文教工作的族群等。这个中间阶层承上接下、安上抚下，使“葫芦”能较稳当地伫立，而不至于东倒西歪倾倒下来。可见，中间阶层对社会的平稳发展能起到重要的平衡、调节作用。关于这一点，古希腊政治学之父亚里士多德早在《政治学》中就已鲜明地指出：“就一个城邦各种自然成分的配合说，唯有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



“中产阶级(小康之家)比其他任何阶级都较为稳定。” (《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到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最先在欧美主要国家确立后，中间阶层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呈现出日益消亡的趋势。资本主义社会以大工业经济为基础，以社会化大生产为依靠，极大地加速了贫富两极分化，绝大多数人沦为无产者，极少数人竞升为资产者。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无产阶级就是这样从居民的所有阶级中得到补充的。”换言之，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趋势是中间阶层的日益消亡，社会底层越来越大，社会上层越来越小。这是一种锥体型的社会结构，日益壮大的底层力量是很容易翻转过来把顶尖砸碎的。



但经过160多年的实践，为什么迄今资本主义仍有较强的生命力呢?这自然有多方面内在和外在的原因，我认为重要的一点，是19世纪中叶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一种新景象，即旧的中间阶层虽已衰亡，新的中间阶层却不断增长。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统治仍需要大批独立的经营者与自由职业者为其效劳;雇佣劳动者有一批精干的能手得到了较高收入或者也转化为了独立经营者。到20世纪30年代，中间阶层在发达国家已约占人口30%。实践证明，这一阶层的不断壮大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当今发达国家里中间阶层约占人口60%～70%的现实，又使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从锥体型变为葫芦型、橄榄型，即底层的造反力量越来越弱小，中层的稳定力量越来越强大。这样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就难以推行，中间阶层有可能成为资本主义和平转型的中坚力量。



中间阶层的缺失是导致苏联模式灭亡的重要原因



社会主义的本意是要充分继承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公共所有制，克服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剥削众人劳动成果、压迫众人自由活动等弊病，消除贫富两极严重分化，达到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和人民大众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本来应由西欧、北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带头实现，可在1917年特殊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却由较为落后的俄国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从1917年到1936年，苏联只花了不到20年时间，不顾经济文化落后的实际情况，背离落后国家通往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用行政命令和强行推进群众运动的办法加速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消灭城乡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产阶级，普遍建立带有浓厚官有制色彩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工农大众的经济政治地位和文化水平虽有所提高，但在分配方面却实行平均主义。后来又对外扩张，并与资本主义列强进行军备竞赛，致使国富民不富，人民大众收入长期普遍较低，并未壮大中间阶层。而苏共领导人从30年代起加速培植党、政、军、官僚等特权集团，剥削、欺压人民大众，缺少社会主义民主自由，导致新的两极分化越来越大。到了上世纪80年代，高低收入差别竟从30年代的30多倍扩大到100多倍。社会并没有成长起强有力的中间阶层，以起到调节、缓解和带头富裕的作用。



这种带有浓重封建主义和教条主义色彩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其社会结构恰似资本主义初期那种锥体型。在统治集团的高压下，社会表面上长期显得较为稳定，其实潜伏着深层危机，矛盾随时有可能爆发。斯大林逝世后，苏联领导人长期延续斯大林体制，延误了自我改革的时机。到了1991年，在各种合力的冲击下，这种体制终于自行崩溃，被人民所抛弃。国家又重新转轨到资本主义道路。东欧社会主义各国的覆亡与苏联大体相似，其历史教训十分深刻。



壮大中间阶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



我国从1978年端正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路线后，以史为鉴，实行改革开放，重新认识并提高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邓小平英明地指出：“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达到共同富裕之路就是：通过工资立法和各种政策激励一小部分人每年靠勤奋劳动创新增加收入，逐步先富起来，形成越来越强大的中间阶层;再由这个大部分人富起来的中间阶层带动另一小部分人也富起来。同时要大力扶助弱势群体(尤其是残疾人)和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远地区、穷困地区的大部分人也逐渐富裕起来。邓小平还语重心长地指明：“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改革开放32年来，我国人均GDP从不足300美元上升到4000多美元，城乡居民收入大有增长。说到中间阶层，改革开放之初几乎是从零起步，到2010年时已约占人口的23%，近5年增长较快，每年均长1%(即2005年占18%)。依此推算，在“十二五”规划期间，中间阶层能够增长到占人口的28%。我们理应加大力度，争取达到占30%以上。只要持之以恒地重视中间阶层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新作用，在生产和分配政策方面不断进行调整，那么到2021年建党100周年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时，中间阶层可望约占人口的40%;到2049年建国100周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时，中间阶层可望约占人口的70%。这个社会主义未来的美境、胜境，经过我们全民努力，一定能够实现。


但令人深感揪心和忧心的是，上世纪90年代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没有紧步跟上。党政各级的一些领导人没有遵循宪法党章逐步实行真正的民主选举和民主监督，依旧是层层任命、等级授职，以致官商勾结、官员腐败愈益严重，形成了包括高官、高管和富商在内的顶富集团。根据全球财富信息公司X财富研究公司最新的信息简报，中国大陆有近1.15万人的财产超过3000万美元，如果算上上市公司和未上市公司的股票、住宅和投资的房产等其他可供投资的资产，这些人实际身家加起来至少有1.65万亿美元，其中至少有150人的财富超过10亿美元。(2011年1月20日《参考消息》)这使得我国当今社会结构已经超过资本主义国家两极分化的趋势。长此以往，我们甚至会形成哑铃型的中间小、两头大的社会结构，从而背离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方向，是应该及时猛醒、悬崖勒马、回头是岸了。当今很有必要加大教育投资，大力提高大、中、小学教师和博士、硕士、学士的工资待遇，大力提高科技人员、低层公务员、各行业低层职工和熟练工人、农民工的工资待遇，加快壮大中间阶层，使之能起到抑上扶下、制上帮下、监上助下、督上促下的独特作用。这样才能朝着先富带动后富之路前进，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当然，共同富裕并非同等富裕，凡是勤奋创新贡献更大者，理应更加富裕一些，在中间阶层中也应有不同层次的区别。各级党政官员都是社会公仆、人民公仆，他们按理都属于社会中间阶层，不应出现巨富。国营和各种形式公营企业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包括最高级总经理在内的高、中级管理人员，按理也属于中间阶层，也不应出现巨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非公有制民营企业家合法经营有方，有少数人可能成为巨富，国家应通过高额累进税、高额遗产税等税收政策，发展慈善事业调节其收入。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应开创一条不断壮大中间阶层以达到全民共同富裕的新路，形成陀螺型的社会结构，这种上下大体一致、上略大于下的社会结构，显然比历史上已有的葫芦型、锥体型、橄榄型的社会结构都更加优越、美好。那才是劳动创新、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和谐幸福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完满体现，那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美境、胜境。如果不努力壮大中间阶层，而听任官商勾结泛滥、不当致富的巨富丛生，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有功亏一篑之虞。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盛世危言，逆耳忠言，恳请衮衮诸公垂察明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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